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常常觉得我是个骗子，但事实上我都很诚实，只不过，我常常诚实得没有人相信而已！”
理查德·费曼是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是为量子电动力学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哦，这个美国人还因此拿到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恐怕是科学家用来“唬人”的最好标签了。没办法，对很多人而言，完全不懂你的研究，只能用一块知名的奖章来衡量价值——诺贝尔奖，这的确该是个顶级的科学家。
1945年，28岁的费曼离开研究原子弹的美国国家实验室，到康奈尔大学教书。他的第一任太太阿琳·格林鲍姆却不幸去世，费曼决定把郁闷的私生活在学校的社交舞会上宣泄掉。但是每个女孩子和他跳舞都只会跳一次，当下支曲子响起，他约那些曾经与他跳过一曲并颇有好感的女孩子时，她们通常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费曼反复琢磨，觉得问题出在跳舞时他和女孩子的对话上：
女孩：你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生部的学生？
费曼：我是教授。
女孩：你教什么？
费曼：理论物理。
女孩：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弹呢。
费曼：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
女孩大叫：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
所以光环只适合远观，适合待在神坛，虽然费曼觉得自己说的只是实话，但他还是懂得马上改变了策略——
女孩：你是新生吗？
费曼：不。才不呢。
女孩：研究生？
费曼：不。
女孩：那你是干什么的？
费曼：不。我不要说。
女孩：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费曼：我不想说……
于是，女孩一直追问下去……
“很多人常常觉得我是个骗子，但事实上我都很诚实，只不过，我常常诚实得没有人相信而已！”如果费曼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他一定会有个人气微博，他太善于吐槽了。当然，费曼的“诚实”是有着自己的定义的。一个著名的八卦是，费曼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胜其烦，在一次酒会时要求同行者不要告诉其他人这里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半个小时之后，全场的人都知道了，原来是费曼自己逢人便说的。
费曼自己讲过他高中时代的事情，“每天早上总有人拿些几何或高等数学的题目来考我，而我是不解开那些谜题便不罢休。通常我都要花上一二十分钟才找出答案；然后在同一天内其他人也会问我同样的问题，那时我却可以不加思索便告诉他们答案。因此我在替第一个人解题时花掉一二十分钟，可是同时却可能有5个人以为我是超级天才！”
哪怕成为了科学家，他的习性依然不改。费曼通常将花了九牛二虎的工夫才得出的结论说成是昨天一晚上就搞定的。好在他都会找机会把这些事情“诚实”地讲出来。
费曼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一任太太阿琳·格林鲍姆，她教会了他欣赏艺术和音乐。费曼后来一直痴迷于手鼓，跟一个叫拉夫·雷顿的年轻人玩了7年鼓，玩出一本畅销书，叫《别闹了，费曼先生》。费曼其实一直不识谱。
1918年，费曼出生于美国纽约皇后区小镇法罗克维的一个俄罗斯移民犹太裔家庭。他的父亲麦尔维尔一直对科学感兴趣，却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实现做科学家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制服加工公司的业务代表。很自然，科学家的梦想转移到儿子身上。费曼也颇得遗传，觉得人文科学枯燥无味，对历史和文学也毫无兴趣。他认为英语的拼写太缺乏逻辑性，所以即使成年以后，费曼也不怎么擅长拼写。美籍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曾经表示过对费曼的疑惑，为什么这个聪明的年轻人谈吐却像个无业游民？费曼自己也讲过，有一次学术会议上，速记员跑来找他，问他是不是一个教授，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这个速记员居然都能听懂。
费曼和阿琳高中便开始约会，尽管两个年轻人的志趣很不相同，却共同拥有一种古怪的幽默感。后来阿琳查出患有淋巴结结核，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两人还是决定步入婚姻殿堂。1945年妻子去世，那时他们结婚才三年，费曼似乎并没有沉浸于悲痛，而是照常地继续工作。几个星期以后，当他路过一家商店的时候，看到了一件连衣裙，他想要是阿琳穿上一定很美。费曼失声痛哭，无法自抑。
由于工作原因，费曼和阿琳并不能一直生活在一起，信件成为他们甜蜜的维系。在妻子去世两年之后，费曼依然顽固地写着信。有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爱你，甜心。”接下来费曼写道，“我遇到了很多好姑娘，我也不想老是孤单一人，可是见过两三次面之后她们就都随风而去了。只有你是我的。你才是真的。我最爱的妻子，我爱你。”在信的结尾，他写上，“请原谅我没有寄出这封信，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
费曼始终以自己“古怪”的逻辑应对着全世界。他爱在脱衣舞酒吧内做科学研究，甚至会男扮女装。1969年，那间酒吧被警察搜查了，费曼还亲自出庭作证，说自己是这里的常客，没有任何会引起社会反感的事情在这里发生。当地报纸幸灾乐祸，以为挖到物理学家看脱衣舞表演的新闻。费曼却回应说：“物理跟性爱有相似之处：是的，它可能会产生某些实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我们做它的初衷。”
有一次，费曼载了一个搭便车的人，路上那个人告诉费曼南美洲多么的有趣，应该去看看。费曼说语言是一大障碍，那个人说语言不是问题，去学就成了。于是，费曼决定学语言，要去南美洲。1949年到1951年，费曼断断续续在巴西的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客座教授，但巴西之行给他带来很多困惑，那里的教育把乐趣变成了刑罚。
一是学生们从不提问。有个学生告诉他原委：如果我提问，课后大家都会跑来怪我，为什么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的目的是学东西，你却要打断他去提问。
二是面对同一个问题，有时学生马上答得出，有时却又一片茫然，完全不知所云。渐渐地，费曼发现，巴西的学生上课时唯一要做的就是坐在那里，把教授讲的每个字记下来，当教授重复那句话时，他们逐字检查，确保没有写错。
有次下课时，费曼问一个学生：“你抄了那么多笔记——接下来会怎样处理它们？”
“噢，我们要好好地读，”学生回答，“然后考试。”
“怎么考法？”
“很容易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其中一道考题。”学生看着笔记本轻松地说出问题和答案。
费曼只能摇头，他们有办法通过考试，但除了背下来的东西，他们什么也不会。
学年终了时，费曼应邀作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的主题是“巴西根本没有在教科学”。
他问：“那么多小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那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比美国小孩更早起步，可是整个巴西却找不出几个物理学家——为什么会这样？”
费曼举起巴西一本公认写得非常好的大一物理教科书，“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随便把书翻开，指到那一行，我都可以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的背诵而已。”
费曼在自己的书里记录下当时在场的巴西教育部长的反应。教育部长说：“我早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但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患了癌。”他同时记录下美国政府的反应——把这样天真的人送到巴西只会给我们添麻烦。
不过，费曼似乎很享受这种感觉。应邀到巴西科学院做报告的时候，费曼准备好一篇葡语讲稿，却发现所有人都在用英语发言。轮到费曼的时候，他说自己不了解巴西科学院的官方语言是英语，现在只能用葡语演讲。紧接着，后来的人都开始用葡语演讲。费曼得意地说：“我居然一举改变了巴西科学院做演讲的语言传统。”
另外，费曼在巴西学会了手鼓。
费曼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前后加起来有40年之久，他曾说：“教学和学生使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如果有人给我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但是我不能教学的话，那我永远不会接受。永远不会。”1965年当他刚刚捧回诺贝尔奖时，欧洲高能物理中心主任维斯可夫跟他打赌10美元，10年之内你会坐上某一个领导位置。1976年，费曼拿到了这10美元。
从巴西回到美国，费曼一直在加州理工学院教学，从不参与院系内有关经费、设备等行政工作，甚至连续5年要求辞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职务，因为选举其他院士的责任困扰着他。费曼把这看作保卫自己创造自由的方式。
相关热词搜索： 诺贝尔奖 拿过 不要以为 费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