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他不仅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而且与清王朝长期奉行的盲目排外、闭关锁国政策不同，以务实的态度和作风开了了解西方情况、学习西方知识，并将之付诸行动的先河。
林则徐与“民主”政治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面对西洋的坚甲利兵，不得不作“西夷”背景的了解，因此有《四洲志》之编著。《四洲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概况，内容包括地理历史、政治制度、财政经济、军制武备、对外关系、科技文艺、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许多新知新闻。这部书对于当时的中国，犹如一股清新的“民主”空气吹进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堡垒，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为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扬“民主”大旗制造了舆论。
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该书竟然提到了西洋的议会，特别是英、美、法三国的上下议院，颇有相当篇幅。该书叙述英国上下两院的结构时，谓上院议员多王公贵胄，全院约426人；下院议员来自地方，“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共658人。谈到议院的权力，指出“国王虽有权裁夺，但必由‘巴里满’(Parliament)议允”；国王行事有失，承办官员要交“巴里满”议处。美国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军国大事，必“西业”会议而后行。西业即今之参议院(Senate)，其议员经由选举产生。选举是将选票“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以推荐最多者为入选”。法国设“占马阿富”(Les Chambres)，其制度与英国相近。①
《四洲志》讨论英、美、法议会的组织、权力关系、选举等。林则徐介绍这些观念时，相关的名称都是音译，例如上院译为“律好司”，下院译为“甘文好司”，原来就是House of Lords及House of Commons的音译，但均未予转换，不谙原文者，读之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林则徐似乎对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加上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因之决定敦请魏源作全面性的补充。
然而，魏源的补充并未超越林则徐的《四洲志》，原因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限制了其个人视野，重点放在了解英人的坚甲利兵，于议会政治甚少措意，大多转抄《四洲志》的内容，没有进一步的发挥。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魏源提到了议院多数决的原则，“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感觉其为一美好制度。②
作为“民主”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具体运作——议会思想进入中国，加快了中国的民主进程，由此，才有了清廷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仅深入理论，同时考求实施的技术，至此中国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实行时期。
议会思想于1840年前后进入中国，这无疑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当时引进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有功名的绅士，如冯桂芬、王韬等；一类是政府官员，如林则徐、魏源等；一类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如麦都思等。林则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民主”政治的中国官员。
林则徐与“论用兵”
为了准备反侵略战争，对西方军事、科技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便成为林则徐重点关注的内容。从《澳门月报》第四辑“论用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论用兵”收集了广东、福建的一些海战材料，林则徐根据从澳门翻译的书报中对这些海战的评论“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蛋户”，③又了解到英舰害怕我用火攻，这进一步发展了林则徐“民心可用”的思想，因此，在反侵略战争中，他招募渔民、蛋户编成水勇，并采用火船出其不意进攻敌人，且屡获胜仗，大大增强了其抵抗侵略的决心和信心。
通过对西方军事情况的了解，林则徐认识到英国在军事方面的优越与先进，为了学习英军的“船坚炮利”，他还从澳门购买了军事技术资料，组织摘译了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训练军队学习使用欧式大炮，并在广东防务中应用。为了改变中国的军事落后状态，林则徐通过澳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船炮，譬如，他从澳门“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④这些铜铁大炮被用以装配虎门炮台和广东水师船只。外国的帆舰无法引进，他便通过美国商人购买商船“甘米力治号”，将其改建为兵船，船上共装有34门英制大炮。林则徐曾试图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合作，以这条船为模型来推行水师的近代化，这可说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最早萌芽。
战争规律告诉我们：知己知彼首先是战争实践的要求。19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控制中国这个广大市场，对华肆逆称兵已是迟早之事。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通过接触外界认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志气叙事”。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鸦片战争作准备，是在“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蛋户”。正是通过对对方的了解，林则徐不仅看到了中国水师的腐败和人民力量的伟大，也看到了英敌的怯懦，从而相信“民心可用”，继而招募渔民、蛋户丁壮5000人，变为水勇，日夜操练，成为后来抵抗英军的强大的战斗力。
除调查研究英敌动态外，他们组织专人翻译外文书报，编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和《各国律例》等，介绍外国的政治经济、地理位置和风俗习惯，使中国人民对外国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也使林则徐认识到英距中国“历海程七万里”，从而在广州严密设防，“以逸待劳、以守为战”，使英舰逡巡海上而不敢冒犯广州，被困于海面。尽管鸦片战争中我方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林则徐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上却充分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即使被撤职后，他也不忘对地方的研究。1841年4月14日林则徐应邀筹议战守时，仍高兴地呈上了一份长达2000余字的防御粤省计划，计划中对对方进行了这种阐述：“周密探报敌情，捉拿汉奸，英军行动‘朝夕变迁’，并非一致，必须派遣妥干人员，或轮流改装分路确探，或在澳门暗中坐探。”这再次展示了林则徐对敌方研究的高度重视。
林则徐与“新闻纸”
澳门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据之后，西方国家人士就不断地移居澳门，使澳门逐渐成为西方商人的立足点、鸦片贩子的贩毒中心以及外国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情报收集站和给养基地。正因此，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知识和各种信息也随之带进澳门，这也带动了澳门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新闻纸”也就应运而生。
澳门汇聚大量西方文化和信息，成为林则徐了解西方的一扇窗口。由于清王朝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文化上则实行愚昧的专制主义，不允许任何背离“经书”的“邪说”、“异端”存在，禁书之严为历代所罕有，阅读“夷书”更属大逆不道。因而，西方近代先进的文化、知识等很难进入中国内地。而澳门由于已成为西方人的居留地，无形中成了中国唯一能够接触西方事物、获得西方信息的地方。在澳门，不仅有各种西方书籍传入，而且西方人还办有各种报刊，如《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这两种报纸原在广州办，1839年5月移至澳门)和《新加坡自由报》等，这几种报纸被统称为“澳门新闻纸”。此外还有《澳门杂录》、《中国丛报》等。这些报刊的主要内容涉及外国人对有关时事政策的反应、报道和评述等，而这正是林则徐在禁烟活动和反侵略斗争中需要的。因此，林则徐一到广东，就将澳门作为其了解外部世界的首选之地。用林则徐自己的话说：“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情传到该国，并将该国事情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⑤从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林则徐组织翻译了澳门的外国报刊和书籍，金安清在《林文忠公传》中说：“公独设间得其新闻纸，及外洋记载，通以重译，能中其窥要，而洋人旦夕所为，纤悉必获闻，西酋骇为神助。”⑥可见澳门独具的西方知识与文化信息汇集的条件，正好为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了解西方、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方便之门。
林则徐作为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能够冲破保守势力的藩篱，努力探求西方新知，向西方学习，其影响是深远的，这在当时或多或少地延缓了中国被英国殖民地化的进程，同时为中国文明与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 释：
①②徐继瑄著，山一平点校：《瀛寰志略》，《点校说明》，卷十二和卷五十九。
③杨松涛著：《林则徐与澳门》，《佳木斯大学学报》，2000(1)。
④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⑤张秀玉：《林则徐与澳门》，《江汉论坛》，2000(8)。
⑥剂思和、林树惠、寿纪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作者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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