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贸易顺差问题的分析与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外资和鼓励出口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1978年至2005年的27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68倍，为我国带来大量外汇收入，并逐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然而，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高速发展，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基数越来越大并呈加速增长之势，已成为经济领域的热点议题，引起了国际国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当前我国贸易顺差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
　　保持适度的贸易顺差对于促进国内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有利于防止大规模资金流出对本币币值稳定的威胁；有利于保证外债还本付息和支付外资分红、股本收益；有利于增强出口部门吸纳就业能力；有利于推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国内产业升级，等等。
　　同时也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高，使进出口贸易逐渐出现“失衡”倾向，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我国经济运行的难点。国际上通常以顺、逆差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表示“贸易不平衡度”，只要该比重控制在10%以内，即意味着一国贸易基本平衡。依据该标准，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占当年贸易总额的比重已达10.1%，开始触及贸易不平衡的边缘。更为严峻的是，我国贸易顺差自2005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年达到1020亿美元的历史高位，2006年跃升至1775亿美元，而2007年仅1至4月份已达633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了87.9%。如果按这一幅度增长下去，预计2007年全年贸易顺差将达2000亿美元之巨。
　　巨额贸易顺差及其快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一是贸易顺差过于集中于美欧，导致贸易摩擦频发。2006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了83起贸易摩擦案件，主要为美欧发起。为了应对贸易逆差，除了采取反倾销、保障和特保调查等措施以外，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开始在隐蔽性更强的反补贴领域开辟第二战场。二是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巨额贸易顺差意味着国民储蓄大于投资，也意味着大量经济资源为他国所用。国内消费、投资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国居民的福利，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三是促使货币流动性过剩，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巨额贸易顺差推动了经常项目顺差过快增长，导致央行外汇占款增加，加剧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和资产市场泡沫增长。四是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由于对美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将目标锁定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对我国的货币自主权横加干涉，并开始直接采取保护性的贸易措施。
　　可见，巨额贸易顺差及其快速增长已远不只是加剧美欧与我国的贸易摩擦那么简单，而是真正对我国自身经济发展构成了威胁。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维护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应对贸易顺差问题。
　　二、巨额贸易顺差及其快速增长的成因分析
　　巨额贸易顺差及其快速增长与我国的产品竞争力、国内需求、国际环境、产业状况、外贸结构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拓宽了出口市场
　　近年来，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这是造成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固然有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高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依赖低廉的出口价格。这种低廉的出口价格是由于部分牺牲劳动者和社会利益，或让渡政府利益而造成的。
　　首先，劳动力价格较低。据统计，2004年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0.75美元/小时，而同期美国和日本则达到21.97和21.54美元/小时，分别相当于我国的29倍和28.7倍。近两年我国劳动力价格虽有一定提升，但仍然十分有限。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一方面降低了产品成本，推动了出口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
　　其次，社会承担了环境成本。庞大的制造业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企业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却将本应承担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仅2005年广东省在环保方面就投入资金534.8亿元，占当年该省GDP的2.5%。
　　再次，诸多隐性出口优惠。长期以来，许多地方政府以各种政策优惠作为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优先供给、出口补贴、出口奖励、认证补贴、展洽会摊位费补贴、出口产品研发贷款贴息、出口信用保险补贴等等。这些优惠政策大大刺激了企业的出口欲望。
　　（二）国内需求长期相对不足增加了出口压力
　　与国民经济连续多年的较高增速相比，我国居民消费市场却一直平淡，缺乏充分活力和持续热点。劳动者特别是广大农民工的收入偏低，居高不下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费用，广大农民及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缺失等都制约着居民消费欲望，造成结构性的内需不足，从而不仅抑制了进口增长，也迫使企业不得不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海外市场，这是造成顺差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三）成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出口增长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经济开始加速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入世不仅使我国的商业和法律规则与WTO规则更快接轨，而且使世界对我国未来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有了明确的预期，进一步提升了向我国投资和进行产业转移的信心。这种信心与我国招商引资的鼓励政策相契合，大大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步伐，逐渐巩固了我国作为部分重要工业品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这种“世界工厂”角色的确立和巩固，一方面替代了部分进口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有限，也增强了企业的出口诉求。
　　（四）特殊的外贸结构带来了高额顺
　　我国外贸结构比较特殊，加工贸易占据了外贸总额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作为一种增值的贸易形式，必然带来大量的贸易顺差。以2006年为例，当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8000亿美元，占对外贸易的48.6%，带来顺差1889亿美元，成为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此外，美欧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国内产品对进口的替代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我国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和快速增长。
　　三、调整贸易顺差应坚持四个原则
　　如上所述，我国贸易顺差过高且增长过快主要是由产品国际竞争力强、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国际产业转移和特殊的外贸结构等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决定的。因此，贸易顺差将在较高的水平上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既要高度重视贸易顺差问题带来的外部失衡和内部影响，也要正确认识到贸易顺差的客观必然性。目前看，短期内将贸易顺差一步调整到位恐怕还不大现实。
　　更重要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促进经济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矛盾，以及占人口相当比例的低收入群体需求不足和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因此，调整贸易顺差就不能仅仅只关注平衡国际收支这个直接目标，还要有效兼顾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等长远目标和任务。
　　（一）综合考虑政策目标
　　1．促进经济增长仍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目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GDP连续6年保持了10%左右的高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世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人均GDP水平依然较低，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我们要在2020年左右建设较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经济。长期以来，外贸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5%。与此同时，国内需求则长期相对不足，拉动并重振内需任重而道远。因此，调整贸易顺差，必须充分考虑对外贸领域乃至经济整体运行的冲击，防止因调整力度过大、涉及面过广可能导致的生产消退，从而影响经济持续增长。
　　2．提高居民收入是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低收入群体需求不足和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二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不到20年，但其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工资增幅每年超过美国70%，工资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便赶上了美国。相形之下，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而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却长期低于人均GDP增速，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因此，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扩大国内需求已成为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调整贸易顺差必须对此予以兼顾。
　　3．实现充分就业是政府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充分就业”既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不仅涉及“人口红利”的充分运用，更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当前我国城镇人口的登记失业率已超过4％，再加上近1亿农村隐性失业人口，我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促进就业仍是政府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外贸企业在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2005年仅东莞市的外贸企业就解决了近500万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调整贸易顺差，必须考虑外贸领域的促进就业作用，不能对外贸企业的吸纳就业能力产生过大影响。
　　（二）综合把握各项原则
　　因此，调整贸易顺差必须协调处理各个目标和任务之间的关系，在各个目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福利，推动经济健康平稳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步，避免造成政策效用的互相抵消，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综上，我们认为，调整贸易顺差应当坚持以下四个原则：
　　1．坚持系统原则。调整贸易顺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幻想采取简单方式在短期内“毕其攻于一役”，也不能依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必须全面照应、系统应对。要综合考虑主要目标与次要目标，统筹兼顾短期效应、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有效整合各方面的力量，综合运用长期战略和及时战术进行综合治理。
　　2．坚持平衡原则。调整贸易顺差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平衡协调的理念。应充分考虑我国和外国、整体与局部、眼前与长远等多种利益，顾及外贸结构优化、环境污染治理等多领域发展，实现调整贸易顺差与其他目标的共赢。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经济尚不发达、居民收入相对较低、促进就业压力仍然较大的形势下，尤其要注意协调处理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关系。
　　3．坚持区别原则。调整贸易顺差涉及众多行业和企业，必须秉持区别对待的态度，不能“一刀切”。要结合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采取“有保有压”的策略：对于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行业或企业，要继续鼓励其出口；对于资源密集、污染严重、附加值低的行业或企业，要合理限制甚至禁止其出口。
　　4．坚持稳妥原则。调整贸易顺差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考虑到社会、企业的承受能力，有计划、有步骤、渐进地推行调整措施，避免大范围、疾风骤雨式的政策调整，确保平稳过渡。出台的调整措施要保持相对稳定性，避免朝令夕改。
　　四、调整贸易顺差的对策建议
　　调整贸易顺差实际上面临着短期和长期任务：首先，要迅速采取有效的及时性应对举措，在短期内有效遏制或延缓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以调整贸易顺差为契机，实行长期治理，解决造成贸易顺差问题的深层次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排除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威胁。为此，建议综合考虑系统治理、平衡协调、区别对待、平稳过渡的原则，采取下列措施。
　　（一）在及时性战术层面，主要从合理限制出口、积极扩大进口两方面入手。
　　1．合理限制出口数量。一是加快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缩小退税商品范围，调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我国是一个资源、土地、能源短缺，环境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逐渐取消对资源密集、土地密集、能源密集和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退税，从而促进我国资源配置的改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近两年，我国已多次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调整，但现行政策仍有较大调整空间。二是调整出口关税征收范围和幅度。扩充“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关税征收范围目录；对部分出口势头依然强劲的低附加值产品调高出口关税税率。三是调整加工贸易政策。逐步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产品目录，限制资源能源消耗多、带动就业少、综合效益差的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限制来料加工方式，对于来料加工企业采取先征后退或者台帐保证金实转的管理方式。
　　2．积极扩大进口规模。一是畅通进口渠道。进一步改进政府管理，充分利用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政府信息网站等渠道，搭建顺畅的进口平台，为我国进口商扩大进口、提高进口质量提供便利和优质服务。二是确定和实施优先进口战略。加强高新技术引进，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积极组织国内短缺的重要能源与资源类大宗商品的进口采购，增加石油、金属矿石、天然橡胶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扩大重要技术装备特别是国内急需的关键设备及其零部件的进口。三是加大进口扶持力度。充分运用财税、贸易、产业等经济政策，加大进口扶持力度：在当前工业品平均税率8.95%的基础上，进一步调低工业品进口关税，对战略性、资源性产品进口实施较低的暂定关税并向零关税过渡；科学调整对进口环节的贸易管制；放宽资源性产品进口市场准入，充分释放民营经济在进口方面的活力；优化信贷结构，改进金融服务，简化大宗进口付汇手续，规范进口补贴。四是优化进口地区结构。积极促使美欧放宽对我国的技术封锁，重点增加自美欧的先进技术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减少贸易摩擦；同时加强与非洲、俄罗斯等资源丰富的贸易伙伴的经贸来往，推动进口来源地多元化。五是适度放宽保税内销限制。适当调低保税货物内销缓税利息率，减轻内销税费负担，简化内销审批手续，给予信誉良好、内销量大的部分企业“先销后征”优惠，提高企业内销积极性。
　　（二）在长期性战略层面，应集中解决出口产品价格回归和扩大国内需求两个重大问题。
　　1．进一步促进产品成本回归，提高价格水平。一是推动劳动力价格合理化。充分运用最低收入政策，适度提高产业工人特别是广大农民工的工资、福利水平，着力改变产业工人“地位低，待遇差”的现状，从而一方面推动产品出口价格合理提升，另一方面拉动国内消费，一举两得。二是实现环境成本企业承担。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健全环境保护监督机制，对污染严重的出口企业排污情况进行实施监控，并建立和完善能源环境税费体系，加强征管，使企业自行承担环境使用成本。三是尽快清理各种出口优惠政策。对科学合理、符合规则的鼓励政策要坚持和优化，对不符合WTO规则、不符合国家宏观政策要求，特别是有损国家、社会或民众利益的优惠及时进行调整。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国内需求。国内市场始终是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和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不扩大内需，优化出口结构和扩大进口就会成为“无本之木”，相关措施就无法真正取得实效。因此，要增加居民收入。通过完善分配制度、规范分配秩序，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工待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解决下岗人员再就业，减少零就业家庭，不断增强国内消费能力；要完善社会保障。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关注的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后顾之忧，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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