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３０年的音乐教育学研究（上）

发布时间: 2022-08-19 11:40:02 浏览：次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音乐教育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发展、成熟。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音乐教育学理论文献的解读与研究，对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及元理论、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教育心理学、比较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史、音乐教育社会学六大领域内的代表性文献的述评，大致表现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30年间，音乐教育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学术进程及发展脉络。

关键词：改革开放；音乐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9）01-0064-06

20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同其他音乐学分支学科一样，经历了从萌芽、准备到迂回、发展的4个进程。从音乐文献与教育文献的记载来看，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有着久远的历史。发端于商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以及西周时期“乐德、乐语、乐舞”的乐教形式之分、周公的乐教思想等,可视为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的先声。然而，作为一门现代教育意义上的独立学科，音乐教育学的建立，却是20世纪以来的事。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中国音乐教育学的研究，以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运动，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师范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歌咏宣传等的音乐教育活动为实践根基，以曾志忞的《音乐教育论》（1904）——我国近代最早的有关音乐教育学理论研究的专论，对音乐的概念、音乐的功能、音乐教材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剑虹《音乐于教育界之功用》（1906）,刘志平《致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讨论中小学音乐课程纲要的意见书》（1923）,贾新风《音乐教育通论》（1935）,邹敏、铁敏《音乐教育心理学》（1937）,汪培元《谈学校音乐教育的建设》（1947）[1]等一些与音乐教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为理论先河，从而完成了音乐教育学学科萌芽到准备的过程的话，那么20世纪下半叶中国音乐教育学的研究则经历了起步迂回、稳步发展的过程。其中，“起步迂回”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我国音乐教育学的发展势态。虽然音乐教育研究在这一阶段也有不少成果，如孙从音《中小学音乐教育问题初步总结》（1951）、李焕之《谈谈中学的音乐教育》（1956）、老志诚等数名音乐工作者联名提笔的《应重视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1956）[2]等，但音乐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形成与稳步发展，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过去的封闭状况特别是文革时期所造成的各种僵化模式逐渐被打破，国家努力寻求既能跟上世界潮流又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途径。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此后，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音乐教育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改革中发展，在探索中前进。“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的成立①，标志着音乐教育学学科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壮大的学术队伍；许多音乐院校音乐教育学专业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课程的普遍设置，标志着学科的建设已向更专业、更深入的方向拓展；《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的问世以及近30年来出版、发表的大量学术成果，标志着中国音乐教育学研究，由简单介绍、翻译国外成果，到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自己独立理论品格的学术研究态势；从学术成果所涉及研究领域看，标志着中国音乐教育学学科的不断拓展，其中不仅重视音乐教学实践层面的研究，而且也注重音乐教育哲学等理论层面及其如何指导教学实践的研究，由此逐步构筑了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的理论框架，形成了我国音乐学、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亮点。音乐教育学涉及面很广，其研究领域可以分为实践与理论两大方面：“音乐教育的实践方面包括各种学校的教育课程设置、音乐教学法以及专门课题。如儿童音乐教育、残疾儿童音乐教育等；音乐教育的理论方面包括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教育史、比较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教育社会学等”[3]。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分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及元理论、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教育心理学、比较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史、音乐教育社会学六大块，解读与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音乐教育学理论诸研究领域的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已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200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30余部。面对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理论学科，面对数以千计的学术成果，面对几十年如一日在该领域苦苦探寻的学者们，我们很有必要对这一学科的发展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学习研究，客观地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音乐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利弊得失，寻求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及元理论研究

音乐教育学（英musical pedagogy,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徳musikerziehungwissenschaft）是怎样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包括哪些研究范畴等等，这些都是一门学科建立前后必须回答、完善的问题。国内对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定义主要有：“音乐教育学是研究有关音乐教育的实践及其理论的科学。它是介于教育学与音乐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涉及范围广，20世纪才初具规模” [4]；“音乐教育学是教育科学领域内正在兴起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是研究音乐教育全过程的学科，是提示音乐教育规律的各音乐教育分支学科的总称，音乐教育学是由音乐学和教育学结合而成的学科”[5]；“音乐学科教育学既是教育学所属的一个独立分支，又是隶属于音乐学的一个独立分支，是二者交叉、渗透、融合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6]。国外一些音乐辞书中关于“音乐教育学”词条侧重将音乐放入教育中作定义，如德国音乐教育家多弗莱因所著的《音乐大辞典》（MGG）词条“音乐教育学”中，首先解释“教育学”在德语使用中有双重含义，然后指出“音乐教育学”概念也有双重含义，“一层是指具体的教学活动，另一层是指教学的学问以及这种活动的理论”[7]。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音乐教育学是一门“介于教育学与音乐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音乐教育的实践和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教师、学生、音乐是组成这一研究对象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音乐教育学既是教育学领域中学科教育学的一个范畴，因此又被称为“音乐学科教育学”；又是音乐学研究领域②之“应用音乐学”中的一个范畴。这些隶属关系，体现了“音乐教育学”学科的实践性特点，即“音乐教育学”着眼于音乐在社会的教育实践方面，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学科[8]。同时，音乐教育又是艺术教育、美育、素质教育中重要的一环，根据不同的教育目标又可以分为普通音乐教育(Music in General Education )和专业音乐教育(Educ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Musician )。前者将音乐“作为审美和文化教育的一种手段，通过音乐教育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素养，陶冶情操，传承音乐文化，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9]，其对象是全体学生甚至全民；后者的主要目的是“进行音乐专门技能技巧和理论素养(包含创作、表演和理论)的训练，培养专门的音乐表演艺术家、作曲家和音乐理论人才”[10]，其对象是少数专门音乐人才。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音乐教育学研究中，元理论研究异军突起，其成果昭示着音乐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真正确立。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有：曹理主编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1993），曹理著的《普通音乐教育学概论》（1990），郁文武、谢嘉幸编著的《音乐教育与教学法》(2006修订)，杨和平等著的《音乐教育学》（1994），张帆的《专业音乐教育学导论》（1997），曹理、何工著的《音乐学科教育学》（2000），朱咏北、王北海主编的《新编音乐教育学》（2004），马达著《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2005）等。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有：万庆华的《国外音乐教育学研究简介》，魏煌的《音乐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曹理的《音乐教育学的探索》，《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发展回顾与前瞻》（一、二、三），廖家骅的《音乐教育学纵横谈》，范建明的《有关音乐教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谢嘉幸的《建设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吴跃跃的《音乐教育发展方向与课程构建》，徐续标的《重视音乐教育操作行为的构建与表述——一个音乐教育学的基础性问题》，管建华的《21世纪音乐教育学科研究展望》，《德国音乐教育学的后现代转向》及《普通学校音乐学科教育学与音乐现象学教育学》等。

首先，从出版专著来看，由曹理主编，缪裴言、廖家骅副主编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11]一书，作为国家教委艺术教育“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是目前所见由国内（大陆）学者撰著的第一本较全面的音乐教育学著作，因而具有在该领域填补空白的意义。该书在借鉴国外同类课程教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实践，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课程领域的概貌，并介绍了国外该课程发展的丰富资料。内容主要包括：音乐教育哲学基础、音乐教育简史、比较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教学论、音乐教育工艺学、幼儿音乐教育学、特殊儿童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管理学等。从哲学基础、发展历史、儿童教育心理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方面总结音乐教育的规律。尽管我们不能说该书已达到完善的程度，如书中过于涉及教学法的具体内容，过于“庞杂”，这在音乐教育学这种以理论性为主的学科论著中似乎不太符合本学科的特点。教学法与学科教育学虽然联系极为密切，但毕竟二者不是同一学科。但总体而言，该书的面世对于普及音乐教育学知识以及该学科的建设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张帆的《专业音乐教育学导论》[12]则是目前所见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专业音乐教育问题的专著，对专业音乐教育学的对象、任务、方法、本质与目标等原理做了细致论述，并结合哲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思维科学等5个理论层次，对我国80余年的专业音乐教育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曹理、何工著的《音乐学科教育学》[13]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科教育学大系”中的一系。在该书的导言部分，对音乐学科教育学研究对象、体系内容、发展展望以及学习方法作了交代。全书写作与以往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著作“面面俱到”的研究范围不同，最大的特点是以本学科特定的教育目标，实现该目标的题材内容及教学方法的应有模式而形成的结构模式，属于课程型的著作。

其次，从发表的论文方面来看，万庆华的《国外音乐教育学研究简介》[14]是改革开放以后发表较早的一篇有价值的学术文章，该文介绍了德国、日本以及美国有关音乐教育学的元理论研究成果，着重对音乐教育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做了介绍。魏煌的《音乐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15]一文不仅注重音乐教育心理学元理论的研究，明确了音乐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还对音乐教育学与教育学、音乐学等其他学科的内在联系做了理论分析。廖家骅的《音乐教育学纵横谈》[16]音乐教育学学科的交叉性、边缘性说起，介绍国外相关的理论著述，对音乐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范畴等基本问题做了论述，对该学科的许多子课题做了介绍，如：音乐教育哲学、音乐音乐教育史、比较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教育课程、音乐教学法、幼儿音乐教育学、特殊儿童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社会学、音乐教育工艺学、音乐教育管理学等。这些文章的发表，对此后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以及定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曹理的《音乐教育学的探索》[17]一文阐述了音乐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并对音乐教育学在国内外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做了回顾与分析，对于人们进一步了解音乐教育学学科定位以及在国内外的发展历史，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管建华的《德国音乐教育学的后现代转向》[18]一文以21世纪德国的音乐教育中学科理论、流行音乐文化工业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三方面的后现代现象作了论述，向读者展示了另一种思维深度与理论阐述。

此外，改革开放30年来，翻译出版与发表的多部国外研究音乐教育学元理论的著作与论文，也为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做了理论的铺垫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译著有：邹爱民、马东风等的译著《音乐教育学》[19]，翻译了诸如《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新牛津辞典》、《国际教育百科全书》等辞书中有关音乐教育学的词条文献，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西方音乐教育学研究状况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一本较早翻译国外音乐教育学著作。翻译的论文有：(德)鲁道夫-迪特尔·克莱默尔著，侯俊侠等编译的《当代德国音乐教育学研究》[20]介绍了德国20世纪后半叶的音乐教育学研究进程。

短短30年，通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和探索，我国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及元理论建设从无到有，并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奠定了学科的发展基础，初步勾画出音乐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脉络。然而，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对学科元理论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将元理论研究与音乐教育本体相结合，如何将我国音乐教育学元理论研究与世界音乐教育学研究同步发展等相关问题，还有待完善。

二、音乐教育哲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诸多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音乐教育学这门学科在我国正式形成、开枝散叶了。一门学科发展之初，必要的学科元理论知识，诸如研究对象、哲学基础、研究方法、学科范畴、性质等知识的构建是必需的。对上述基础理论作了系统研究之后，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学科各领域的研究。随着各领域的深入研究，成果积累，又不断完善、充沛元理论知识，促进学科的科学化、体系化进程，这是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音乐教育哲学，作为音乐教育学理论研究领域之一，不论是对音乐教育实践，还是音乐教育理论研究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也倍受研究者的重视。从概念上来看，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指的是“从哲学特别是从艺术教育观方面来研究音乐教育的根本方针、原理及指导原则。艺术教育观的确立取决于对音乐的认识，包括对音乐的价值，音乐的社会功能，培养何种音乐人才等的看法，这方面一般涉及哲学、美学、社会学的问题。”[21]概括的说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音乐教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音乐教育的本质论、目的论、价值论等基本问题。”[22]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研究“百花齐放”，与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交往密切，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哲学观念相继传入我国。这时期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正是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的引介中，在相关问题的国际交往中发展起来的。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来看，这时期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流派主要可分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实践的音乐教育、文化的音乐教育。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成果如下：

（一）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

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主张音乐教育首先是审美教育，从音乐本体角度出发，强调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在美国，这一观念体现为“将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Music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英文简称MEAE），并成为一种音乐教育哲学指导美国音乐教育教学实践，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代表人物是雷默（Bennett Reimer），他有三本专著不同程度的阐述审美的音乐教育观。其中一本被译成中文，并对我国的音乐教育理论及实践具有广泛影响的是1989年版的《音乐教育的哲学》[23]。书的开头就阐明“音乐教育的基本性质和价值是由音乐艺术的本质和价值决定的”，他倡导的审美是纯粹自律的，是要在音乐教育中专注于那些之所以为音乐艺术的内在本质。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改革，将音乐教育的审美价值着重提出：将“审美体验价值”列为音乐教育价值之首，把“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作为音乐教育十个基本理念之首[24]，审美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深入人心。支持该观点的代表性著作还有：廖家骅的《音乐审美教育》（1994）、徐希茅等著的《音乐美育》（2001）、王昌逵等的《音乐审美教育理论与方法》（1996）等；发表的论文有：姚思源的《音乐审美教育应当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核心》、晓言的《审美教育是音乐教育的核心》、徐华东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要以审美为核心》、谢嘉幸的《审美与审美教育》、周海宏的《国民音乐审美素质的构成与国家音乐教育体系的结构和层次》、李艳晖的《接受美学视域下音乐教育审美范式的现代转型》、李琳的《论音乐的审美教育》、宋瑾的《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改革》等等。介绍美国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的文章有：覃江梅的《从“音乐教育的哲学”三个版本述评雷默审美音乐教育哲学》、郭小利《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覃江梅的《为了情感的教育——美国音乐教育的审美精神内核》、覃江梅的《“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贝内特·雷默音乐教育哲学思想述评》、王秀萍的《论音乐的的审美范式》等。

审美核心的音乐教育观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一大成果，该理论的研究让更多的人较全面的了解音乐及音乐教育的价值功能，促进了我国音乐教育改革发展。然而，随着对音乐教育性质、价值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审美”一词有来自人类学、社会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不同方面的质疑，该哲学观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人们开始寻求新的音乐教育哲学。

（二）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

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是由美国音乐学家大卫·埃利奥特在批判雷默审美的音乐教育思想基础上提出的。他在《音乐的种种问题：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25]一书中主张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实践哲学（Praxis），即强调“音乐是一种多样化的人类实践活动”[26]，至少涉及行为者、某种做的方式、某种完成物、行为者们所作所为的整个语境4个层面，据此音乐的行为可看作：乐者（musician）、做乐的方式（musicing），表演、即兴表演及其可听音乐的完成物（music），并提出音乐教学的3个基本观念：有引导的学习、音乐教育基本性质的多元文化性、选择音乐实践活动。20世纪末，我国不少研究者对埃利奥特的著作、论文进行翻译、引介，介绍他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并将其与雷默的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比较。如：谢嘉幸编译的《对音乐教育哲学传统的反思》、《新音乐教育哲学的起步》，管建华的《埃利奥特的后现代音乐教育学思想》，覃江梅的《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27]，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美国音乐教育的审美范式和实践范式（以雷默、埃利奥特为代表）各自的目标与任务，指出“审美范式为音乐教育专业的稳定与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实践范式则为人们理解音乐与音乐教育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崔学荣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28]介绍了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发展中的主要哲学观，有“美育论音乐教育哲学”、“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功能的音乐教育哲学”、“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以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等，阐述其哲学主张的合理性、片面性与兼容性，主张用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作为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郭玮的《审美哲学还是实践哲学？》[29]，在介绍、比较、分析雷默审美哲学和埃利奥特实践哲学二者的思想后，提出西方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方法和角度对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借鉴意义；郭小利在《北美“审美”与“实践”两大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30]一文中，结合雷默2003年最新版的《音乐教育哲学:提升的视野》以及艾利奥特著作中大量的国内尚未翻译与关注的相关学科文献，以音乐教育的3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教音乐？我们应该教什么音乐？我们应该如何教音乐？）为研究视角,分析音乐教育的审美与实践哲学的思想本质，等等。除了埃利奥特，支持实践哲学的还有加拿大布兰顿大学音乐学院鲍曼教授（Wayne D Bowman），他多次来我国讲学，介绍他的教育思想的文章有：黄琼瑶《鲍曼及其音乐教育哲学思想》、詹燕君的《“Praxis”，音乐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阐述方式——鲍曼博士上海音乐学院讲学纪实》等。

（三）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

当今世界，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多元化、全球化发展，人们思考音乐的价值也越来越深化，音乐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独立且平等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哲学观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受到关注，主张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强调“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强调文化差异的合理性和“文化价值相对论”，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强调世界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国内出版的相关译著及期刊集有：[美]特里斯·M·沃尔克著，田林译的《音乐教育与多元文化——基础与原理》（2003）；“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中国音乐》（1995年增刊续集)；“国际音乐教育与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1996增刊)；“90年代国外音乐教育专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增刊)；“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专辑”《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8年特刊)等等。国内倡导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代表是管建华，他在《21世纪音乐教育学科研究展望》[31]一文中指出音乐教育哲学是指导音乐教育决策和行动目标的基础，新世纪的音乐教育则需要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作指导，认为这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主要有3个导向:1.文化价值，2.文化生态，3.文化创造；在《“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32]一文中描述了当今音乐教育实践哲学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批判，“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基础是建立在自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的普遍主义哲学上，而哲学领域早己实现哲学语言学转向，同样，国际音乐教育的哲学己经转向将“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文化哲学基础上”；他的论文还有《文化策略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思考》、《后哲学文化与音乐教育文化哲学》、《中国新音乐多元解释的文化哲学基础》、《中华文化作为母语音乐教育的性质和意义》、《当代社会文化思想转型与音乐教育》等等。其他作者发表的同类论文有：桂勤的《多元社会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历史背景与哲学基础的探寻》、樊祖荫《多元文化与21世纪的音乐教育改革》、冯光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陈雅仙《论音乐文化与音乐教育的关系——兼谈音乐传承之文化与音乐文化的传承》、王志军《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认识》等。

除了上述3个主要的哲学流派，近年来又有人提出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以及全面美育下的音乐教育哲学。前者以王耀华为代表，他在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修订会上的发言，后来发表成文的《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33]中阐述了音乐创造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即是“将‘创造’贯穿于音乐教育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鉴赏的全部实践过程，使师生同为音乐的创造者、音乐教育的双主体，在观念、行为、能力方面得以健全发展。这里的‘创造’，既包括音乐美的创造(审美创造、立美创造),又包括音乐文化创造,还包括音乐功能创造”。该观点的提出符合当今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根本宗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时代需要，还体现了音乐艺术的学科特点。全面美育下的音乐教育哲学支持者以田耀农为代表，《在目的论指导下的音乐教育一一兼谈《音乐课程标准》的领会与实施》[34]一文中对新课程标准中“审美价值”进行了研究，提出“被审美”的观点；在《音乐教育应实施全面的美的教育》[35]一文中，结合赵宋光的“立美”理论，提出美育应该是立美、审美、被审美的全面美教育，学校音乐教育应适应“全面美”的教育要求并应在观念、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做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在论述中，作者首先提出“美为贵”的思想，认为美是真善贵的统一；还提出了人类为了自身“被审美”的渴求才去创造美的假设，“被审美”的需要是立美的动机。这样的论证颇有新意，强调了音乐教育中的立美冲动、动力的特殊作用。作者还设想了全面美的教育指导下的学校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立美—满足被审美需求—音乐审美—音乐立美”的良性互动循环，突破了美育即审美教育的狭隘视野，将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发展放在包括立美、审美、被审美教育在内的全面美育框架下。

改革开放以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成果是很丰硕的。除了上述提及的以外，还有一些各家之言，散见于期刊、著作中，如：廖家骅的《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朱琳的《关于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刘沛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历史演进——兼论多维度音乐课程价值及逻辑起点》、张富林的《论建构主义学习方式对基础音乐教学的影响》、姚宇化的《从多元智能的视角看音乐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郝军的《关于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等等。通过整理这些观点，可以知道音乐审美教育观念在当前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的稳定地位受到挑战，指导各国音乐教育教学的哲学思想、理论观念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元化、综合化的。因此，我国音乐教育现行的改革和未来的发展也应注意包括“审美教育”在内的多种理论基础的吸收与内化。

责任编辑：马林

注释：

①1990年12月４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成立大会。大会在筹备组工作的基础上，通过了学会章程，发展了第一批会员共51人。经过全体会员通讯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由曹理任理事长、缪裴言任秘书长。

②音乐学研究领域分类法主要借鉴1955年德国学者徳列格在《科学学手册》中音乐学条目中，将音乐学分为五大类：音乐史、体系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音响学、音乐哲学等）、音乐民族学和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应用心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批评、音乐工艺学等），继他之后德国著名音乐家维奥拉又提出三分类法：音乐史、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和民俗学。目前国际音乐学界基本上是采用或变通采用这两种分类体系。参见俞人豪、周青青等著《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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