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金属货币的属性，而是政府公权的强制力。这之后，交钞一再改名发行，增大纸币的面值。从面额10贯，到100贯、200贯，甚至1000贯，结果每贯交钞值不到一文钱。到了金末，交钞价值已经跌到“万贯唯易一饼”的境地。终于，商人为了抵制分文不值的交钞，接二连三地罢市。到了这时，金朝离灭亡只剩下短短的几年了。
元朝宝钞从发行之初的有序，到最终崩溃，仍然逃不脱权力的自私与虚妄导致的死局。
回到本文开头，在如此多的失败例子之后，元帝国开始了他们的尝试。而这次更彻底，将纸币定成唯一的法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实属首创，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具现代意义的纸币，但却是个早产儿。其成败细节，至今值得品味。
从一开始，元帝国就对纸币的发行制定了比较稳妥谨慎的政策，这显然是汲取了宋金钞法失败教训。中统二年七月，忽必烈推出中统元宝钞，以方便流通。宝钞面值从十文开始到两贯，规定金银交易以宝钞代行，并且建立准备金制度，以丝料为本色，“立燕京平准库，以平物价而利钞法”。这标志着元朝纸币制度的基本确立。
在中统钞发行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它的币值基本保持了稳定。帝国政府还在户部之下专设机构，对纸币的印造、发行、回收进行专门管理。与此同时，帝国政府还颁布出台了若干纸钞管理条例，并作为国家的正规法令实施。从某个角度来看，元帝国对纸币的管理，大制度政策上都是非常完备与成熟的。
但是，千年魔咒之下，局部的变革无法抵挡极权体制的碾压。
到了元帝国中后期，所有专制体制的通病都开始爆发，腐败挥霍遍地灾祸横行，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税收也随之急剧增加。到元中后期，税额已经比元初增加了20余倍。这使得帝国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盛。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军费开支也越涨越高。而贵族官员人数的增加，也让帝国的财政雪上加霜。此时的帝国政府只能通过加大纸币的发行，来解决燃眉之急。
这是一个死循环。加大纸币的发行量，必然带来恶性的通货膨胀，货币不值钱，民众的不满会更大，为了维持统治，支出加大更会加剧财政的困窘。由于货币贬值，帝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公务员”及军队的工资，如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用至元钞按中统钞原俸发官俸，即增5倍，全年支出5亿贯，仅此一次，就超出当年收入的一倍。
本来元朝统治者可以进行经济紧缩，削减政府开支，鼓励民间恢复生产，重建纸币的信用。但权力的自负自私与虚妄，不允许正常手段存在，元帝国开始饮鸩止渴。他们一面动用纸币的准备金“救急”，一面不断加大纸币的发行量。这种试图将财政危机转嫁给民众的做法，反过来把自己推入绝地。
元帝国纸币的最后一击，恰恰应验了刘秉忠当初谶语似的话：“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通胀加剧，纸币信用扫地，民众转而选择金银，政府数度禁止又数度开禁。到了元顺帝至正十年，钞价暴跌，政府为使交钞与铜钱子母相权， 在发行新的“至正中统交钞”的同时， 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钱钞并用的结果，自然是民众放弃纸币的使用，而改用铜钱，这无疑更加剧了纸币的贬值。改钞法实行不久，物价上涨10倍，京师用钞10锭还换不到1斗粟，百姓视钞如同废纸。元朝政府的财政彻底崩溃。
此时，元帝国难以为继，唯灭亡一途。留下一首民谣为之祭奠：“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纵观宋金元三代的纸币兴衰，我们不禁感叹，这三个帝国最终都陷入相同的灾难之中，这灾难都源自统治者无边的权力与私心。当权力与私心超越了经济与法律，且没有任何制约时，再精巧的制度律法也抵挡不住专制权力的碾压，任何创新都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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