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城空间秩序及其价值

发布时间: 2022-09-05 16:20:04 浏览：次

摘要：我国古代都城是帝国政治权力中心所在地，其空间秩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与重组，对应于都城空间则直接表现为城市物质要素的产生或空间位置移动。隋唐长安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繁盛时期的都城，在城市空间秩序建立与重构过程中形成的等级规范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建设的典范，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隋唐长安城；空间秩序；价值评估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5-0113-06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区域综合体，空间秩序随着城市空间构成要素的变化或者位置移动而发生改变。我国古代都城是帝国权力中心所在地，帝国政治权力秩序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与重组，那么表现在都城空间上则是新的城市空间秩序的建立与重构。因此，对都城空间秩序的认识应当以动态、全面系统的观点，分析城市构成要素的空间组合关系，才能够把握城市空间政治秩序发展的规律和实质。隋唐长安城作为我国古代都城秩序建设的典范之作，其布局显然出于强化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其以宏伟的规模、肃整的坊里、严密的防御体系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供排水系统著称于世，龙首原上大明宫的建立，使李唐王朝统治者更加占有高亢而优越的地理位置。站在龙首原上，俯瞰全城，更显一代帝国一统天下的气度与风范，而这一城市空间秩序是在隋大兴城空间政治秩序基础上延伸和发展而来的。

一、隋大兴城空间秩序的建立

西汉之后隋唐之前，相继在关中长安建都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但由于这一时期处于长期混战状态，对城市建设少有建树，直至隋文帝统一全国，新城规划才提上议事日程。隋文帝开皇元年(581)二月，杨坚废北周静帝，自立为帝，建立隋朝。隋文帝尽管仍以汉长安城为都，但迁都之意自立国时就已开始酝酿、筹划。开皇二年(582)六月丙申，以左仆射高颍为营建新都大监，太子左庶子宇文恺为副监，太府少卿张煲为监丞，以将作大匠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为营建使，开始营建新都，用工仅9个月，即于开皇三年三月基本建成，当月隋文帝迁入新都。

隋大兴城建造顺序是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最后筑外郭城。正因为建造时间急促，隋文帝所建大兴城外郭城垣尚未完全建成，至唐代陆续完善，但其他如宫城、皇城、宫殿、官署、坊里、住宅、两市、寺观及龙首、清明、永安等城市引水渠道多已建成。随后，隋开皇十年(590)于京师城南太阳门(大兴城明德门)外筑圜丘；大业九年(613)三月“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始筑郭城，但仍未建城楼；大业十四年(618)，李渊建立唐朝，改大兴城名“长安”，将大兴宫、大兴殿、大兴门、大兴县的名称分别改为太极官、太极殿、太极门、万年县。隋大兴城毫无疑问是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精心设计以后才动工的，其规划思想是当时各种思想潮流的体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特征。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其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

首先，隋大兴城部分地实践了《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继承和发展了北魏洛阳城和东魏、高齐邺都南城规划手法，开创性地筑造了皇城；都城坊里、街道的区划规模壮观豁达，便于都市居民的实际生活；都市计划雄壮浑厚，不仅实现了自古以来中国有识之士所追求的理想首都设计方案，而且成为世界上的壮观，成为隋唐之后历代都城规划及东方诸国都市规划的楷模，日本奈良的平城京和京都的平安京就是模仿这种规划的结果。

其次，因地制宜的规划思想在隋大兴城规划中得以充分发挥，表现在：宇文恺利用大兴地区六条冈阜的自然特点，不仅使宫城、百官府署占据高地，就连长安、万年县治也不例外；对当时两大宗教的处理也比较恰当，九五之尊位乃是佛教大兴善寺和道教昊天观所在地；对都城四角所作的安排就更加突出地说明了掌控京城制高点的规划意图，城的西北角是汉明堂遗址，东北角(初九之地)划入禁苑，东南角(都城地势最高处)是曲江池，西南角(地势最低处)是高大雄伟的大庄严寺和大总持寺。宇文恺以“六坡”为核心，设计长安城，完全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安全出发的。正因为宇文氏对地形的巧妙利用，长安城区高低不平的地形地势不仅没有影响到都城的规划布局，反而改变了隋初以西为上的观念，使东部六条冈阜之间成为身份的象征之处，成为位尊显贵者争相居住的区域，促使长安城空间秩序发生了改变。

再次，都城规划中的象征意蕴深厚。据宋敏求《长安志》引《隋三礼图》记载，大兴城的街数、坊数的~-i4-也都有所依凭，皇城之南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九逵之制，皇城两侧外城南北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闰。无论事实是否如此，将其附会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则是都城设计的普遍规律。无论哪种设计思想都是以加强中央集权、使皇权永固和国家安全为目的。

由此，隋建立起来的大兴城是一个充满浓厚色彩的礼制文化城，与之前都城相比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城市规模宏大，城市面积为84平方公里；第二，城市规划整齐；第三，城市布局严格对称；第四，城市建设秩序井然。隋大兴城建设中尤以皇城建设最为突出，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中国古代都城建设规划史角度来看，皇城的出现是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的体现。从权力层的对比关系角度，表现为皇权政治从依靠有血缘关系的外戚势力集团向依靠有地缘关系的地方势力集团的转换；集中的皇城署衙专区的出现，是中央集权与封建等级制加强的体现。主要表现在最高权力中枢既能够有效严密地监控政府机关的工作状况，同时政府机关工作又不受普通民众的干扰，是王权与普通民众生活空间之间的特殊区域。董鉴泓先生认为由于皇城与宫城同宽，东西跨在同一条南北直线上，可视为一座城，如地方城市之子城。实质而言，皇城既是宫城的附庸，又是统治管理郭城及国家其他事务的中枢机构，是王权统治的缓冲地带。独立的区域和介于宫城与外郭城之间的空间位置使之成为隋大兴城规划者构建都城空间秩序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一定的规划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大兴城刻意追求平面布局形式的完美，必然会妨害合理利用地形。大兴宫中有一半地方，海拔高程在410米以下，而全城109个坊中，却有80个左右的坊，海拔高程在410米以上，这与帝王之居很不相称；宫城南面的皇城，地势更为低洼，同样不适于布置朝廷百司。正因为如此，唐长安城政治中枢的空间转移就成为必然之势，都城空间秩序的调整与重构也就有了前提。

二、唐代都城空间秩序的调整与重构

经宇文恺等设计规划的大兴城不仅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杰作，也为唐代都城建设奠定了基

础。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以及城市自然生长引起了空间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必将引起城市空间秩序的调整和重构。有唐一代在大兴城基础之上重要的城建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明宫的兴建。大明宫位于大兴城北城墙以北，对隋大兴城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彻底改变了隋大兴城的外部形态，大明宫像楔子一样突出地摆放在了大兴城东北角的外部区域。其二使大兴城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局部改变。大明宫正南门丹风门正前方是隋代大兴城翊善坊和永昌坊，大明宫建成后即在两坊内开辟了丹凤门大街，将翊善坊分为光宅、翊善两坊，永昌坊分为永昌、来庭两坊。新开辟的丹风门大街宽度约合176米，超过了长安城的城市轴线朱雀门大街的宽度，成为全城最为宽广的大街。由于丹凤门大街南出穿过两坊之后即与穿过太极宫前的通化门——开远门大街相连，所以丹凤门大街的出现只是部分地改变了隋大兴城的空间结构。

其二，兴庆宫的营建。兴庆宫是唐玄宗主持修建的一座离宫性质的宫殿区，是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活动中心，亦是玄宗一朝政治重心所在。之后，退位的肃宗、顺宗曾在此居住。兴庆宫建于开元年间，正值大唐帝国最兴盛的时期，经过十几年的翻修扩建，兴庆宫最终成为有山有水、富丽堂皇的园林宫殿建筑群。兴庆宫对隋大兴城结构的改变主要有两个事件，一是开元十四年(726)“取永嘉、胜业两坊之半，以增广之”；二是开元二十四年(736)又“毁东市东北角，道政坊的西北角，以扩大花萼楼前”，经过两次扩建，兴庆宫范围远大于原来的隆庆坊，因此在城市构图上已难以与位于都城西部的居德坊对称。兴庆宫、大明宫以及太极宫三大宫城分布于隋唐长安城东、北部，在不同时期发挥着政治中枢的功能。总体而言，太极宫在隋唐300余年间地位非常特殊；大明宫利用率最高，自高宗朝至唐末；兴庆宫仅在玄宗时期得以利用。

其三，曲江皇家园林建设。曲江园林区产生于隋初，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以为池”。曲江被圈占成皇家禁苑，成为帝王的游乐之地，并于隋开皇三年改曲江为芙蓉园。相对而言，隋至唐初，皇亲贵戚的主要游乐场所是都城西南的昆明池风景区，而曲江风景区的兴盛则始于唐贞观以后，玄宗开元年间又大规模扩建营建曲江池，“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其间还从南山义谷修黄渠引水入曲江池，修建芙蓉苑等。事实上，兴庆宫的营建和曲江风景区兴盛均始于玄宗开元年间，正是大唐帝国最兴盛的时期，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黎民百姓越来越讲求享乐，都城东部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

其四，唐长安城夹城的修筑。夹城的修建主要是为了便于帝王等往来于大明宫与长安城东南部游览胜地曲江池。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开元二十年(732)顺外郭城东墙专门修筑了供皇家在内行走的夹城，“自东内达南内，有夹城复道，经京城之通化门，人主往来两宫，人莫知之”。所谓“人主得自由潜行往返”，以及“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都是描写这一景观的。另外，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沿郭城北壁修筑了自云韶门过芳林门西通修德坊兴福寺的夹城；唐贞元四年(788)，在皇城东面延喜门，亦筑有夹城；大明宫北部外围的东、西、北三面，也有三段相连的夹城。皇家出行的东移，是造成城市生活重心东移的原因之一，夹城的出现部分地改变了大兴城原有的城市景观，尚不能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根本性影响。

其五，唐代在外郭城北面的芳林、广化二门中间新开一座景曜门，这是外郭城垣上又一大的改变。城东北角的永福坊，在玄宗先天年间，筑入苑地，作为专供皇子王孙居住的宅院，名为十六王宅，这便阻断了沿东城墙和北城墙下伸向城东北角的顺城街。至唐宣宗时，为方便从曲江池去往新昌坊的青龙寺，又将曲江池与新昌坊之间的升道、广德、立政、敦化四坊一分为二，从中开出一条新路。至此，隋大兴城“畦分棋布”的街坊布局形态，已经有所改观。

其六，居民区位观念的转变，促使城市居住空间转移。隋大兴城建成之初，达官贵人在选择宅第位置时，受先秦时期沿袭下来的“尊长在西”的观念影响，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西轻东倾向，即更多的人是偏好居住在城区的西部，而随着宫室格局的变化和唐中央政治中心的东移，住宅，尤其是官吏和贵族的住宅纷纷由街西向街东转移，并且愈演愈烈，才最终促成了住宅分布“东贵西富”格局的形成。隋、唐初与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居民区位观念的转变，促成了中国古代城市内部结构的一项重大改变。

上述六项内容中前五项是城市空间秩序调整实例，是空间秩序重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引发空间秩序转变的诱因，第六项内容是空间秩序调整及重构的必然现象和结果，也是新秩序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是受礼法约束、等级森严的社会，历代王朝无不希望其统治能够绵延永续，加强和突出皇室权力的做法表现在国家机器和国家统治体系的各个层面，不仅要建立一套严密有序的政治制度，而且在都城建设上突出等级差异，使都城空间秩序化。经过隋唐两代的共同努力，长安城最终建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都城结构形态，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城市空间等级规范：宫城、皇城、郭城之间；各城门门道、规模之间；城市道路之间；城内里坊规模之间；城内住宅建筑规模、形制之间以及城市区域之间均存在等级差异。在城市建设初期，城内各种秩序多处于适应及趋于平衡状态，随着城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素的变化，城市空间秩序势必随之而调整，唐长安城中大明宫、兴庆宫的建造，不仅改变了都城的政治空间秩序，还引起外郭城内居住、商业以及文化景观等城市空间秩序的调整，建立新的空间秩序乃至达到新的平衡，隋唐长安城的空间秩序经历了平衡一不平衡—平衡状态。在都城空间秩序建立、调整与重构过程中，城市物质要素构成发生了物质实体的空间位置转移，出现了新的城市文化景观，形成了新的空间结构形态。

三、隋唐长安城空间秩序的价值

时至今日，隋唐长安城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存下来的实物形态已寥寥无几，建国以来隋唐长安城遗址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相继被国务院划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隋唐长安城遗址作为一个整体也于1996年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遗址首先是一种文物资源，而文物资源是凝结了人类文明的产物，大遗址保护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文物保护工作，保护遗址就是保护珍贵的文化，保护大遗址就是要传承人类文明的精华。社会各界应充分认识文物资源的历史价值及其不可再生的特点，真正做到有效地保护文物资源。为此，对隋唐长安城遗址文物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客观认识和准确定位是当前制定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规划方案和具体措施的重要环节。

1、文物价值

就历史价值而言，隋唐长安城，是我国历史上规

模最为宏伟壮观的都城。统治者为实现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愿望，在隋大兴城城池规划中包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思想观念，法天象地，帝王为尊，百僚拱侍。为容纳更多的人口以及迁徙江南被灭各国贵族以实京师的宏伟计划，将城池规模建设得更加宏阔，外郭城墙内面积达84平方千米，是汉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后经唐代增修，长安城建筑更加宏伟壮丽，城市规划日臻完善，成为我国古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

隋大兴城的建成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它既吸收了中国历代都城的建设经验，又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有所创新，为恢宏壮丽而臻于极盛的唐长安城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兴城的城址选在一个全新的基址上，这给设计者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才能的空间，唐长安城一直遵循着隋初建时的空间格局，这在中国都城建筑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唐代的几项大工程，如初唐的大明宫、玄宗时的兴庆宫等，都没有对长安城的基本格局造成重大影响，隋唐长安城显然是依照一个制度精严、设计周详、布局井然的总体规划施工建设的。隋唐长安城空间布局打破了以往都城“前朝后市”的传统格局，将朝、市位置互易，把宫城置于城北正中，北有禁苑，东、南、西三面有皇城、里坊、街市和外郭城的层层拱卫，有效地加强了对皇帝所居宫殿的防卫。同时，专设皇城把中央衙署集中在宫城南的大街两侧，以与民居民宅区别开的作法也是前所未有的，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这种都市规划设计方案，既影响了当时国内新建和改建的地方城市，也影响了一些地方政权甚至邻近国家都城的兴建。

隋唐长安城遗址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调查和发掘以来，陆续重点发掘和调查了一大批遗址，不仅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文物等级也非常之高，有些已成为隋唐物质文化断代的标尺，充实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众多遗址点的发掘，不仅对探索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布局及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提供了实物资料，而且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史的研究补充了考古学依据。

隋唐长安城遗址的出土文物展示了我国隋唐时期及其前后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艺术等诸方面的辉煌成就。比如对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明德门遗址、含光门遗址、街道遗址、西市遗址、天坛遗址以及青龙寺、实际寺宗教遗址及城市周边地区墓葬等遗址的发掘，为全面展示隋唐长安城历史风貌提供了历史文献之外的实物证据。

从科学价值角度来看，隋唐长安城在规划过程中使用了“模数计算”方法，即以宫城之广、长为模数来规划整个都城的。具体来说，宫城的广长比为1.89：1；宫城、皇城与其西侧(或东侧)外郭城视为一区，以皇城南墙为界，则此区广长之比为1.88：1。以长安城春明门与金光门间之横街为界，将长安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城南(不包括横街120米)部分广长之比为1.87：1；若略去建筑施工上的误差，则可以看出隋在规划大兴城时是有意以宫城之广长比为基准，使外部的一些重要部分与之成相似形。这种规划手法使得整座城市显得非常威严、宏伟，凸现了都城的至高无上。这一规划手法在东都洛阳城的建设中也有所体现。

隋唐长安城历经多次建设最终形成了三重城垣的城市结构形态以及自此固定下来的都城中轴线建设等规划方式，奠定了之后历代都城的规划设计模式。隋唐长安城遗址出土文物是当时科学技术的结晶，证明该时期在建筑技术、造井技术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

在艺术价值上，隋唐长安城遗址作为隋唐时期历史文化的艺术宝库，徜徉其中，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

其一，唐诗中较多篇幅对长安城充满浪漫情怀的描述，长安城因而有了“诗城”之称，增添了无尽的文学艺术魅力。

其二，西安碑林尽管最初是为保存唐文宗开成二年所刻石经而建的，但同时还保存下了颜、褚、欧阳、徐、柳之书和“偏旁字源”等碑石，使我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唐代书法艺术的魅力。

其三，隋唐佛道艺术的传播，无论是粗犷而形象的石刻技术，还是完美的绘画艺术及随之引入的音乐、说唱等艺术形式，使隋唐长安城成为了一座艺术宝库。

其四，规模宏伟的隋唐长安城内建筑艺术之精妙，不仅是那个时代建筑形式的样板，而且影响至今，建筑本身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总之，隋唐长安城是高大庄严的宫殿建筑与庭院别墅、山水园林的有机结合体，如太极、大明、兴庆三大宫以及曲江芙蓉苑、著名的寺观等所在区域均有秀美的林木、花草、山水，它们相互烘托、互为陪衬、相辅相成，给人丰富的山水美景的视觉、感觉等享受。

2、社会价值

隋都的兴建，是结束数百年的分裂状态、政治走上统一、经济开始恢复的标志。唐朝正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制度与文明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先进的社会制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唐代长安是东方文化的渊薮，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当时无论是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是近邻日本、朝鲜、印度等东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均与唐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不断派遣使节学习中华的先进文化。由此证明隋唐长安城遗址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杰出代表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隋唐长安城的设计，是承前启后的一个伟大的创作，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长安城将当时统治者所居之宫廷和官署安置在城中央北部的宫城与皇城内，不与民居相参；将贸易的两市摆在皇城之南，一反前朝后市的传统习惯；整齐的居民里坊和宽广的街道紧凑而匀称，像这样规模完整的宏伟城市，出现在1300多年以前，不能不说它是非常伟大的。而且城内宫殿与衙署只占全城面积的10％，改变了汉长安城内宫殿占全城面积2／3以上的布局结构，照顾到了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顺应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趋势。唐长安城是我国当时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其设计规范，曾为许多东方国家所模仿。因之，它不特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高度繁荣时期的产物，也是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往来频繁时期的集中地，扩大了国际社会影响。

隋唐长安城遗址范围广、蕴涵内容丰富。遗址范围不应仅限于外郭城城墙之内，尚应包括城墙之外的周边地区，如城市东南郊的曲江遗址、西南郊的昆明池遗址、北郊的禁苑遗址(甚至汉长安城遗址)以及周边地区隋唐墓葬遗址均应属于该遗址的保护范围。隋唐长安城城墙遗址区之内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已有众多的遗址相继被国务院、陕西省人民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等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些已经做好和正在进行的遗址保护与展示项目不仅改善了该区域的生态环境，使当地居民意识到了遗址保护的重要性，转变了对古遗址保护的价值观念，且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于改善遗址保护的财政状况和提高遗址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均有极为显著的社会意义。

隋唐长安城遗址除蕴涵有深厚的文物价值和社会价值之外，还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美学价值、思想与宗教价值、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价值、原创性价值、符号价值等，吸引和激发了社会各界人士从不同视角学习、研究和挖掘隋唐长安城遗址历史文化信息的热情，促进了市民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良好平台。

[参考文献]

[1]李好文，长安志[M]∥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影印文渊阁本。

[2]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3]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李防，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董鉴泓，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6]徐松，唐两京城坊考[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8。

[8]程大昌，雍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9]刘啕，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