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世界历史就是一部金融史

材料后，对他说：你既然看到了问题，不去研究不出去讲，就是对不起国家。

刘吉的话极大地触动了他。于是，王巍开始创立并购协会，主持编辑商业杂志，成为了中欧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的客座教授，参与创立亚布力论坛，还出版了几本金融并购方面的著作。

镇馆之“宝”

中国金融博物馆虽是民营，却带着“中国”字头。前者体现了王巍的理想，后者反映了王巍的能量。

王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西方的金融学子，回国后又正好赶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形成期。国内外金融界大佬们，要么是他的老师、前辈，要么是他的哥们、“发小儿”。王巍把这些人脉资源，一股脑地全部投到博物馆的事业中。

王巍专门向时任美国金融博物馆馆长Alan Lee Kjelleren拜师学艺，Kjelleren则手把手地给了他具体的指导，双方还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担任博物馆的首席经济学家，还为博物馆的口袋书作序。央行前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对一些展品所代表的重大事件和历史背景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纪录片《华尔街》的总导演李成才毛遂自荐义务担任博物馆的媒体总监 。

为搜集展品，王巍更是“不择手段”。

博物馆需要一张津巴布韦通货膨胀时面值最大的货币，王巍找到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金琦，居然从津巴布韦中央银行调过来一整套。

建馆之初，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把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版，以及亚当•斯密炒股票的收据捐给了中国金融博物馆。据王巍描述，亚当•斯密炒股票的收据一直挂在唐双宁的办公室里，王巍看到后从墙上摘了就走，把唐双宁心疼得要命，但唐双宁知道这件宝贝要陈列在博物馆中，欣然应允。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给王巍捐了15件东西，其中一件是高西庆珍藏多年的组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示文件。

有要人相助，并不意味着就能一帆风顺。王巍的人脉关系都集中在金融领域，一到博物馆系统，他就无计可施了。

在筹备博物馆的过程中，最让他头疼的是博物馆的资质审批。王巍总是被有关部门不断地追问：你们有多少件一级文物、多少件二级文物、多少件三级文物？

一般博物馆的藏品鉴定按照考古标准，王巍说，“钱币鉴定尚且可能，第一套人民币值多少钱，轮船招商局的第一张股票值多少钱，大体能够估出来，但其他金融文物要用考古标准鉴定就会非常可笑。”

审批过程中，双方就藏品的文物等级反复较劲。 有一次，对方问：“那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什么镇馆之宝？”王巍也急了，一拍桌子说道：“我就是镇馆之宝。”满场肃然。

有人说，王巍的性格就是博物馆的性格，不无道理。作为一家民营博物馆，王巍处处强调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不是板着脸、正襟危坐，我们强调好玩；我们不替公众做价值判断，我们只摆事实，不讲道理，‘剥削压迫’这样的词一概不用；别的博物馆都下午5点关门，我们一直开馆到晚上10点，让老百姓下班了有个可以逛的地方。

博物馆的很多展览是王巍自己设计的，解说词也由他亲自撰写。他设计了一个民间演绎的货币史展厅，将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与当时流通的货币结合起来展示。你可以了解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时使用的不同货币，桃园三结义时的货币，唐伯虎点秋香的铜钱等等。

清明上河图有17处使用货币的地方，王巍把它们一一放大出来，并配上现代语言的解说词——“政府拆迁之前的田园风光”、“算命大仙的场子，现在多是EMBA的课堂”、“王员外家特供的‘茅台’”……“800多年的历史一下子就穿越了”，王巍说。

一晃两年过去了。中国金融博物馆累计参观人数达4万多人次。4万多人次是什么概念？王巍说，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中国钱币博物馆，6年来的参观人数不过2万人次。“我们只有10个员工，而且我们在天津，不是北京啊。”

2011年10月，王巍的第二家博物馆“中国基金博物馆”在苏州开业，用生动的历史故事，讲述最抽象的经济学话题。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名声越来越大，中国金融博物馆麾下的金融书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两周一次的活动每次都爆棚。

所谓金融书院，就是王巍以中国金融博物馆名义牵头的读书会。场地是老朋友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提供的，主讲人也多是凭任志强和王巍面子请来的高端人士，从经济学界的陈志武、吴晓灵、许小年，到历史学界的袁伟时、朱学勤、雷颐，再到企业家柳传志、俞敏洪、张树新，精英云集。听众面向社会，不限制身份级别，只要对书院感兴趣，均可免费报名参加。有人戏称：台上谈笑有鸿儒，台下往来皆白丁。

藏品串起来的历史

“‘文革’中，中国还有股份制信用社在分红，而且一天都没有停止过”，王巍突然探过身子问道：“你能相信吗？！”

天津的金融博物馆收藏了一批让王巍颇为自豪的宝贝。他所说的“文革”中仍有信用社在分红的证据，是博物馆收藏的一张股票。据他说，这张股票曾让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在内的很多参观者目瞪口呆。这是江苏省太湖县供销合作社在1963年发行的股票，其背面记载着从1963年到1982年的分红记录。股票分红贯穿整个“文革”时期，说明在割除一切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年代，中国基层还保持着纯朴的民间信用。“这简直就是国宝。”王巍感叹道，“江苏人啊，不愧是大宋朝的后代。”

中国金融博物馆二层摆着一架1860年代的法国老钢琴。这是一位老先生谢绝了多家拍卖公司，跟王巍接触了好几次后捐赠过来的。老先生世代以修钢琴为生，1920年代他家就是天津非常有名的修钢琴的工匠，1950年代还为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修过钢琴。

钢琴和金融博物馆有什么关系呢？

1920年代，老先生家的记录本上，登记有4000多架钢琴。钢琴的主人有教授、医生、警察、幼儿园老师……4000架钢琴说明什么呢？王巍解释道，按照当时的人口比例，北洋时期，天津的钢琴人均拥有量超过了今天。而这，仅仅是老先生一家的登记。

按照传统说法，北洋时期就是八个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可天津居然有这么多架钢琴 。“北洋时期的天津，简直就是一片歌舞升平，”王巍说，“这才是历史，真正的历史。”

在陈志武的建议下，王巍从美国拍卖回来两台19世纪的胜家牌缝纫机，一台放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一台摆在天津的金融博物馆中。

王巍解释说，缝纫机是最早的消费信贷产品。19世纪中期，缝纫机价格昂贵，一般家庭主妇望尘莫及。1856年，美国胜家公司的市场部负责人克拉克发明了分期付款的方式，一下子解放了妇女劳动力，需求也被拉动起来。

消费信贷是人类消费的巨大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态度。1919年，通用汽车公司是第一家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购买汽车分期付款的公司。到了1960年代，消费信贷扩展到各个行业，美国人用这种方式买冰箱、电视、汽车，甚至房子。

1980年代，所罗门兄弟公司将抵押贷款票据进行流通，创造了次贷产品。后来次贷产品越来越多，风险管理跟不上，就出现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

所以王巍认为，要了解次贷危机就要了解消费信贷。当消费需求远远超出支付能力时，社会就出现危机。美国给没有收入的、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贷款买房子，等着房子价格上涨，一涨就还款，反之就破产，结果2008年后出现了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是因为给钱给多了，消费能力与现实的偿债能力相差太大造成的。不是什么华尔街洗劫普通老百姓，更不是什么帝国主义洗劫中国人民。”王巍说，“历史和今天是有联系的，不了解历史，就会误导今天。”

在王巍看来，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可以从金融的角度加以阐释。

以“甲午战争”为例，100多年来对于战争胜败的结局有无数的学术讨论。王巍认为这些讨论大而化之，忽视了细节的追溯，反而使得我们无从循序渐进地改善。

王巍考察了当时两国的综合国力，发现中国远远超过日本。但日本发行了1.16亿日元的政府公债，其中民间公募9000多万，国库存款2500多万。相比之下，大清政府首次发行公债是在1894年，而且数额有限。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向德国发行债券，购买新船新炮。德国人一看，日本人要是输了他们就捞不回本，于是大力支持日本。“美国内战也是棉花和钢铁的战争。这些战争背后都有金融的力量。”王巍说。在王巍看来，“世界历史不过就是一部金融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