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波　一生勇作开拓者

中国三大交叉新兴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辗转工作于四大国家重要科学研究部门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为四代国家领导人提供权威的科技服务！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历史就足以记住他，而徐寿波拥有了全部。

鹤发童颜，却一直精神瞿烁；气宇轩昂，但始终慈祥谦和。这样一位经历了几个时代的颠簸和磨难的传奇式人物，这样一位饱经沧桑、坚持真理的老科学家，却总是以一种宁静致远、云淡风轻的态度看待世间万物。在众多亲友和学生的眼中，大多数时候，徐老是内敛含蓄、温文尔雅的；然而，一旦说起专业，徐老却可以连续几个小时滔滔不绝，思维敏捷锐利一如青年。那双清澈如溪的眼睛，总是闪烁着睿智犀利的光芒。正是在这种光芒的照耀下，徐寿波克服了种种不为人所知的艰难险阻，始终一如既往地坚定跋涉在自己的科学征途上。

科学之路的前三十年

1931年，中国正值大动乱的年代，徐寿波出生在浙江绍兴城里的一个小手工业家庭。在他的记忆里，祖父是农民出身，到城里做小手工业，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父亲是老二，为人正直，但特别严厉，如果小辈们做错了事情必然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批评，是典型的传统大家庭中的“家长”。 母亲则是传统的“慈母”，吃素，相信菩萨，心地特别善良，连家门口买菜都从不跟农民讨价还价。

在这种“严父慈母”式的成长教育氛围中，徐寿波一直特别乖巧，喜爱学习，经常是自己闷在书房里看书，或帮助照顾弟弟妹妹，从不给大人添麻烦，因此在几个兄弟姐妹中，徐寿波是最少被父亲责骂的一个。当然，少时的徐寿波也有顽皮的时候，那时他最爱的闲时娱乐活动便是抓蛐蛐和钓虾。

也许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原因，徐家之前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徐寿波的大哥、二哥都是小学毕业后就工作了。“当时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读大学！”徐寿波说，正是这份理想和坚持让他走到了今天。

1949年夏天，正在省立绍兴中学上高二的的徐寿波响应号召，到绍兴农村工作队工作；四个月后，他考入中央税务学校华东分校，学习不到3个月时间，就被直接分配到了上海市税务局工作。“捧着铁饭碗”留沪，这对于当时很多人来说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可20岁的徐寿波在工作半年后，却毅然辞职，离开上海，回到绍兴一中继续读高三。1951年9月，徐寿波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电机系，1952年9月院系调整到南京工学院电机系。毕业之后，徐寿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机电研究所做研究实习员。

1956年，根据周总理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个全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十二年规划(1956～1967)的要求，工作才一年的徐寿波就被中国科学院选派到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学习综合能源工程学，其任务是为国内开创这门新学科的研究。

在四年留学生涯中，徐寿波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先后获得两次青年科学二等奖，深得导师犹太人魏以茨院士和同事们的赞赏。

“当时我们留学生在苏联一个月的生活费有700卢布，相当于300多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收入了，一个大学生毕业工作一个月也只有56元人民币。但是这些卢布只能在苏联使用。”

作为新中国独立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四年制大学生，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送到苏联留学的知识精英都担负着在中国开辟新学科的重任，因此“当时我一有空就去逛书店，特别去旧书店逛，只要看到是我这个专业的书都要买回来，回国的时候我基本上把自己所学专业的老祖宗的书都搬回来了，回国的路费自己承担，剩下的钱都交了党费。”说着，徐院士向我们指了指办公室里的书柜，“这里面不少都是从当时的苏联带回来的。”随意抽出一本，扉页上写着漂亮的俄语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这是徐院士在买的时候留下的名字和购买日期。虽然已经过去将近50年了，徐院士依然能用熟练的俄语读出书的名字。

这是徐寿波艰难科学之路的前三十年，从绍兴城的一个立志要上大学的普通孩童,成长为满怀报国热情的留苏青年。这条路途，这段时光，与日后的种种经历相比，实在称得上是一帆风顺、和风细雨，其中有攀登科学高峰的无上乐趣，有学成归国后的踌躇满志，有简单的快乐，有甜蜜的忧愁；但是，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此后的征途，充满了艰难险阴，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他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上，这一站，就是近半个世纪。他见证着中国大交叉新兴学科的成长，见证着新中国的成长。

技术经济学之父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国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为了自主制定第二个全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十年规划，即《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对1958年大跃进开始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进行总结后提出，需要有一个专门研究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学科。

徐寿波永远记得那一次可以称为中国技术经济史开篇的谈话。经济学家于光远对徐寿波说，“你去调查一下国外有没有研究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学科”。调查的结果是，苏联没有，美国也没有，其他国家更没有。

为此，徐寿波建议把国家需要的这种研究，定名为“技术经济”，后经专家论证同意，采纳了该建议，并责成徐寿波起草《技术经济》科学技术规划纲要。

在国内没有任何可借鉴的资料情况下，要完成这个艰巨任务，这对当时年仅31岁的徐寿波来说，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考验。

“我的家乡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绍兴师爷的特点就是胆大心细，这些我都继承了，我有压力,但是不怕。”徐寿波笑着回忆道。

当时,在北京友谊宾馆一住就是四个月，徐寿波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工作以来积累的经验，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技术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起草任务。没有想到，1963年，《技术经济》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被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列入《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技术经济》与《自然条件和资源调查研究》、《工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技术》、《医学科学技术》、《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一起并列为七大科学技术领域之一。这不但在中国是首创，同时亦开启了世界之先河。

能够得到中央的肯定，对年轻的徐寿波来说，是极大的激励。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止步，之后，徐寿波加倍以更充裕的精力和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项新领域的研究探索中。

1963年徐寿波承担了《技术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最重要和最艰巨的一项基础研究——《技术经济理论方法研究》。顾名思义，《技术经济》是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相结合的大交叉科学，这对于一个搞技术科学出身的徐寿波来说，要创立这个大交叉科学的理论方法有何等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一个单位接受该项重要研究任务，徐寿波只好下决心自己一个人承担，日日夜夜进行探索，特别是经济学几乎从头学起，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撰写出总共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在《人民日报》（1963年9月19日）和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1964年第7期）先后公开发表《积极开展技术经济研究》和《技术经济研究的目的任务和方法》两篇开创性的技术经济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为我国乃至世界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科委可燃矿物综合利用组推荐该原创性科研成果全部正式出版。但恰在此时文革开始，“技术经济”出书计划泡汤——这份凝结着他心血的20多万字的研究论著不但不能按原计划出书，反而成为全面彻底批斗他“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这种凄风苦雨、风雨飘摇的日子没想到一晃就是十年，徐寿波小家庭也为了“技术经济”批斗而妻离子散。然而，这位绍兴汉子并没有倒下，他坚信，“技术经济”的春天一定会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