蛆，脏物，尘垢，泥点，黏土，炉渣，沙砾，垃圾，煤灰，渣滓，灰尘，烂泥……被侮辱，被追截，被鄙视，肮脏几无藏身之地。兜头盖脸的广告和接连来袭的健康提示仿佛永远在命令你要洗净身体、办公室或者家里的每一个角落。病菌静静地潜伏着。皮肤和家具一样必须冲刷、消毒再喷上香水。最新引起恐慌的是电脑键盘：据说电脑键盘上存在的微生物是普通厕座的近70倍。
用柑橘、薄荷或者杏仁的香味清除污垢的想法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商机。根据研究机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统计，世界每年用在购买肥皂、液体凝胶和洗涤剂上的花费高达240亿美元。另外1060亿美元则花在了衣服、餐具、厕所和其他物品的清洗上，包括浴缸和淋浴器等本身就用于清洁的物品。定期公布的研究向人们揭露了邋遢造成的令人震惊的恶果：至少76%的厨房水槽布沾满细菌；1/3的美国男性在使用公共厕所后没有洗手的习惯；对猪流感蔓延的担忧目前正在为袖珍抗菌洗手液的市场销售额连刷新高。
然而，西方对肮脏的恐惧并非来自天生。1965年，只有50%的英国女性有喷腋下除臭剂的习惯。再回溯到1940年，只有超过半数的美国家庭拥有一个像样的浴室。1951年还有接近2/5的英国家庭没有浴室，而这并不是完全由战后贫困所导致的。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们定期沐浴的理念在当代豪华的套房浴室里重新发扬光大，然而它也曾在第2个千禧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那么受人待见。那时候，水被认为能携带疾病侵入皮肤，而被污垢堵得严严实实的毛孔能抵挡住一切进攻。17世纪的欧洲贵族很少洗澡，相反，他们贴身穿亚麻衬衫以吸附皮肤的污垢，并用大量的香水和油脂来掩饰体臭。
污垢的意义就像一块弄湿了的光滑香皂。西方对卫生的态度不仅随着现代医学和微生物学的发展而改变；清洁的历史，同时是家电和屋内陈设的发展史，而且也是大众消费市场和全球品牌的发展史。
太高贵而不能洗
吊诡的是，恰恰是对疾病的恐惧，包括梅毒和黑死病，使人们不再青睐水。弗吉尼亚·史密斯在《清洁：一部个人卫生和清洁的历史》中如是说道，十六世纪的人们普遍认为公共浴池之中隐藏着一种特别的危险。当时的公共浴池，是由从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返回欧洲的十字军重新引入到欧洲的，曾一度风靡于中世纪的德国、瑞士及法国等国家。但随着疾病的大规模爆发，医学界的人士开始认为热水能打开皮肤，让瘟疫或者其他的疾病侵入身体；同时，说教者也谴责在浴池里淫荡堕落的行为。到了1538年，弗朗索瓦一世正式宣布关闭法国澡堂；亨利八世 则在随后的1546年关闭了萨瑟克的“汤浴池”。
一个奇葩的时代随之开启。人们无论贫富，均与肮脏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对于那些天生有洁癖的人来讲，这也许是最坏的时代，因为法律规定即便是拥有私人浴室也将被判有罪。根据法国宫廷医生让·海拉德的详细记载，一直到7岁，生于1601年的路易十三才洗了一次澡。乔治·维加罗（在《清洁和肮脏》一书中介绍说，17世纪时人们普遍认为亚麻具有吸汗的特殊属性。对一位绅士而言，拥有一衣柜的精细亚麻外套与内衣以供日常换洗，是讲究卫生的极致。当时文艺界的风云人物拉辛和莫里哀各拥有30套亚麻服装。
在热水中洗澡被认为对健康有真正的危害。法国的亨利四世是出了名的脏，“他的身上散发着汗水、马厩、脚和大蒜混合在一起的臭味”。在得知苏利公爵洗过澡之后，国王连忙向他的私人医生安德烈·杜劳伦斯征求意见，然后不出意外地被告知这位可怜的公爵有可能变得体虚。因此，国王向苏利公爵发出了一条紧急通知，阻止他出门以防感染。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每个月只沐浴一次；而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似乎只清洗过手指。当时天主教修士的一位医生托马斯·莫尔顿还出版了一本医疗小册子告诫人们在瘟疫流行期间需特别谨慎：“不要使用浴室或者火炉；不要出太多的汗，因为这些都会打开人体的毛孔，让大量的细菌侵入皮肤并传染到人的血液之中。”
关于水的危险一直像神话般流传了下来，到了18、19世纪，这种观念的改变过程比预期的还要漫长。路易十四曾在凡尔赛宫建造了豪华的浴室，但马蒂·达·维哈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中》一书中解释说路易十四建造它们的目的并不是用来清洁身体。一个世纪之后，拿破仑和约瑟夫均非常喜欢热水沐浴，他们拥有好几个豪华的坐浴桶。凯瑟琳·昂丝伯格在《清洁：一部不清洁的洗涤史》中指出沐浴与外交具有一定的联系：局势愈紧张，沐浴时间愈长。1803年亚眠（法国北部城市）的和平状态被打破时，拿破仑在浴缸中待了整整6个小时。
医疗的进步让用水重新成为时尚。欧洲的上层社会流行从位于前罗马浴场 附近的矿物温泉中取水；他们喜欢让疲弱的身体接受水疗，而不是用水清除身体的污垢。19世纪，细菌理论通过外贸、殖民和旅行与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一道传播开来：来自土耳其和北非的浴池，来自印度的洗发水，还有来自法国的坐洗盆和用橄榄油制作而成的马赛肥皂。水和卫生慢慢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而肮脏重新被打回原形。
你喜欢的肥皂沫
英语语言将“肮脏”一词妖魔化了。它里面充斥着诸如“干脏活”、“脏钱”或者“脏话”等词语。在英国，警察们被谴责为“垃圾”。所有的政客们都力求避免“家丑外扬”。出生卑微的人被认为是出生“赤贫”，而富人通常“一身铜臭味”。
清除污垢是一件好事，宽容点说，仅仅不存在污垢也是一件好事。“一张无传染病的健康证明书”、“一个干净的记录”、“大胜利”或者“有趣的事”能唤起有益健康的完美无瑕，重生或者井然有序。洗礼，不论是犹太文化中的尸体还是印度婚礼中幸福夫妻的双手和双脚，在许多文化和信仰之中都承载着宗教的象征意义。许多宗教将沐浴与宽恕和赦罪联系起来。
这种联系似乎已经深深地植入西方人的想象之中。散文集《肮脏》的编辑敏迪·刘易斯在书里写道，“在清洁的过程中，我们能理解生命的意义，将杂乱分类，重新恢复心灵的秩序，解决愤怒和挫败，重新发现生命的美丽，并且表达我们对他人的喜爱或者仇恨”。散文集的作者认为，清除污垢有时能愈合伤痛，而有时则带来压抑；有时抚慰身心，有时则使人心神不宁——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下经历其中的某一种感受。
《肮脏》的一位作者描述了她那种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神经质是如何导致了婚姻的破裂。“对我来说，在这虚空的生命中，力求清洁的行为代表了我对控制力永远的追逐。”另外一位作者则阐释了清洁如何成为一种表达自我价值的方式：“在我有时似乎找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时，清洁给了我一种目标感。在家里，总有一些东西要除尘、吸尘和处理掉。”
显然，人们今天厌恶肮脏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自从法国的路易·巴斯德和德国的罗伯特·科赫分别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了细菌理论，基本的卫生措施开始起到遏制疾病传播的作用。细菌的发现给19世纪的卫生改革者带来了科学上的支撑，他们早期的努力有得有失，只因当时对肮脏的漠视太过普遍。法国公共教育部1884年委托发布的一份报告宣称，“在所有的文明国家中，我们是最不重视清洁的。即使在富裕阶层当中，严格的身体清洁仅限于身体的可见部分”；至于乡下的穷人，“建议他们洗澡会引起大多数农民的恐惧”。
19世纪末，公共卫生的改革促使曾经在中世纪的欧洲非常流行的公共浴池和洗房重新建立。在进步主义时期，纽约建造了25座公共浴池，当时大量来自欧洲的贫穷移民涌入纽约。芝加哥自由洗浴和卫生联盟在1897年称，“教化那些涌入进来的野蛮欧洲人的最伟大的力量就是公共浴池。”
就其自身来说，公共浴池的建设并不足以吸引人们洗浴。乔治·奥威尔 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一书中描绘了1937年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等工业城镇中工人阶层的生活，并声称在工人阶层中，基本的卫生措施并不常见。他写道，“有些房子如此令人惊恐，以至于超出了文字描述的极限。
这里一个充满秽物的浴缸，那里一罐没有洗过的坛子，更多的坛子随意堆在墙角，到处是撕碎的报纸。屋子中间总是摆放着同一张令人恐惧的桌子：桌面上铺着一层黏糊糊的油布，堆满了炊具、熨斗、织了一半的袜子、一片片不新鲜的面包和用油腻的报纸裹着的一块块奶酪。
当奥威尔思考着“难道‘下层人’闻不到难闻的气味吗？”这个问题时，他指出：“每天洗澡的习惯是最近才在欧洲流行起来的，一般而言，工人阶层比资产阶级更加保守。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干净，并且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一百年之后和日本人一样干净。”
如同19世纪工业化之后的英国和美国把公共卫生改革的重点放在基本卫生指标上一样，今天我们也在为遏制世界上赤贫地区的疾病传播而努力。将洁净的水引入村庄和贫民区与鼓励洗手被认为是降低婴儿死亡率的最有效手段。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每年有350万儿童死于腹泻或者相关疾病，而这些疾病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卫生措施预防。
然而在西方，清洁的标准似乎已经超越科学领域，进入了时尚流行圈。可以肯定的是，一排排的喷雾剂、凝胶、洗液，如果用到如神坛一样巨大的洗浴盆中，必将吓坏上世纪大多数的欧洲人。
1879年，美国中西部企业家詹姆斯·甘宝向市场推出了一款温和的多功能白色肥皂。他同事的儿子哈利·波科特将其命名为“象牙”，它是今天宝洁公司最畅销的肥皂品牌之一。美国人领导了战胜肮脏的运动。科学基础、创新的勇气和开化移民的使命都发挥了其作用。昂丝伯格女士这样写道，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清洁已经不仅仅与虔诚信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代表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在芬兰和北欧其他国家，蒸汽桑拿浴的文化使他们保持了较高的卫生水平。但是，由于他们易出问题的浴室管道和忽视体味的迟钝嗅觉，欧洲人依然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落后。相比之下，美国公司在设置新的卫生标准时表现出了无穷无尽的创意。全身上下的清洗、除臭剂的使用、腋下毛发的剃除以及用洁齿漱口液漱口：每一样都已经成为美国现代自尊女性的必修课。
1936年，《妇女的家庭伴侣》杂志中刊登的一则力士香皂广告中，头发光泽的年轻女子弗兰西斯绝望地靠在一棵树上哭泣：“可是，我已经31岁了…现在已经嫁不出去了……”幸运的是，她的朋友帮她赢得了情郎，方法是用力士香皂洗内衣。广告建议道，“避免使人不悦！很多女孩因为一次令人震惊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内衣散发的汗臭味，失去友谊、浪漫和幸福。”幸亏有了力士香皂，广告中的女孩在芳香的泡沫中清洗她的内衣，并因此找到了她梦中的白马王子。
美国肥皂制造商发明了一种巧妙推销产品的方式。他们先是赞助广播剧，后是肥皂剧。宝洁公司赞助的《指明路灯》于1937年在广播上首播，后来该剧成为了世界上最长的肥皂剧。联合利华公司和高露洁棕榄公司也同样热衷于赞助电视剧。
干净的身体当然少不了一尘不染的家庭来搭配。战后人们移居郊区，厨房和浴室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需要洗刷和清理。自动洗衣机的大批量生产解放了妇女和她们的佣人，她们不再每日耗费数小时在齐肘深的洗衣池里洗衣。那些广告通常是一位身着白大褂的男士和一位迷人的家庭主妇不停地举起条幅：衣服更洁白，纤维更柔软，表面更闪亮。
寻垢甚至一度成为一项吸引大量观众的体育运动，这一点从黄金时段真人秀节目的成功举办中可以推断出来，例如英国的“您的房子有多干净？”。在这些节目中，金姆和艾吉两位清洁王后会手持拖把和洗刷器突然袭击可疑的房屋，并摇晃手指以示不满。当她们用试纸检测出表面的细菌水平时，会发出不满的咆哮，接下来工业清洁设备便会入场了。
消除肮脏
近来，清洁用品的市场营销发生了转向，除了满足人们除垢的需求，还有解压的愿望。浴室已经成为了放松的神殿。马赛克瓷砖和水槽浴回归了古希腊古罗马的高尚传统；有机浴精带来如沐温泉般的肌肤再生。美国人每年购买的肥皂数量仍然比欧洲人要多。但是如果算上液体洗涤用品的话，目前的欧洲人均消耗量仅次于美国。
人们对于肮脏的态度仍存在较大分歧。令游客不解的是，法国以有害个人卫生为由禁止在公共泳池穿着宽松的泳衣，并坚持认为紧身衣更干净。联合利华声称英国人和阿根廷人更亲睐除臭剂，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则远非如此。据一项调查报告称，世界范围内12个大国平均72%的男人使用除臭剂，而中国仅有14%的男人使用。
但是，这可能只是时间和收入的问题。根据欧睿信息咨询公司预测，亚洲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洗护用品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搬进城市或走出贫民窟，去污产品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联合利华居家和卫生部门首席官基斯·维德激情洋溢地说：“从现在起到2015年还将增加4亿个厕所，厕所越多，需要清理的表面积也将越大。”
时至今日，人们需要了解的信息不仅仅是如何对表面进行消毒，而是怎样从根本上避免接触到它们。现在有自动冲水马桶、脚踏式水龙头以及一些看起来很奇怪却能帮助你通过前臂施压打开门把手的装置。“厕所里有那么多先进的卫生产品，很难理解为什么门把手却一直被忽视。”一位该产品制造者说。日本高科技厕所里安装了一个内置的温控喷嘴，它可以将水喷洒在你的屁股上，然后用热风烘干，实现了“无手清洁”。
可是，肮脏的困扰是不是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呢？一些免疫学家认为，现在儿童生长的环境太过清洁，无菌环境反而会使免疫系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这种卫生学假说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湿疹和其他过敏症状发病率越来越高，而在贫穷国家却很低。各种研究表明，那些将细菌带进家里或在农场接触动物和淤泥孩子们不太容易患上干草热病或哮喘，尽管科学证据还未形成最终定论。
加州大学皮肤病学家的一项最新实验为卫生学假说提供了分子理论依据。他们发现生长在皮肤表面的细菌可以通过释放一种特殊的分子来阻止外层皮肤细胞发炎的方式帮助伤口愈合。换句话说，无菌皮肤可能会引发炎症和减缓伤口愈合。
美国免疫学家兼《为什么肮脏有益》的作者玛丽·瑞布什认为，一些家长几近疯狂地将其孩子与肮脏隔离开来。“当奶嘴掉在地板上时，这些家长就恨不得用漂白剂泡、用洗洁精洗，还要放在微波炉里烘干，凡是能想到的招儿都会用上。”可问题是，这样做孩子就无法接触到细菌，从而就无法培养强健的免疫系统。所以，最好还是鼓励孩子们在不是那么干净的环境中玩耍。
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联合利华发起了奥妙的广告活动，它的洗衣产品品牌冠以“肮脏有益！”的口号。公司的市场调查显示脏衣服不好的信息使妈妈们感到挫败。维德先生解释道：“我们要将肮脏重新定位成一种自由的表达”。让孩子们把衣服弄脏，因为我们知道奥妙随后便会将它们清洗干净。
英国的一些研究者甚至发现肮脏可能会使人更开心。一项针对老鼠的实验表明一些通常在土壤中发现的细菌会刺激大脑中的神经元产生血清素，从而影响情绪。布里斯托大学的克里斯·劳里说，实验结果“让我们思考如果不多花些时间在肮脏的环境里玩耍会有什么后果？”从恶魔和有害之物到幸福与健康的担保人？这对微不足道的细菌来说，够荣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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