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为什么是对的

[摘 要]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其历史意义本早有定论，但一些无端质疑的聒噪之声总是不绝于耳。否定十月革命的种种言论归纳起来有5个主要观点，即“政变论”“早产论”“中断论”“悲剧论”“原罪论”。这5个论调均不能成立，十月革命的正当性和伟大意义不容置疑。在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沿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方向继续前进，用自己的光荣发展和生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未终结，彰显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 十月革命；政变论；早产论；中断论；悲剧论；原罪论

[中图分类号] D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3（2018）04-0105-12

作为20世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自爆发之时起就备受各界关注，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众多派别的激烈争论。百年之中，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跌宕起伏而变化多端，令人眼花缭乱。虽然争论的流派众多，观点纷纭，但主要分为支持派和反对派，争论的本质问题也只是关于十月革命的“对与错”。对十月革命的责难，早在其爆发之前就已存在。但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否定和歪曲十月革命的言论又一度甚嚣尘上，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十月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其历史意义本早有定论，但一些无端质疑的聒噪之声总是不绝于耳。本文梳理否定十月革命的论调，并据理加以驳斥，力图匡正对于十月革命的错误认识和负面评价。穿过历史长河，否定十月革命的种种言论，可以概括为五個主要的观点，即“政变论”“早产论”“中断论”“悲剧论”“原罪论”。本文就对这五个观点给予辨析和回应，借此阐释十月革命为什么是对的。

一、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之一：“政变论”

“政变论”认为，“十月起义”的爆发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是各种偶然事件的巧合，是历史的误会；十月革命不能称之为革命，而是布尔什维克搞的阴谋活动，是以贪权的列宁为首的一小撮极端恐怖分子制造的政变。因而，“十月事件”不是“十月革命”，而是“十月政变”。

虽然我们熟知“十月革命”这个词汇，并且对这一历史事件有一定的了解，但实际上有些人可能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并不清晰。在回应“政变论”之前，我们需要先界定“十月革命”的时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看，狭义上的“十月革命”是指1917年11月6日到7日爆发的武装起义；广义上的“十月革命”是指从武装起义爆发到1920年末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基本结束。“政变论”认为十月革命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十月革命，把十月革命等同于11月6日爆发的武装起义。十月革命的爆发确实带有偶然因素，它是在预料之外、仓促之中提前发动的。然而这种突然性却在客观上加速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使武装起义神奇般地轻易获胜。正是由于这一巧合和“误会”，十月革命被“政变论”者造谣惑众抓住了借口。但需要澄清的一个事实是，提前起义虽然是偶然的，但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从始至终没有计划准备起义。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一直为武装起义做着充分周密的准备，布尔什维克在10月23日就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其中指出：“武装起义必不可免 ，起义时机业已成熟。”[1]突然提前起义，是因为1917年10月31日孟什维克主办的《新生活报》发文指责“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起义 ”，这就泄露了布尔什维克将要起义的信息。因此，布尔什维克只能决定提前起义。因而，布尔什维克的提前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反对派孟什维克所造成的，他们对“历史的误会”的发生也承担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从广义上来歪曲十月革命，再视其为历史的偶然，那就没有什么可信的依据了，只不过是丢失政权的流亡派的污蔑而已。实际上，“政变论”把十月革命称为“十月政变”，本质上就是为了否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政变和革命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描述词汇，政变是个贬义词，不承认事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革命是个褒义词，肯定事件的积极历史作用。如果把十月武装起义视为“政变”，看作偶然的侥幸的成功，那么在武装起义过后，反对派为何没有利用充分的时间和充足的国外军事力量的支持来开展反攻，扼杀处于襁褓之中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呢？事实是，反对派虽挑起了国内战争，但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无论如何是无法用一小撮人的密谋来解释的，仅凭少数人是无法赢得国内战争和捍卫新生政权的。因而，十月武装起义绝非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十月革命的胜利，说明了反对派的腐朽无能，证明了布尔什维克顺应了历史潮流，它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实际上对于“政变论”的观点，恩格斯早在分析1848年欧洲革命时就已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2]

十月革命顺应了俄国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迫切要求，满足了群众打破现有制度的革命需求。这种社会要求和革命需求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激发和鼓动出来的，而是俄国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矛盾长期积聚的必然结果。俄国在20世纪初已经积聚了六种社会矛盾，其中四种国内矛盾即沙皇专制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两种国际矛盾即俄国与日本、德国等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俄国与周边受俄罗斯压迫国家的矛盾。俄国在当时已经成为各种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国家，孕育着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俄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屡屡战败，使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下层已经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外战争的失利，暴露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使统治阶级威信扫地，国内政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国家机器已经不能照旧维持下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又迟迟不能摆脱现状，革命必须继续前进。这种革命形势，不是布尔什维克制造出来的，而是俄国社会中存在的客观条件。布尔什维克正是抓住了历史赋予的革命时机，发动了武装起义，最终才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如列宁所言，十月革命“是历史形势，是沙皇制度的后果，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而不是我们的意志，也不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做，而是形势要求这样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