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阿尔迪发掘、研究工作的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蒂姆·怀特表示：“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原本的认识。”
很快，不少人就认定它们是人类的祖先。然而，最初的分子钟证据表明并非如此：它们出现的年代太早了。因此，它们在人类亲缘树上被归为旁支，是演化中没有进展的实验，与主要事件毫不相关。
如今，根据新的分子钟估算结果，它们又重新受到关注。“认为它们存在的年代过早，因此与人类的演化无关的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怀特说道。他还认为这三种古人类为同一属。
“时间恰好吻合。乍得沙赫人恰好在时间范围以内。这是最近有关DNA突变率的研究的共识。”斯卡利说，他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DNA突变率的改变及其后果的综述，“它属于人类、原人类，还是出现在人与黑猩猩刚开始分化的时期？我想没有人能完全确定。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可能，尽管我们之前认为它们和人类没什么关系。”
怀特认为这一论断在解剖学上也讲得通。“在我们这些研究化石的人看来，要从我们与黑猩猩最近的共同祖先演化到南方古猿，其中的过渡形态应该就是阿尔迪。它正向着南方古猿进化。换句话说，它是人猿分化后发展的物种。”
“阿尔迪是否代表了人类演化主线上的物种？”他继续说，“我们还不清楚，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从其他地点发掘的化石。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另一个不能否认的可能是人猿的分化时间比我们想象的更早。DNA突变累积的速度很慢，意味着最新估算的突变速率仍有很大的误差。一般而言，遗传学家与古人类学家大致认同这个新纠正后的数字：七八百万年前。
也有一些人认为分离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我认为将分化时间定在1300万年前或许一点没错，”洛夫乔伊说，“在1000万年至1500万年前，地球上布满各种猿类，其中许多已经开始具有一些现代人类才有的解剖学特征。”
然而，在这一论断上洛夫乔伊有些孤立无援。在孔及其同事发表他们的新成果一周后，另一个团队，其中包括不少相同的研究人员，发表了另一篇论文。他们分析了85000个冰岛人的DNA，主要研究微卫星DNA短链。根据论文合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赖克的说法，这些DNA在记录基因突变率方面更加可靠。
与孔的结果相比，他们测到的DNA突变速率更大一些。因此，他们估算出的分离时间更加保守，仅为750万年前。
孔的结论也有些站不住脚。赖克说，孔的估算结果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用他的方法去估算红毛猩猩与非洲猿类——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分化时间，得到的结果是约3000万年前，而这与化石证据表明的2000万年前的上限相去甚远。
为了解决这两种数据之间的矛盾，斯卡利认为，当我们的祖先从体型较小的灵长类演化为较大的猿类时，每代DNA的突变积累数会有所减少。这种现象在其他哺乳动物中也有发现。“体型较大的物种通常有较
长的每代间隔时间，这在包括灵长类在内的许多物种身上都能观察到。”斯卡利说。较长的每代间隔时间意味着突变速率会更慢一些。
“这是可能的。虽然这个假说若要成立，需要证明我们的祖先和红毛猩猩的DNA突变率下降恰好在同一时间开始。”赖克说，“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如此，斯卡利的假说仍然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
抛开这些争议不谈，至少已经可以确定人类的谱系比我们曾经认为的要久远得多，这对其他的人类史前历史会产生影响。分子钟已经解决了很多有关时间测定的关键问题，包括通过比较尼日利亚约鲁巴人和欧亚人的基因差异，得出我们的祖先大约在何时走出非洲。
早期的基因证据表明，我们的祖先大约在5万年前走出非洲。所以，当我们发现以色列的化石残骸与印度的遗迹有10万年的历史时，就需要对此进行澄清了。在以色列发现的化石后来被证明属于另一个没有再演化的物种，而印度的化石随后被证明是一个特别明显的误报。新的分子钟方法为这个争论画上句号，将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的时间确定为距今13万年至9万年。
新的分子钟对确定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分化时间同样发挥了作用。在西班牙阿塔普尔卡的一个洞穴里发现的骸骨被证明可能属于尼安德特人的祖先——生活在距今60万年至4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但是，以前的分子钟结果却是海德堡人出现的时间要更晚一些。根据新的分子钟，我们可以确定海德堡人的确有50万年的历史。
尽管仍有一些事实需要进一步澄清，但是主要结论是确切的。人类的历史比我们曾经认为的要久远得多，我们的近亲也与我们“远”得多。我们习惯于认为自己与动物王国的其他物种相互独立而又不同。现在看来，我们似乎变得更独立、独特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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