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波先生是当代“浙派人物画”的代表人物，在美术学院的刻苦学习使他既有扎实的写实基本功，又有强烈的现代审美意识。其作品肌理丰富、厚重明快，除了注重中国传统笔墨技巧之外，也强调了“人物画”的造型和素描效果。就其丰富的绘画实践，我们对梁老师进行了采访。
记者：作为浙派人物画家中继往开来的传承者，在这么多年的绘画实践中您对“浙派人物画”有什么样的看法?
梁平波：“浙派人物画”可以说是“改革”、“创新”的宠儿。李震坚、方增先、周昌谷等老一辈画家在作画时就将西方扎实的造型艺术和中国花鸟画的笔墨进行了巧妙结合。新中国建立以后，“浙派人物画”更是融贯中西。中国画的传统注重的是意境表达，在西方艺术介入后，这种特色大为弱化。有鉴于此，“浙派人物画”做到了既关注意境，也注意吸收西洋素描技法，从而赋予对象诗化和抒情性的意境表达。吴冠中先生在看到“浙派人物画”的时候就说过：“你们的笔墨是从僵化中解脱出来的笔墨，是变革过的笔墨。”“浙派人物画”描绘的都是最平凡的生活，有村姑、农夫、牧民，等等，从中你能够感受到“浙派人物画”对生命和社会的本能关注。写生时有了来自生活的体验、观察与积累，纯真自然又震撼人心的效果就出来了。在继承传统绘画精华的同时，我想在未来的实践中“浙派人物画”还会有更多、更新的变化。
记者：我们知道您曾两次随中央慰问团赴西藏，后来便产生了蔚为壮观的《走进西藏》等一系列描绘藏民的长卷。您能谈谈当时的创作背景吗?
梁平波：1995年，我随中央慰问团赴西藏，2001年，我再度随中央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站在雪域高原上，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雪白的山峦、瓦蓝的天穹、成群的牛羊、沿山而筑的村落，一切都显得浑然天成。当时我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给朋友、家人打电话，想和他们一起分享激动的心情。当然，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些藏民朋友，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淳朴、坚忍、勇敢、热情。所以我就有了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想把藏民那种深沉、豪迈的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记者：您为藏民长卷的创作一定倾注了巨大的心血，能具体谈谈它的创作手法和构图层次吗?
梁平波：高原人群风吹日晒所特有的皱纹，挺拔的骨架，沉稳、自信的神态，都很吸引我。我希望表现的是他们的坚忍、淳朴和热情，而不是一味的沧桑。为了达到浓厚而又深沉的效果，我使用了多层、强烈的笔墨手法，也就是把墨色一层层地往上叠，尤其在手、脸的处理上，下了很多功夫。另一个主要表现方法是利用光。我尽力去表现那种强烈而又富含紫外线照射时的感觉，有时，我还会用逆光来强化形象的分量，赋予他们生活强者的影像。
在构图上我是这样安排的：第一层次是前排半身和全身的特写人物，有吹大法号的喇嘛仪仗，有载歌载舞的欢乐人群，有围坐火塘烧酥油茶的妇女，有镌刻经文的石匠，有剽悍的草原雄鹰。这个层次的人群横向伸展，构成长卷的主旋律。他们有的站成一排，有的围坐一圈，这样基本的大节奏就是有张有弛、有紧有松。在这一层次的后边，是远处的人群、奔走的牛羊、飞驰的骏马和苍莽的雪域群山。这第二层次推向了画面深处，推向雪域高原。第三层次是金色的藏文经文。这些祈求幸福和祥瑞的经文在空中穿行，散布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气息，和这山川、人群、牛羊一起，传达出藏民族独特、丰富的精神世界。
记者：除了大型人物画，听说您对连环画情有独钟，《一千零一夜》、《变色龙》、《笑面人》等外国题材的连环画都是您的佳作。请谈谈您对连环画的看法。
梁平波：连环画俗称“小人书”，最早出现在古代书本的插页中。新中国建立后，“小人书”备受中国人的追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创作过很多连环画。画连环画对后来用毛笔画画是有好处的，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连环画变化多，你得像当导演一样，面对一个像电影脚本那样厚的本子，将构图、人物安排都考虑周全。连环画画多了，那么你的构图、人物组合能力就会大大增强。但连环画中的许多形式是影视无法取代的，其中内容的历史性和思想性也是现在流行的卡通无法比拟的，有些图画还可以为学习历史提供参考，比如各个年代人物的穿着就非常鲜明。现在“小人书”市场需求扩大了，但我想，无论是产品还是价位，符合大众消费特点的才最有生命力。
记者：一直以来，您担任政府部门的很多职务，工作很繁忙，请谈谈您是如何处理政务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的?
梁平波：工作与创作的确是有冲突。创作的时间都是靠挤出来的。我经常跟人说，我一天上四个班：白天两个是工作，晚饭后睡觉前画画，凌晨三点左右又起来画，有创作冲动的时候，是很难保证睡眠的。我认为，一个干部光会做报告、批文件是不够的，应该有方方面面的技能。政务是逻辑思维，画画是形象思维，用脑的方式不同，是可以互补的，就像打球也能放松一样，画画对政务是有好处的。
记者：梁老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梁平波：感谢《世界知识画报》对我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