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的治理之思与启示

[摘 要]《商君书》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思想。其建立在独特治理史观和现实治理认知基础之上，明确主张任法而治。不过，《商君书》并没有全盘否定仁义的治理价值，只是认为应当先法后义，法主仁辅。其提出的治理能力层次、治理方法运用、以治去治等思想，启示我们：基层社会的治理具有更广泛、更基础的价值；超越理想主义和人性假设，以现实态度理性选择治理方法；治理方法要因时而异，不泥古，不崇今；树立依法治国是保民乐民的道义举措的理念；确立防治意识，构建完善的预防惩治体系。

[关键词]《商君书》；治理；法制；启示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2-0063-06

《商君书》，又名《商君》《商子》，是中国古代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尽管长期面临真伪之争，但这种争论发端于唐朝以后，之前并无疑义，《韩非子》《淮南子》《史记》都曾引征其说。宋以后，人们对其书真伪才众说纷纭。不过民国以来，学者们大都承认《商君书》不仅有商鞅亲作，而且反映了商鞅思想。[1]8-12作为一本古代著作，无论如何，其丰富而充满智慧的论说，都使其不失经典的价值，成为学者们研究传统政治思想尤其是法家思想的重要材料。较同类其他著作，《商君书》对治理（治国理政之义，《商君书》中，还有其他表述，如“为国”、“治国”、“国治”、“治”等）的思考，尤其丰富而独特，有很多的真知灼见。然而，当前我们对于此书的挖掘还很有限，经典的价值尚未能充分显现。尤其是当下的中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重温传统经典，学习古人治理智慧，作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他山之石，是践行古为今用的重要路径，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以《商君书》为核心，通过探讨其中的治理思想与主张，寻找传统法家的治理智慧及其对当下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一、《商君书》治理主张的产生

《商君书》的治理主张奠基于其独特的治理史观之上。商鞅认为，人类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三期。“上世”之时，人们“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处世之道是“亲亲”和“爱私”。然“亲亲”产生亲疏，爱私导致邪恶，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秩序逐渐变得混乱。这时，仁义智慧的贤者出现，为社会确立了公正的标准，对他人奉行无私的原则，使“仁爱”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而贤人之间遵循道义彼此推举，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协作共治，此乃“中世”。可是，缺乏制度约束的贤人互举模式在长时间段里也不能持续，社会混乱重新上演。由此，人类进入“下世”时期。[2]68-69这时，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圣人诞生，在社会中划分贵贱，设立爵位，拟定名号，区分君臣上下之间的等级关系，而为了适应“地广，民众，万物多”的现实，又设置“五官”和“法制”来进行管理。[2]161这样，君臣、等级、官职、法制等国家要素产生，人类得以进入一种有序的群体生活，治理成为国家时代的核心要务。可见，在《商君书》看来，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中世”代替“上世”，“下世”代替“中世”，具有必然之势和极大的合理性。对此，有学者曾从君主产生的视角也做出过揭示。他指出，《商君书》对君主产生的阐述，与后世的君权神授说有巨大的区别，君主诞生于社会演变过程之中，展现出功利主义似的理性，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文化的源头是理性的、人本的。[3]正是在这种理性的社会演化观基础上，《商君书》构建了自身的治理史观，提出了自己的治理主张。在《商君书》看来，治理是社会自然演进过程发展到“下世”阶段的急迫需要。

《商君书》的治理主张生发于对现实治理的不满意。政论家的言说，常常兴发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意，通过评述旧政论说新政以期给人以启发与指导。中国古人也不例外。商鞅看到，“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2]108，如今乱世下的君臣，得意于掌管国家权力，占据一国之利，来满足自身的私欲，成为国家陷于危机的原因。乱世与危机并存的现实政治，使商鞅对当时的国家治理深为不满，并成为激发他探索实现良治和变革政治的动力。商鞅认为，治理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为天下治天下”，而中古时代的尧舜也正是因为反对私天下和主张“为天下位天下”，才能够传位贤能，实现天下大治的。[2]108由此，在《商君书》里，治理具有公共的属性与内涵，治理是对众人之事的管理。改变君臣尤其是君主的擅权夺利行为，恢复治理的公共本性，使治者遵循符合时宜的治理之道，成为《商君书》论说的中心。今天的一些学者认为，《商君书》治理主张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君主私天下，明显是一种误解。治理的根本在实现公义，这是商鞅明确强调的，所谓“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108，公私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而实现公私分明需要发挥治理的功效。

治理对于实现社会公平和秩序如此必要，那么，具体应当如何治理呢，这就牵涉到治理的方式或模式的问题。对此，《商君书》明确提出要任法而治，类似于韩非子的“以法治国”，指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在《商君书》中，类似的提法还有“法治”、“胜法”、“任法”、“垂法而治”、“缘法而治”、“以法相治”等，含义一致。商鞅认为，进入战国时代，君臣等级、官职法律都已确立，然不循法制、私惠风行的“私善行”[2]161现象却普遍存在，导致处君位而不被尊崇、有命令而不能施行、有职守而没有一定之规、有刑罚而人民不畏惧等问题。尽管确立了名分之别，但人与人之间终究缺少公平正义，社会仍然未能逃脱混乱之痼，结党营私、奸巧虚言、违法乱政不绝如缕。怎么办呢？《商君书》提出，应当“任法而治”[2]171，只有依照法律治理国家，事事依法进行，才能斩断营私、奸邪的门路，使民众不致对虚妄巧言趋之若鹜。当人们看到相互称誉不能带来好处，才会相爱却不徇私；看到诋毁不能使人受到损害，才会彼此监督却不去损害他人。相爱而不偏私，憎恶而不贬损，良好的社会风气得以形成，治理才能达到至高境界。

二、仁义与法律在治理中的作用

《商君书》对仁义与法律在治理中的作用及相互转化规律进行的独特阐释，是我们理解其治理主张的重要线索。《商君书》明确倡导任法治国，反对儒家的仁义之治，指出“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2]138。在其看来，以仁义治国具有重大的缺陷。商鞅从治理实践出发，观察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由此提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2]138而任法治国，如上文所述，不仅能够阻止营私奸邪的发生，而且可以促进优良社会风气的形成，以一种看似否定的方式保障了公义的存在，对仁义才是做到了真正的实现和保护。这也是《商君书》中一再表达的意思。

在治理方法上，《商君书》重法不重义，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其对待仁义是否就是持全盘否定的观点呢？《画策第十八》篇描述了一种称为“重治”“重乱”的现象：国家或者是治理得更好，或者是治理得更乱。在治理中，英明的君主会选用贤能的人掌握法律治理国家，这样，不贤的人就不敢做坏事，这叫治上之治，即“重治”；不英明的君主则选用没有贤能的人掌握法律治理国家，再加上国无明法，不贤的人就敢于做坏事，这叫乱上加乱，即“重乱”。[2]135从这种“重治”“重乱”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在商鞅那里，仁义是有益于国家治理的，只不过治理的主要依据应当是“法治”，要在“法治”的基础上选择有仁义德行的人来进行治理。也就是说，在治理中，法律是干，是主；仁义是枝，是辅。作为治理的最高也是最重要的推行者，君主要尽可能贤明，拥有优良的德行。譬如，商鞅呼吁君主要涵养“必信之性”[2]138，养成使人信任的品行。

在儒家那里，主张以仁义治国，重视人才的智识与名誉，在官员选拔上以德行为先，选贤任能。作为一种治理模式，通常被冠以“德治”之称。《商君书》对于德治极力反对。它指出，“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当世的国君重智慧、声誉，轻视法律、功劳，从而使斗勇、善辩、依附权贵之人得到奖赏，使从事实业的农战之人受到委屈，这种重德轻法的举措最终导致民众避实就虚，国家面临“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的危险。[2]163在农业经济、冷兵器时代，农产品的多寡，战斗气势的盛衰，是国家富强的根基，人民只有专务于耕种和战斗，才能使国家迈入强盛，君主才能成就霸业，正所谓“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2]172。故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看，商鞅的重法轻德之论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好的治理，能够使民众和乐，彼此互信，国家强盛；恶的治理，民众诈伪，社会缺乏信任，国家弱小。在《商君书》里，治理模式与国家盛衰相对应，“法治”则国强，“德治”则国削。在商鞅那里，好的治理，绝非任何事情上君主都要亲力亲为，也不是德行高尚的君主一人治理就能完成的。反而，一人之治，亲力亲为，倒是治理无方的体现。那么，治理之方是什么呢？在《商君书》看来，就是任法而治，使天下百姓和君臣共同遵守法律，以法律决断一切事务。正所谓“‘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2]136，善于治国的君主身边不会有忠臣，慈爱的父亲身边不会有孝子，君主和父亲都不用好言相劝，只需要用法律规范使臣子、子女彼此监督，用命令让他们互相纠正，就可以实现治理了。依据法律进行治理，成为国治民强、天下大治的根本举措。

三、《商君书》的治理智慧

对治理的分析与阐释，是《商君书》的一大特色。其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丰富而且深刻，具有超越具体情境的一般特性。具体来说，《商君书》的治理智慧体现在：

1.治理能力三层次说。《商君书》提出，“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2]54，国家治理包括三个层次：由家族决断，治理能力最强，国家可以称霸天下；由官吏决断，治理能力次之，国家强大；由君主决断，治理能力最弱，国家弱小。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依照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家族是国家的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层面。家族规模有限，人员之间彼此熟识，如果能够实现一切决断在家族，不仅会使烦琐的治理事务和矛盾在基层就得到处理，大大提升治理效率，而且因为没有国家强制力的运用，将最大程度降低治理成本，维护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可以说，在商鞅生活的年代，“事断于家”是上上之治，也是国家治理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那么，决断于家族的治理，如何实现呢？《说民第五》篇指出，根源在于“王者刑赏断于民心”[2]54，国君颁布的法律深入民心并能够被民众自觉遵守。明确载有赏罚内容的法律成为民众行动的准绳，以法治国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心治，法律内化为自我行动的准则。这时的民众在法律指引下自我规约，自觉遵守家族规范，不违背国家律法。当最优的第一层次治理不能实现时，就需要数量可观的官吏出面来依法治理，即第二层次的治理——官治。官吏依据国家法律处理公共事务，调解社会纠纷和矛盾，对违法行为做出处理，民众则认同和习惯于官吏的管理。最低层次的治理是君主亲自操持法律进行治理，国内一切事务皆断于君主的裁决，即所谓君治。可以想见，君治之下，由于个人智识、精力的有限和需要处理治理事务的繁杂，君主不仅忙碌而且治理效果会十分有限，“君断”只能成为收拾国家混乱局面的最后手段。正所谓，“治，则家断；乱，则君断”[2]54，国家有序，民众自我决断；国家混乱，君主做出决断。民众自我决断之义，在《商君书》中以“自治”二字表述。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处的“自治”与今天所讲的“自治”一词有明显的差别。《商君书》中的“自治”一词，指的是在法制的框架内，民众依法安排好自己的事务，达到自觉守法的状态。[4]其本质是民众对法律的无条件服从，是严刑下的服从，绝非德治下的自律，也不包含今天所谓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之义。[5]93-94

2.治理的关键在治术。治术，“数”也，精髓在于“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君主运用能够给予民众名利的权力使国家获得功名。[2]60治术的重要，在《算地第六》篇看来，大大超越了君主拥有的优良品德。优良品德可以给君主带来好的名声，却不能帮助君主在治理上取得建树。治术对于治国理政是最为关键的，也是君主要操持和审慎运用的。所谓“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2]60，圣明的君主审慎运用权势和治术统治民众，治术是为君之术，是治国的关键。治术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源在于民众不能舍弃对名和利的追求，从而使君主能够操持名利之柄主导民众的行为。在生活中，人们对名利的追求，时常会坠入着迷的境地，乃至违背人的本性。“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2]59，“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2]64，人天生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本是得到保存和发展的条件，然人们却时常不惜冒着伤害生命的危险盗窃财物来获利，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辛劳四肢、伤害五脏的方式磨炼意志来取得名士的名声，出现“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2]59的怪像。面对民众趋向名利的习性，一种理性有成效的治理方式就是操持名利之柄来驱使民众，这也是《商君书》对古代君主治国举措的建议。

3.治术的运用要因时而异。世事时异，治理对象和治理事务都在不停地发生变化。君主操持治术进行治理就必须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也就是说，治术在运用过程中需要依据特定情境展现出灵活性。在治理中，治术的运用要因时而异，是治理取得成效的要求。对此，《商君书》提出了一条治术运用的法则：“不法古，不修今”[2]71，“因世而为之治”[2]79。既不效法古人，也不遵循今人，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状况施行治理。此处“不法古”的真正内涵，有学者曾分析指出，“不法古”不是要完全摒弃古代的做法，而是不全盘照搬之义，古人的某些做法还是可以继承的。[6]其实，《商君书》中不乏主张法先王的地方，如《禁使第二十四》篇讲到，“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2]165，对先王重视倚仗客观形势和统治方法的懂法之行进行了赞扬。《商君书》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原因，就在于“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2]71，“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效法古人会落后于时代，遵循今人会被社会形势阻碍。为提供论证，《开塞第七》篇列举前代事迹做了说明：周不效法商，夏不效法虞，皆得治而称王，是不效法古人的例证；周武王以暴力夺取政权，守业却靠的是礼制，是不遵循今人的典范。[2]71治术的运用无常，在取得治理成效的目标下，要因时而异。正所谓，“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终究会“欲治民，而助之以乱”。[2]79

4.任法而治具有道义上的优越性。在《商君书》看来，任法而治，以刑罚禁止和规劝民众的行为，是国家治道选择上践行道义的最佳途径。“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2]72-73，刑罚是践行道义的根本，世人所说的“义”反倒是导致暴乱的原因。何以如此说呢？《开塞第七》篇做了如下论证：今天的世人欺诈而虚伪，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畏惧就不会有邪恶发生，邪恶不发生民众就可以享受快乐了；而用道义来教化，民众就会放纵自己，放纵则易作乱，最终民众会被自己所厌恶的东西伤害。正所谓“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以民众所乐见的来治理，民众最终会被所厌恶的伤害，而以民众所厌恶的来治理，民众将会享受到所乐见的。[2]72而民众得到所乐见，国家也就强大了。故《去强第四》篇明确提出，“以法治者，强；以政治者，削”[2]41，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盛，以政教来治国，国家将削弱。

5.遵循“以治去治”[2]100的理念。治理的推行，重在减少治务的发生。治理得当，民众不会轻易违法，社会矛盾得到疏解，民心民力民智得到凝聚，国家实现善治；治理不当，民众不畏惧违法犯罪，甚至将违法看作获得私利的途径，将引发更多社会矛盾纠纷，国民凝聚力受损，更多的治理事务产生，国家治理混乱而繁杂。为此，《商君书》从奖赏和惩罚两个方面提出了贯彻以治去治理念的方法：在奖赏方面，应该“国以功授官予爵”[2]100，根据耕战授予爵位。官爵利禄出自耕战一途，人们就会趋向耕战，民智民力寻得运用之地，就不会任意发挥，奸邪不能产生。奸邪不发生，全社会以耕种更多田地取得更大战功为荣，民众就会和乐富足，国家也会繁荣强盛，这就是《商君书》所期望的理想之治。所谓“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2]102，爵位利禄出自一途的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出自两途，甚至多途的就难以自保了。在处罚方面，应该“重其轻者”[2]103，轻罪重罚。对犯轻罪的人施以重罚，民众就不敢轻易犯罪，这样，轻罪不易产生，重罪不会出现。这就是以治去治在处罚方面的运用，正所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2]103，以刑罚遏制犯罪，刑罚不用而善治自成。

四、《商君书》的治理启示

《商君书》的治理之思，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推动了先秦法家学说、诸子理论的发展，而且强烈的实践价值，指引秦国逐渐走向了强大。今天，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与古代都有明显的差别。那么，重读《商君书》，又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呢？其实，只要冷静、理性反思治理事务，我们就会发现，国家治理的一般问题，如治理的目标、对象、方式、方法等，古今都会面对，无法逃避。国家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和属性在今天仍然得到延续和保留，它们对治理的要求是一贯的。古人的思考，尽管不能完全照搬为今天使用，但其做出的探索，获得的一些治理智慧，只要经过恰当地转化，还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商君书》对当下我们推进依法治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启示，具体包括：

1.不要把治理主体局限于国家层面，基层社会的治理具有更广泛、更基础的价值。国家层面、政府层面的治理，需要准备和动用巨额资金购置国家强制力。以国家强制促治理，烦琐的治理程序和消耗巨大的人员装备，不仅产生高额的治理成本，而且效率有限。来自基层的、更多的治理事务，如果不能在基层得到解决，对国家将是一场灾难。相较于范围广大的基层，政府人员、国家强制力只是少数，饮鸩止渴，终究不能持续。《商君书》提出的治理能力三层次说，在当下仍然具有指导价值。推行依法治国，加大法治的宣传普及，使法治深入人心，获得国民认可。人们自觉守法就会减少治理事务的产生，而产生的治理事务在广大基层即能得到处理，不仅将提升治理绩效，而且会牢固社会纽带，法治中国最终能够顺利建成。

2.超越理想主义和人性假设，以现实态度理性选择治理方法。中国古代学说对人性的阐述是一大特色，如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论，并常将国家治理方法的选择建立在人性假说之上。这种状况，导致了治术的理想主义倾向，好似一种奠基于人性之上的治理才是最好的治理，建立在人性之上的治理方法才是实现政通人和的唯一路径。《商君书》中对人性、名利与治术关系的论述，超越了“人性—治术”之间的简单线性逻辑，启示我们：通过人性的假设，推导一种理想主义的绝对优良治术，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面对纷繁复杂的治理事务，客观理性地认识治理的人、治理的事，以治理效率为主要目标，科学地选择治理方法，才是正确的路径。

3.治理方法要因时而异，不泥古，不崇今。治理对象、治理事务、治理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每一时代都有特定的治理情势。治理要取得功效，就不能拘泥于现成的治理方式和方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崇古倾向，尤其是儒家学说，更是将尧舜禹三代视为圣人治世，把商周作为礼治典范，力图通过“修齐治平”之道恢复周礼，实现圣人治世的大同。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在应对现实困境的压力下，选择治理方法无不以取得实效为旨归，并不拘泥于古人的治理经验。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无不采取经世致用的态度，商鞅变法更不待说，明确反对泥古崇今，指出法古后于时，修今塞于势。今天，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时代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革命让位于建设，经济优先让位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全面发展，如果再拘泥于革命时代、经济优先时代的治理方法，必将限制治理成效，阻碍改革进程。时过境迁、世事变易，我们需要突破泥古崇今的思维，以大无畏的勇气，将改革事业推向深入。

4.树立依法治国是保民乐民的道义举措的理念。治理举措的选择，要具有人本主义的关怀、增进民众福利的成效和道义上的正当性，这是现代国家的普遍共识。那么，是否是以礼治国的德治举措，才是正统的唯一途径呢？《商君书》对“法治”与“政治”[2]39（在此处，“法治”指用法律治理，“政治”指用政教治理）、“前刑而法”与“先德而治”[2]72（在古代，有效的治理方法是实行德治，把教化民众放在首位；在今天，有效的治理方法是实行“法治”，把使用刑罚放在前面）的论述，启示我们，仁义举措并不一定取得道义效果，依法治国看似严酷束缚，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但何尝不是一种更大意义的对民爱护。我们知道，法律的一大作用就是威慑犯罪、教化民众遵守社会规则。如果没有刑罚，人们的侵害行为不受惩罚，那么，你争我夺、纷争不断，社会失序，对社会中的任何人何尝不是巨大的伤害？因此，可以说，法治具有道义的正当性，应当在全社会树立依法治国是保民乐民的道义举措的理念。

5.确立防治意识，构建完善的预防惩治体系。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固然很好，但内在隐藏着一个治理逻辑，那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已经结束，国家动用强制力进行制裁。由此，尽管不能推导出有放纵犯罪的倾向，但刑罚加在已经犯罪的人身上，违法犯罪终究不会断绝。道理很简单，违法多少就受多少惩罚的惩戒规则，可能使民众形成计算思维，在考量自身能够承受多少惩罚之后来实施犯罪行为，何况信息、人力、资源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很难使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受到惩罚，更加剧了人们违法犯罪的动机。治理的目的，不应只是有恶必惩，对违法行为进行彻底、完全的制裁，而应有更广阔的视野，应依治去治，使治理举措的实施有效遏制更大的违法行为发生，从而逐渐减少惩戒措施的使用。这样，不仅降低了治理成本，而且使民众减少了被惩罚和受到严厉惩罚的概率，对国对民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因此，在治道的选择上，应当确立一种防治意识，构建完善的预防惩治体系，预防先行，防恶于微渐，使大的罪行不能产生，使小的罪过不会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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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