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行为研究

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理论模型，使用双槛模型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四川藏区男性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较强，随着年龄的增加，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可能性将不断降低；拥有草场、牦牛或房屋较好的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较强，参与旅游扶贫的可能性较大；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重要他人支持度、个人胜任/控制力对其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行为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整体上来看，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通过参与意愿对贫困农牧民的参与行为产生0.0629的正向中介效应；从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来看，旅游资源一般的县（市）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通过参与意愿对贫困农牧民的参与行为产生0.0772的正向中介效应；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市）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通过参与意愿对贫困农牧民的参与行为产生0.0283的正向中介效应；可以看出，参与意愿对贫困农牧民参与行为的中介效应只存在于旅游资源一般和较丰富县（市）。

[关键词]贫困农牧民；旅游扶贫；参与行为；双槛模型；四川藏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1-0064-1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12

作为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国内外旅游学界的密切关注[1]。贫困地区开展旅游扶贫，首先考虑是否具备旅游开发的条件，其次确定适合该地区开发的旅游项目，最后让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项目，并给予相应的扶持以使其参与旅游发展而脱贫[2]。四川藏区作为我国片区扶贫的主要战场之一，该地区藏族贫困人口聚集，脱贫难度较大。但同时，四川藏区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较大。2014年，四川省旅游提升计划明确指出，将在四川藏区打造10条精品旅游环线，以突出藏区特色文化旅游城镇为核心，打造多元化乡村体验旅游产品。2015年，国家旅游局在四川藏区选择了3个贫困村作为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积极探索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发展、增收脱贫的扶贫新方式[3]。2015年11月，四川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大力推进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设，创建藏区全域旅游试验区和4大片区旅游扶贫示范区，支持创建特色旅游示范村，发挥旅游产业对增收脱贫的带动作用。统计显示，2014年四川省参与旅游扶贫的贫困户每户均增收超过500元，比全省农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速度高1.8个百分点1。旅游扶贫已经成为四川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四川藏区全面实施旅游精准扶贫的背景下，积极让贫困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提高贫困农牧民旅游扶贫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率，将有助于实现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的精准脱贫。

1文献综述

旅游扶贫是一种能够促进贫困地区贫困主体脱贫致富的旅游发展模式，通过旅游为贫困主体产生正向效益[4]，并要求贫困主体的旅游收益要大于他们的付出成本。Butler和Curran指出在短期或长期内，旅游扶贫不仅要使贫困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得到改善，而且还要增加其工作机会，提高经济收入水平[5]。旅游扶贫的实践中常常存在贫困人口瞄不准和参与率低的问题[6]。Wang和Yang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区，贫困户能力缺失、旅游规划滞后、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导致贫困户参与率低的主要制约因素[7]。León通过对23个分布在多米加沿海的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实施情况的研究发现，贫困户个人年龄、是否会第二语言等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较大[8]。

不少学者对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障碍和如何提高贫困人口旅游扶贫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进行了诸多探索。研究普遍发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对旅游扶贫参与意愿较强。但一方面，当地政府对居民旅游扶贫感知的了解不够、参与机制不完善，导致贫困人口参与程度不高，对政府旅游政策评价较低[8-9]。另一方面，民族地区长期闭塞，贫困人口（居民）自身素质不高、个人能力有限，资源禀赋欠缺导致其参与意愿较弱，参与率较低[10-11]。姚娟进一步对民族地区女性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调查，发现女性牧民参与意愿强烈，收入水平的增加和女性可能在旅游扶贫开发中获得参与接待、招揽等工作，使得女性对旅游扶贫的效应感受深切[12]。杨阿莉明确提出，加强对贫困人口旅游从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以及旅游经营方式、普通话等知识和能力的培训，才能最大可能地让贫困人口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来[13]。

计划行为理论能够有效地分析农户参与旅游开发的行为特征。马奔和刘春济对森林景区周边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行为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是否有生态旅游开发项目等因素，对农户经营意愿和经营投入具有正向影 响[14-15]。Dogan和李佳对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效应感知与参与意向的数理统计分析发现，贫困人口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受到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旅游发展是否了解等影响的影响[16-17]，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在不同人口特征的贫困人口之间差异显著。并且贫困人口对旅游扶贫正效应的感知对其参与态度和参与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18]。

旅游扶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核心是让贫困人口脱贫，因此，贫困人口参与是旅游扶贫的前提和核心[19]。旅游开发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机会，但由于少数民族地处偏远地区，信息阻隔，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的意识薄弱，即表现为贫困主体无发展旅游意识和参与意愿[20]。因此，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探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提高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瞄准度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对民族地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或行为问题实证探讨较少，从计划行为理论的角度，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或行为的实证研究则几乎没有。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以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为调研对象，从微观层面构建贫困农牧民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1320户贫困农牧民的问卷调查数据，从贫困农牧民个体、家庭特征、资源禀赋、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方面对贫困农牧民的参与意愿及行为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参与意愿对贫困农牧民参与行为的中介效应，以供四川藏区旅游扶贫实施单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