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内容提要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探究之清楚明白的特性和生活世界及其目的之阐释方面的确然性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相比要较为突出。前者可以称之为“理性现象学”，后者则可称之为“野性现象学”。正是立足于这种野性现象学的理解策略，梅洛-庞蒂主要从存在主义、辩证法与历史观、科学与哲学和虚无主义与幽灵四个方面阐述了异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梅洛-庞蒂理解策略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A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06-08

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主要是基于“理性现象学”和“野性现象学”的理解语境。本文认为，研究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并基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视角探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存在主义、辩证法与历史观、科学与哲学和虚无主义与幽灵四个方面来阐述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理解策略及其精神实质。

一、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理解策略

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探究了存在的真、善、美的问题，主张人类历史活动朝向一个确定的目的，呈现出一幅宏大话语的现象学画面，包括探究人类对于对象的认知把握的形式结构的知性现象学和探究人类的伦理道德和美学的理性现象学。因此，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具有宏大话语的形式特性。而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的宏大话语的内容特性则处于某种缺失状态，因为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没有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具体的思考。在黑格尔的视界里，由于康德的现象学否认在存在的内容与形式之间进行辩证法和解，康德的现象学实际上处于一种裂隙状态，是一种平行主义现象学，关于存在的纯粹意识的知性现象学与关于存在的道德和审美的理性现象学各自处于并置的预设状态，相互之间也缺乏足够的可逆性交织和交错。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现象学探究了存在的形式和内容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将存在的实质归结为某种具有隐蔽的上帝特性的绝对精神。康德的知性现象学和理性现象学处于一种断裂状态，没能将两者真正地结合起来，缺乏辩证法的有效通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克服了康德的平行主义现象学的缺陷，用辩证法对存在或精神的结构性形态和序列性形态做了总体性思考，建立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单一现象学，使得存在的形式和内容实现了和解。这样黑格尔既探究了人的意识问题，也探究了人的生活世界的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交织和交错的存在状态及其未来较为确定的历史目的。

康德和黑格尔将历史视为一种理性的狡计或历史的狡猾，最终趋向一种能够体现真、善、美的充实状态的目的。在康德看来，这种目的是由实践理性的主体行为在一种确定的虚无方向中自由地构造的。而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目的是由实践理性的主体行为在确定的实在方向中任性地命定的。最终的结果是，康德与黑格尔都具有典型的宏大话语的现象学特征。

梅洛-庞蒂在《符号》（1960年）中暗含地认为黑格尔现象学实乃一种“大理性主义”现象学，明确地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则是一种“小理性主义”现象学。②③④⑤⑥[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蒋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1、205～206、199、120～121、181、225页。因为，过于笛卡尔主义色彩的胡塞尔没有康德的形式方面思考的宏大视野，也没有黑格尔形式与内容和解方面的宏大视野，却具有康德的平行主义的分裂特性。胡塞尔的现象学过多注目于人的意识问题或“先验态度”的先验探究，生活世界或“自然态度”问题经常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如先验意识和生活世界到底哪一个才是最终的基础存在论分析，先验意识的描述及其理解的最终目的与生活世界的历史目的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影射或投射关系，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奠基关系，还有关于这种先验的超越论目的及其生活世界目的的明确的形式表述和内容表述的形态问题等等。在先验意识和生活世界问题上，胡塞尔着重探究了先验意识问题。文本分析表明，胡塞尔的现象学虽是一种小理性主义现象学，但是也间接地对存在问题，从形式的角度，做了宏大话语式的隐晦思考，也认为人类的认知的沉默体验及其理解与生活世界的理性危机和现实的历史同样应当朝向某种确定的，体现了真、善、美的充实性目的。梅洛-庞蒂在《符号》（1960年）中认为“现象学不是一种唯物主义，也不是一种精神哲学。现象学固有的作用是揭示两种理想化得以找到其相对权利并被超越的前理论层次。”胡塞尔现象学关于“前理论层次”的研究在梅洛-庞蒂看来实际上缺少关于作为“自然”的生活世界与作为“绝对意识”的先验意识之间关系的“清晰论点”，“我们唯一要做的是询问他留给我们的‘前理论构成’的样本，冒着危险表达我们以为能猜中的没有被思考过的东西”。②也许胡塞尔的这种未尽事业及其裂隙性思维态度或野性思维的探究态度恰恰给了梅洛-庞蒂的野性现象学思想以很大的精神启发，进一步思考胡塞尔没有深入而明晰地思考过的前理论层次及其构成问题，即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相结合的可能性根据问题，即“现象学的基础”，③以此来批驳胡塞尔式丧失了“询问”功能的、作为“科学知识神话”的“哲学的神话”，④即作为“科学解释神话”的“理性主义”神话。⑤因此，梅洛-庞蒂认为“不管愿意不愿意，不顾他的计划，还是按照他的大胆，胡塞尔唤醒了一个野蛮的世界和一个野蛮的精神”。⑦

海德格尔敏锐地捕捉到胡塞尔在先验意识与生活世界两种自然态度的存在与先验态度的存在之间的裂隙性特征，并用“存在论的差异”[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页。来表述自己对此问题的缄默体验，直接而明确地认为在两者之间，最终的奠基性分析不是先验意识的思考，而是对于生活世界问题，即人的存在状态，特别是对人的自由实践问题的思考，人的理解问题从属于生活世界，或理解的实践从属于生活世界的实践，不能作为独立的分支而处于支配性奠基地位。同康德类似，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的探究过多地是一种形式性的抽象思考，缺少黑格尔那种内容或历史性维度。另外，和康德、黑格尔的“前现代性现象学”相比，李鹏：《国内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回顾与反思》，《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6期。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在认知目的和历史目的的探究方面，有着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既是确定的，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没能确然地表达出来。不过值得重视并加以思考的是，海德格尔意识到人的此在与存在、人的意识与生活世界、存在与时间，以及立义与释义等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之间处于一种影射和投射关系，相互之间始终在进行着一种可逆性的交织和交错，世界的此种结构性和辩证性特征使得世界的意义及其现实实践行为在向某种可能的目的奋进。和康德、胡塞尔相似，海德格尔的这种裂隙性思维态度或野性思维的探究态度同样给了梅洛-庞蒂的野性现象学思想以很大的精神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