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2012年获得“诺奖”以来，得到批评界的持续关注。“诺奖”对莫言本人和批评界的影响也成为值得关注的事件。对莫言来说，荣获“诺奖”使之拥有了更多的海内外读者，也让他成为中国社会新闻的热点人物。以2015年为例，与莫言相关的报道就不时跃上新闻头条。“诺奖”光环的延伸还让莫言成为中国的“文化名片”。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初，新一代作家中大多数是在外来文化和思想的滋养下成长成熟起来的。莫言是其中的一个，但肯定不是受外国文学影响最深的一个。如果不是“诺奖”，“文化名片”未必与莫言结缘。2015年5月，国家领导人外访，莫言成为其中的一员，有着文化外交的意味。
然而莫言本是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小说家”“讲故事的人”。获奖后，虽声名日隆，但作品歉收，不能不是一个小说家的尴尬之处。于是，年初《莫言墨语》出版，既有喝彩之声，也有一些批评文字。庄伟杰就对莫言的“书法”持怀疑态度。在《粤海风》2015年第4期上，庄伟杰发表了《莫言的字与当代作家的所谓“书法”》。文中提出中国现当代文人学者中能写一手好字并能称得上是书法艺术的人有不少，并以鉴赏的眼光赏析了鲁迅、贾平凹、余秋雨的书法。接着，庄站在书法艺术角度，觉得“莫言写的字，挺有趣的，或者说有点好玩”。庄在莫言的“名”与莫言字的“实”之间“颇费脑筋且令人难言”，富有意味。虽未明言，但已在对莫言的字（而非书法，笔者注）、“左腕书写”以及书写内容有“可爱之处，而且透着几分顽皮、几分耍闹，乃至几分机警和睿智”的评述言语中表达出批评的立场。在庄看来，人不可能样样精通，但要学会藏拙，这样对自己才是惬意之事。在此，庄的观点是一家之言，可以作为一种参考。10月，屠呦呦荣获“诺奖”，中国人又一次揭开了“诺奖”的面纱。笔者倒觉得这再一次的获奖，才是消除人们心中对“诺奖”的复杂情结，拥有平常心态的强有力的动力。正是在这动力的作用下，人们对待“诺奖”的心态渐变。这种渐变的心态也在批评界显现。莫言研究者逐渐摆脱了“诺奖”情结的影响，客观对待“诺奖现象”，进行着常态化的莫言研究。
吉田富夫是莫言小说日文版本的译者之一。他翻译过的莫言小说有《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天堂蒜薹之歌》等。在吉田富夫翻译莫言小说的过程中，彰显了日本学者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他不满足于通过书信来核实小说细节，而是不惧路途遥远，亲赴高密东北乡体验小说情境。为拉近日本读者与作家之间的空间距离，吉田富夫自费邀请莫言到日本讲学。这也是莫言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2015年6月，吉田富夫编著的《莫言神髓》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了吉田富夫的文章《莫言的世界》《雪之幻影》（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一周纪实），及译者和作者交往的影像图片。此外，还附有莫言在日本的文学演讲及莫言和旅日作家毛丹青的文学对话。
本书值得关注的是吉田富夫的文章《莫言的世界》。吉田富夫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与莫言之间同为农民后代的某些共同点，即“同样的做人的状态”。以此为出发点，他在讲述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宿缘轨迹”（《莫言的世界》一文）时，自然而然就对莫言寄予了“同情之理解”。尽管吉田富夫称《莫言的世界》只是讲述“一位中国的描写中国农村题材故事的农民作家和一位在日本农村长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之间的故事”，但通观全文可以感受到译者的眼光、文学史的视角及客观的论述，表现出吉田富夫的学者气度与史家风范。吉田富夫的“讲述”是基于莫言的个人生活经验、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之上而展开的。他认为莫言开始创作时一心想着用稿费买靴子、手表，吃饺子，表达的是“逃脱”闭塞的高密县东北乡的梦想。但是，作为“高粱地里跑出去的农民”，莫言的个人生活经验使他无法对农村进行城市人角度的反思，于是他受《雪国》的启发，又回归到自己熟悉的“饥饿与孤独”的高密县东北乡，成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作家群中的特殊存在。
以时间为线索，吉田富夫为莫言的文学创作历程把脉。他提出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里以“自画像”黑孩儿的眼睛讲述故事，犹如发现矿脉，由此开始编织高密东北乡形形色色的故事。在《红高粱》中，吉田富夫认为莫言是把高密东北乡作为人类的“生”的地方来描写的，“如果有‘生’的话，与之相伴的‘性’和‘死’便都有了”。而且，莫言“不是进行普通的现实主义描写，而是将其当作故事写给你看”。关于《丰乳肥臀》，吉田富夫以中国批评界对其书名，人物形象，及小说伦理的争议为参照，提出这些问题在日本读者的接受中是不存在的。相反，他觉得司马库虽然只是个土匪，但因“无视律法，只依据自己的美学而生存的这个男人，是这部小说里最具魅力的人物”。文中引用日本书评作者岸阳子的话，认为《丰乳肥臀》“用小说的形式重新塑造了民众的历史”。由此生发感触，吉田富夫联系莫言的演讲《讲故事的人》，从自己的翻译经验出发，提出“故事”就是“物语”，其意义值得反复体味。在对《檀香刑》的解读中，吉田富夫认为小说发掘的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残酷”。在《四十一炮》里，吉田富夫认为这部作品“充满尝试意味”，是莫言对“改革开放造成的社会弊端的深沉反思”。从《生死疲劳》中，吉田富夫读出了蓝千岁是“一些人无法和现代化完全融合的象征”，“宛如从高粱地里蹦出来的普通农民一般直面世界伦理之崩溃的莫言先生”。对莫言的具有先锋意味的作品，吉田富夫指出《十三步》“使用技巧过度”，《酒国》在当下扭曲的世界里是一部能被世人重新阅读的小说。从农民的情感立场出发，吉田富夫在《天堂蒜薹之歌》里看到了“农民贫穷和无知的生活状态”，也看到了“农村特权阶层的冷酷”；在《蛙》中，他以文学的立场指出莫言写“残酷的场面”时，几近无法控制的“怪诞现实主义的手法”，同时，因以蝌蚪这一人物来叙述故事始末，才止住了小说“疯狂的走势”，避免了小说“倾向简单化”。吉田富夫对莫言的文学作品和人生处境是给予深深的同情和充分的理解的。他认为莫言的创作是从农民的视角，用农民的语言来讲述故事，这与其说是“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出身农民的莫言先生的必然选择”。农民只信眼前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莫言的作品中一定存在“绝对的弱者”。吉田富夫由此指出正是由于莫言从农民的视角描写农民的世界，所以会让有些读者感觉到莫言的文字缺乏美感，太过粗鄙，乃至出现下流的语言和脏话。从而，习惯了知性精练的中文表达的知识分子读者，会对莫言的遣词产生疑问。针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争议，吉田富夫态度很明确，他认为莫言并不是站在反体制的政治立场来写作，莫言的“文学的王国”就是“高密东北乡的老百姓眼中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形象”。在吉田富夫对莫言创作的讲述里，感性与知性同在，而且凭借翻译者的特殊身份，写出了对莫言小说的与众不同的感受和对文字层面下之深长意味的体会，从中或许可以探究莫言文学创作的“神髓”。
继《大哥说莫言》之后，管谟贤在2015年6月又有《莫言与红高粱家族》一书问世，这一次是管谟贤和管襄明父子合著此书。本书延续了《大哥说莫言》的亲人说莫言、讲述莫言小说背后故事的写作特色。本书收录管谟贤的演讲稿《莫言的成长和故乡（一）（二）》《莫言小说背后的故事》《勤学苦读厚积薄发》，带有回忆性质的《老屋》《追忆几位逝去的长辈》《莫言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莫言和张世家》，还有文化节散记《红红火火红高粱，热热闹闹文化节》及莫言作品解读《汪洋恣肆神秘朦胧》；收录管襄明记述莫言旧居、胶河、胶济铁路、莫言常德探亲、“野人”刘连仁以及对诺贝尔奖的理解等文章。本书着眼于莫言在故乡的生活经历、成长环境和家族亲友故事为读者提供了解读莫言小说的参考资料。管谟贤年长莫言十多岁。作为亲历者，他比莫言更清晰地记得历史岁月里的时代印痕。当莫言进入历史书写的情境时，管谟贤的历史记忆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本书中，管谟贤的文字里不时闪烁其间的也是这些对于历史时代的记忆。特别地，《莫言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描述了19个在高密东北乡真实存在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曾与作者朝夕相处，知根知底，于是写起来得心应手，再加上灵活运用的文学笔法，使得各个人物如在眼前、呼之欲出。这组群像对于理解莫言小说中的农村描写和历史细节很有帮助。从全书来看，部分地还原了生活中的莫言，这有助于年轻的读者读懂莫言的小说。从作家研究的方面看，它为莫言研究保留了难得的资料。
庄森的《胡适·鲁迅·莫言：自由思想与新文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以胡适、鲁迅和莫言三人为新文学发展中的代表人物，探讨三人在文学观念或文学创作中共同坚守的自由思想。这种自由思想的核心是作家“不迷信权力、不畏权贵……保持一种精神的独立，自主的理性思考，构建真实的文学世界，传示作家的批判精神”。庄森提出胡适、鲁迅和莫言在自由思想方面一脉相承，推动了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成熟。概括地讲，胡适创建了新文学的理论，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新文学传统，传播了自由思想。鲁迅追求自由思想，主张个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鲁迅的小说奠定了新文学的批判精神传统。莫言小说的自由思想主要体现在创作的自由立场和超越意识形态制约的历史观和道德观。在对莫言小说自由思想的论述中，庄森认为自由思想使得莫言“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这种自由思想还使得莫言立足人的自然属性和生理品质，写出独立的、自觉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另外，这种自由精神还鲜明地体现在莫言小说的强烈批判精神和人性关怀上。综观全文，庄森以自由思想为经梳理出胡适、鲁迅和莫言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同时，在思想层面上提供了一个认识莫言创作的视角。可是，笔者认为莫言文学创作的思想资源是带有历史和时代印记的，是丰富而复杂的。这些思想资源包括深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农民自觉、20世纪80年代作家主体性的“觉醒”、外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文学观念以及作家的生活处境等。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导致作家思想和行为上的局限性。莫言给自己定位为“说书人”“小说家”“讲故事的人”的身份，也许就是这种思想“局限性”的表现。从这一层面上讲，对莫言来说，“自由”不是社会意义上的争取权利的自由，而是倾向于写作中随心所欲的自由。
张秀奇、覃治华的《浮世的悲欢：莫言中短篇小说细解》（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由总论和莫言中短篇小说细解两部分构成。总论部分以张秀奇与覃治华15天的对话方式评析莫言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在这场莫言文学的畅谈中，两人按照时间的脉络，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作品逐一进行阐释。这是一次较全面地占有莫言研究资料且对莫言中短篇小说进行的较细致的论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张秀奇是几十年来追踪莫言作品的研究者。2012年以来，张秀奇出版了《走向辉煌———莫言记录》，书中编辑了关于莫言的研究资料。除此之外，还出版了《狂欢的王国———莫言长篇小说细读》。以上两本著作，为张秀奇研究莫言中短篇小说奠定了资料基础）。本书总论部分的价值还在于紧贴莫言的人生经历、创作论、民间经验以及莫言生活的历史时代来阐释小说，不标新立异，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对于莫言作品中颇受争议的“审丑”，论者不回避，不曲解，而是从乡村经验的角度给予积极的评价。在文本细读部分，对每部小说从作品档案、人物介绍、故事梗概、小说赏析、精彩片段、锦言妙语等多方面解析，可以让读者对作品有较为细致的了解。张舸《聚焦莫言文学》（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从创作研究和作品研究两个方面阐释莫言文学，是一部论文集。在创作研究方面，张从莫言文学创作历程、创作特质、影响研究及小说形式研究等方面切入论题进行论述；在作品研究方面，张以女性细腻的文学感觉对《生死疲劳》《蛙》《檀香刑》《酒国》等莫言小说的代表作进行了文本解读。
2015年，莫言研究也是高校学院研究的热点。赵霞的论文《蒲松龄莫言比较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语言晓畅，概述故事的过程中，惟妙惟肖，娓娓道来，呈现出扎实的语言功底。论文从蒲松龄、莫言文学创作中共享的地域文化因素入手，提出“从本质上讲，是齐、鲁文化的浸染以及民间文化的熏陶，让蒲松龄、莫言开阔了文学视野，推动了他们艺术之舟的远行”。论文以文本研究为基点，细化考察对象，从生平比较、地缘文化、共同主题、人物形象、创作特色五方面进行细致论述。论文可贵之处在于将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进行了“及物”（具体化）论述，这样就让人从感性的文学作品里获得了具体的文化感受。比如，在创作主题方面，论文从爱情、亲情、死亡及对现实弊端的抨击四方面分别论述。仅爱情主题，又分为爱情的多样性、情爱模式、爱情言说的时代色彩与创作心态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在爱情的多样性等论题之下又有更细的分论点。对每个分论点的论述又是从蒲松龄、莫言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找出其中的异同。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论文还是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论文提到“从根源上讲是因为他们（蒲松龄和莫言）同时受到了古齐文化的影响”，并在多处强调此论点，似乎有将结论简单化之嫌。这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各人的时代背景、人生阅历等影响因素。此外，从整体看来，赵霞对蒲松龄的论述显然更加充分一些。当然，这不影响论文所得出的“继承中创新”的结论，即蒲松龄对莫言文学创作的多层面影响。
《文学报》编的《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4月）收录了2012年以来关于莫言文学创作的一些评论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多以开放的态度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在这里，有必要做些介绍。
莫言获“诺奖”，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不同的声音。陈辽在《理智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对“诺奖”评委会评选标准提出质疑，“他们的文学观是很成问题的，用他们的文学观挑选出来的作家作品，很多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叶祝弟在《请不要过度消费莫言》里对因莫言获奖而引发的文化事件有些担忧，“莫言越来越成为一个抽空的文化符号，成为一个供奉在庙堂之上或者出入于娱乐频道里的道具”。王彬彬的《从丁玲获“斯奖”到莫言获“诺奖”》认为“应该对诺贝尔文学奖进行再次重估”“对莫言的文学创作来一番重估”。他的观点是在中国不存在对莫言评价过低的问题，正相反，已经很高了。他建议“负责任的莫言研究者，就应该帮助莫言更迅速、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此外，有感于大江健三郎给予日本社会的“特别健康的力量”，王彬彬希望莫言能在“诺奖”之外具备让人敬佩的理由。鉴于作家和作品往往是“批评家用来说事的由头”，陈冲的《批评界缺乏对莫言文本的专业分析》认为批评界缺少真正的专业精神，尤其缺少专业水准的阅读鉴赏和文本分析。郜元宝在《因莫言获奖而想起鲁迅的一些话》一文中以鲁迅的眼光打量当代文学。他认为“现代作家看似青涩粗糙，实际往往浑厚质朴；当代作家看似圆通成熟，实际往往虚假孱弱”。他质疑瑞典文学院在莫言“由初期的绚烂天真逐渐走向后来的稀松薄弱的关口”颁奖给他，是在“错误的时间颁给了错误的作品”。因质疑莫言获“诺奖”而最受关注的是批评家李建军。李建军从汉语的可转换性问题切入，在《直议莫言与诺奖》中指出诺奖评委们只能阅读翻译家的“象征性文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了解原著的局限）而造成的误读，从而，诺奖的选择和评价多有偏失。同《是大象，还是甲虫？》《〈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一样的文风，《直议莫言与诺奖》坦陈论者的观点，指出莫言写作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莫言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在《2012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上、下）》一文中，李建军指出2012年度的“诺奖”《授奖辞》是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文本。依照《授奖辞》原文，他结合莫言的创作状况进行了细致评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以上文章的论点，对于消解人们心中对于“诺奖”的盲信，对于那些不加辨析的个体阅读有着适时的警醒作用。此外，《文丛》也收录了其它的论点。郑周明的《是“幻觉”还是“魔幻”？》在辨析如何翻译莫言诺奖授奖辞的基础上分析莫言作品，提出“在大多数作品中，莫言正是以这样的直观感觉来反映谵妄的乡土和历史”。葛红兵针对理论批评界在莫言获奖后的某种失语状态，在《我们因何对莫言获奖失语？》一文中认为莫言“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和现代文学传统的双重反悖者”，阐释莫言需要一种“用莫言来阐释莫言”的策略。循此思路，他提出莫言的贡献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中国的地方性知识”。江曾培提出“对莫言作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在《对莫言研究现状与走向的思考》中，张志忠主张对莫言获奖的事件进行冷静对待，讨论时要避免“言不及义”，要切近文学和文化。他简单介绍了莫言的文学创作经验，并对莫言研究的方法、研究空间进行了探讨。黄桂元在《被消费的鲁迅与被纠缠的莫言———兼与郜元宝先生商榷》中提出不能仅用鲁迅的名义就将当代作家的成绩一概抹杀。他认为莫言获奖对于中国文坛，绝不是坏事。他善意地提出“作家有时候是脆弱的，无助的，切不可等到作家濒临崩溃的时候，才想起友善地保护他们”。徐刚的《“批评莫言”引争议，文学批评“病”在何处》引用了三位学者的观点。李建军认为文学批评家必须是理性的、公正的，要具有相应的美学原理和伦理道德的尺度，而只褒不贬的评论态度体现不了文学批评家的价值。谢有顺则提出过度赞美和过度苛责都是审美瘫痪的表现。他认为批评一部作品有时是好事，但过度苛责有时就会失去公正。张柠认为文学批评不是做学问、做广告，应该通过与作家的对话产生良性的互动。而且，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作。文学批评家在进行批评时，必须在文学批评的界限内开展。
虽然时过境迁，但是《文丛》的论者所涉及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深思。今天，当我们渐渐走出“诺奖”情结的影响时，也许更多的人会认识到莫言小说创作成果的过渡性价值。钱谷融在20世纪80年代说：“只要对象是真正的文艺作品，不管它多‘怪’、多‘玄’，多么不合你的口味，都应该容许（这里姑且沿用容许二字，其实它根本无须得到你的容许，你也根本没有容许或不容许的权利）它的存在。”[1]我赞同钱老的观点。当“容许”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信条时，才可能存在“对话”，有了“对话”也就有了对社会和人生有益的推动力。当然，这也是文学能够以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存在的基础。在整理莫言研究成果时，笔者想到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或许当更多的中国作家作品为外国读者熟悉和接受时，莫言的存在也就不再是一个值得大家如此关注的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仍然“在路上”。
注释
[1]钱谷融著：《钱谷融论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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