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的可能性之间的循环证明

摘要：从一种知识学的角度看，科学的可能性须哲学来加以证明，而哲学也须以科学的可能性来证明其合法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不仅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出发来证明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并且也以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为证据来证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它们联结为一个循环证明，其有效性将受到质疑。但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否定其价值，其目的是人的知识与自由，并且显示一种哲学、科学和逻辑学之间的有趣张力。

关键词：哲学；科学的可能性；循环证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B081.2；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5—0022—07

哲学与科学之间至今仍有着藕断丝连的亲缘关系，比如从一种知识学的角度看，科学的可能性仍须要哲学来加以证明，而同时哲学也仍须以科学的可能性为证据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正是此等证明之经典。即使在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哲学与科学之关联，也仍须重温该独特视域。

康德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科学知识的证明传统：“我们无论如何都是通过证明获得知识的。”他在整个《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做的工作就是不断地证明(beweisen)，“亦即从可靠的先天原则严格地证明”(BXXXV)。在这么多大大小小、环环相套的证明中，我们认为其中尤为重要、也是贯穿全书的是这两种证明：一、从“哲学”(Philoso-phie)来证明“科学的可能性”(M6glichkeit derwissenschaft)：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Phi-losophie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出发来证明“纯粹数学”(reine Mathematik)和“纯粹自然科学”(reine Naturwissenschaft)的可能性；二、由科学的可能性来证明哲学：由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出发来证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它们联结为一个循环证明。那么，该证明究竟是如何循环的呢?它是有效的吗?其价值何在?本文欲逐步释析之。

一、循环证明概述

在“导言”第二版增添的“纯粹理性的总课题”部分中，康德论述了纯粹理性批判哲学的“真正课题”就是回答：“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B19)也即，用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来依次证明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和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即在知识学上的可能性)。(B20-23)康德为何不直接证明最后一个课题——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而要先证明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呢?除去证明后者对于证明前者有奠基的功用外，是因为后者原本就是康德关注的主题之一。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虽然“必定是可能的这一点通过它们的现实性而得到了证明”(B20-21)，但从其内部讲，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作为“先天综合知识”而可能的，毕竟还须从知识学的角度加以证明；而在外部，以休谟为代表的怀疑论主张，不仅撼动了整个形而上学的地基，而且也威胁到了自然科学乃至纯粹数学这样的模范科学的可能性。(B19-20)因此，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本身还是“有问题的”，对它们是须要加以证明的。而证明所依赖的证据则正是整个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

在这种证明中，康德实行的是“整体证明”的思路：须运用“整个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即感性理论、知性理论和狭义理性理论来“分别”证明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康德为证明纯粹数学的可能性，除开“直接”运用感性理论中的时空理论外，还须动用包括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性一知性范畴一先验想像力一知性范畴的时间图型等等在内的整个知性理论：“数学就有这样一些原理，但它们在经验上的运用，因而它们的客观有效性，甚至这样一些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即它们的演绎)，都毕竟永远是基于纯粹知性的。”(A160／B199)不止于此，证明纯粹数学的可能性，甚至还离不开狭义理性理论：理性的“先验理念”(transzendentale Ideen)虽然“永远也不具有这样一种构成性的运用”，但却“有一种极好的、必要而不可或缺的调节性运用”(A644／B672)；“因为系统的统一性就是使普通的知识首次成为科学、亦即使知识的一个单纯聚集成为一个系统的东西”，这个“系统就是杂多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一性”(A832／B860)，“没有人会不以某个理念作自己的基础就试图去建立一门科学的"(A834／B862)，因此数学科学要得以建立，也离不开理性理念的调节性运用，哪怕仅仅是“调节性的”(regulativ)。类似地，康德对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证明也须要动用整个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康德反复强调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是一个彻底统一的体系。“它包含一个真实的结构，在其中所有的机能都是一切为了一个，而每个都是为了一切。”(BXXXⅦ-XXXⅧ)要证明任一种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都须要动用整个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体系。

那么，作为此证明前提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本身，康德又是如何出示其合法性的证据的呢?在第二版序言里，康德认为：纯粹理性批判哲学的变革只是“最初的、无论如何都是假设性的试验”而已，因而是有待证明的。他主张形而上学应效仿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功革命来进行“试验”。(BXXⅡ)这场试验所假定的是以“对象依照认识”为核心的对纯粹理性(人的先天认识能力)进行的全面批判。对象是否依照认识，对象如何依照认识，人究竟具有哪些先天认识能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对于先天综合知识的构成所发挥的功能的范围和界限如何等等——这一切假定，都还有待于系统的证明。

那么，康德为证明这些假定，究竟找到了、也只能找到哪些可靠的证据呢?我们认为：在第二版序言里，康德实际上已经开列出了所有的主要证据：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均已通过其现实存在而被提供)，形而上学作为自然倾向的可能性(已通过其“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而被提供)，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可能性(还有待于未来实际做出后才被提供)。前三项证据已经是实在可靠的，最后一项还只是拟订的、将来必定会补上的“铁证”：“把自然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形而上学作为思辨理性和纯粹理性的批判的正确性的证明提供出来”。(BXLⅢ)在已经实际占有的前三项证据中，第三项是反面的证据，惟有前两项才是真正进行正面论证的证据。因此，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对于证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本身就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与前述的第一种证明类似，在第二种证明里，康德也是利用“整个的”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来证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里的“每一个”部门理论的。

将上述两种证明联结起来看，就构成了一个“循环证明”(circular demonstration)。

图中的白色箭头代表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出发对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的证明(作为自然倾向的、和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之间的证明关系，本文从略)；黑色箭头代表的是：以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为证据来证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两种证明首尾衔接：此种证明的前提是彼种证明的结论，彼种证明的前提亦为此种证明之结论。第一种证明是康德作为伟大的形而上学家摆明着进行的工作，也为大家所熟知，本文无须再论；而康德对第二种证明的态度则显得暧昧，须要我们充分地领会。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康德对空间理论的证明为例来显示他是如何运用整个的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来证明其纯粹理性批判哲学的。

二、康德对其空间理论的证明

我们先来考察康德是如何利用纯粹几何学的可能性来“直接”证明其空间理论的。我们认为：康德的空间理论“事实上”根本不是独立于几何学，仅仅依靠“对感官知觉所作的本质分析”就能证明其空间理论的；恰恰相反，他正是、也只能是完全基于几何学的可能性来证明其空间理论的；“先验阐明”在“形而上学阐明”之先，后者完全奠基于前者；惟有能满足先验阐明(即保证能够惟一合理地解释几何学的可能性)的形而上学阐明一空间理论才是正确的、也即康德所“需要”的。

我们先来看看康德在“先验感性论”(第二版)第1节中“对感官知觉所作的本质分析”的例子：对“一个物体的表象”的分析。(B35-36／A20-22)

康德对于一个物体的表象(一个外感官知觉)经过两次“排除”的分析后，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作为“外部直观”的现象的单纯形式的“纯粹直观”——“空间”(Raum)，并以此为据，对空间概念进行了形而上学阐明。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康德凭什么对一个物体的表象如是地进行一层层地剥离、分析呢；凭什么将排除“属于知性的东西”后剩下的“经验性的直观”又划分为质料与形式两大部分呢；凭什么将“如不可人性、硬度、颜色等等”的属于感觉的东西作为质料，而单单将空间作为形式呢?比如，为何不把“颜色”(Farbe)也作为形式呢?康德自己是这么解释的：“味道和颜色根本不是惟一能使对象成为我们感官的客体的必要条件。它们只是作为对特殊器官偶然附加上的影响而与现象结合起来的。…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先天地拥有不论是一种颜色表象还是任何味道的表象……”(A28-29)人确实不能先天地拥有任何一种确定的“颜色表象”——这正如人并不先天地拥有任何一种确定的“形状表象”一样，但如果我们将颜色理解为“有色性”(Fāirbigkeit)，即我们根本不能经验到、也不能想像任何一个“没有某种颜色”的外部直观的对象，即使在想像作为纯粹直观的空间时，这个空间也一定还是具有某种颜色的(即便是“无色”，这也是一种颜色)。因此，颜色(有色性)与空间同样是使我们的外部直观成为可能的主观感性条件。

但为何康德一定要将颜色(有色性)除外——而惟独将空间作为“使我们的外部直观成为可能的主观感性条件”呢?(A26／B42)“但除了空间之外，也没有任何主观的、与某种外在东西相关而能称得上是先天客观的表象了。因为我们不能从其他这些表象中，如同从空间的直观中那样，引出先天综合命题。……例如通过颜色、声音、温度的感觉而视、听、触的主观性状，但由于这些只不过是感觉而不是直观，它们本身并不使人认识、至少是先天地认识任何客体。”(B44)换言之：惟有能引出先天综合命题的，才能是使我们的外部直观成为可能的主观感性条件；颜色与包含先天综合命题的几何学无涉，几何学的可能性“不需要”颜色，所以康德对之根本不予考虑。

再举一例。空间为何作为感性形式必须是“主观的”(subjektiv)，而非具有“绝对的实在性”的呢?从数学研究自然的一派人(如牛顿)和有些形而上学的自然学家(如莱布尼兹)都主张空间的绝对实在性：前者主张空间的自存性，必然地假定了永恒无限而独立持存的杜撰之物(空间)，它存在着，却又不是某种现实的东西，只是为了把一切现实的东西包含于自身之内；后者主张空间的依存性，把空间看作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诸现象之间的并列关系，这些关系在分离中被混乱地表象着。(A39-40／B56-57)康德对前一种人观点的反对理由，除开它不能协调好上帝的绝对性(不受任何限制性)与空间的绝对自存性之间的矛盾外(上帝的绝对性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所必需的设定，因而上帝的绝对性可说是由康德未来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所证明的)(B71-72)——正是它并不能真正地解释几何学的可能性。因为，对于完全独立于我们之外自存的空间，我们如何可能获得关于它的普遍的和必然的先天知识呢——空间只能是在我们之内的外感官的纯直观形式，并且也因此正是一切外部直观现象的可能性条件，惟此才能保证几何学的可能性及其“客观实在性”。而后一种人的主张，在康德看来，既“不能指出数学的先天知识的可能性根据(因为他们缺乏某种真正的和客观有效的先天直观)，又不能使经验命题与他们的观点达到必然的一致”。(A40-41／B57)

上面所述的仅仅是两个作为对于“混沌”的“一个物体的表象”实在是可以做多种多样的剥离、分析的例证。康德为何要如此分析“一个物体的表象”，最终得到他想要的空间，这无非就是为了满足几何学的可能性所必需的条件而已。因此，康德完全是从几何学的可能性出发来证明其空间理论的。他在第二版增加的“空间概念的先验阐明”一节(以及“对先验感性论的总说明”)中直接做出了该证明：几何学作为“综合地却又是先天地规定空间属性的一门科学”，“要求”空间不仅是“直观”，还必须是“先天的、纯粹的直观”——并且它只能是“主体之内的外感官的一般形式”。(B40-41；A46-49／B64-66)康德在该节的末尾总结如下：

只有我们的解释才使作为一种先天综合知识的几何学的可能性成为可理解的。任何一种做不到这一点的解释方式，即使表面上也许与它有些类似，但依据这个标志就可以最可靠地与它区别开来。(B40-41)

这里已透露了康德是如何证明其空间理论、甚至整个纯粹理性批判哲学的全部奥秘。

我们再来简要地阐明康德是如何利用“整个”的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来证明其空间理论的。这主要是通过利用包括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在内的先天综合知识的“客观实在性”来证明空间是一般经验、经验对象之可能性的条件的。康德对此的直接论述是在“原理分析论”的“一切综合判断的至上原理”一节。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不仅意味其普遍性、必然性，更意味着它须具备客观实在性——即须拥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与某个对象相关，并通过该对象而拥有含义和意义，那么该对象就必须能以某种方式被给予出来”。(A155／B194)因此，

先天综合知识的客观实在性须要能“让其概念的综合统一能在上面呈现出客观实在性来的对象”的“第三者”。(A157／B196)这个第三者指的正是：先天直观的形式条件(时间)，想像力的综合，以及这种综合在先验统觉中的必然统一性。(A155／B194；A158／B197)康德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空间，但由于：先天综合判断的客观实在性“须要”其可能的“对象”被“给予”，而空间是“任何”可能的“外部经验”的“对象”被给予的必要形式条件——并且由于“一般内部经验只有通过一般外部经验才是可能的"(B278-279)(参见康德在第二版增加的“驳斥唯心论”一节中的相关论证)——因此我们可以说，空间实际上同时间一样，也是“一切”可能经验的对象被给予的必要形式条件，也是上述“第三者”的构件之一，只不过它们作为构件各自所发挥的功能不同而已。因此，空间是一般先天综合判断的客观实在性所“必需”的；康德由先天综合判断的客观实在性证明了空间之作为一般经验和经验对象之可能性的条件。此外，康德还在第二版添加的“对这个原理体系的总注释”中继续论证了先天综合知识的客观实在性“不仅仅需要直观，而且甚至永远需要外部直观”；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B291-294)这里不再赘述。

三、对该循环证明的简评

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二节所看到的：康德的包括空间理论在内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其本身并非只是出于他对人类纯粹理性本质的批判和分析就可以得出的——相反，其本身只是为了迎合“作为先天综合知识”的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才被创制出来的。因此，康德在由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来证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时，作为结论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无论如何还只是有待证明的假定而已——其明白可靠性是远远低于作为前提的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的；但他却恰恰又利用——也只能利用该可疑的原先作为结论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又反过来证明原先作为前提的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从而将本应比作为假定的结论(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更为明白可靠的前提(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的可靠性又反过来建立在此可疑的结论(纯粹理性批判哲学)上面。因此，该证明不仅是“循环的”，并且其有效性将受到严重质疑。但我们认为，不能因质疑其有效性而简单地否定其价值，相反它既体现了康德启蒙理性思想的核心精神——“人的知识与自由”，又显示出一种哲学、科学和逻辑学(Logik)之间的有趣张力，因此其本身是非常可贵的思辨探索。

人的知识与自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进行所有的证明工作之前就已预设了的前提也即“目的”(Ziel)。人的知识与自由的目的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哲学须要证明的四种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上(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和未来的作为科学的自然形而上学是对人的知识的表述，未来的作为科学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对人的自由的表述)。因此，康德实际上一开始就预设了人的知识与自由(也即上述四种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的结论，然后再来假定、试验所必需的证据，如果假定的证据能够恰适地解释、证明预设的结论，那么就保留下来，反之就排除掉，这样反复地假定、比较、综合，最终选定的正是作为证据体系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而在此过程中康德心中所谓的人的知识与自由的概念也才真正具体展现出来。因此，在这个循环证明中，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来证明四种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是康德的目的，而由四种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来证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这只是康德所须借用的“梯子”而已。康德曾多次表达这样的意思：他最为关心、乃至惟一关心的只是诸种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问题，而并不关心人的认识能力本身——亦即本不会刻意去批判人类的纯粹理性的。(A Ⅻ、A Ⅵ-XⅦ、A154／B193)

不仅如此，该循环证明还显示了一种哲学、科学和逻辑学之间的有趣张力。

在此证明过程里，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康德在“导言”里将数学和自然科学“改造”为先天综合知识：即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全部命题都是先天综合判断。数学和自然科学虽是“实际存在”的，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问题是构成它们纯粹部分的全部命题真的就是康德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吗?无论此改造成功与否，我们都明了的一点是：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作为先天综合知识——人的确已经实际地拥有了某些先天综合知识，并且还可能拥有更多的合法的先天综合知识——这的确是康德的“理想”(Ide-al)。

“改造”的另一个原因是：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科学与哲学之间本来是有着论证上难以逾越的“鸿沟”的，康德惟有通过其创造的先天综合判断理论，惟有通过将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所有命题改造为先天综合判断的“桥梁”，才能将二者“联结”(verbinden)起来。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二节里所看到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正是利用作为先天综合知识的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来解释、证明包括空间理论在内的所有纯粹理性批判哲学的。因此，先天综合判断理论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就是康德的证明是否合法的关节点。“先天综合判断”(synthetischeUrteile a priori)是康德基于其严格区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而来的发明。这是康德在逻辑学上的一大创举。可问题接踵而来。如是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严格区分本身是合法的吗?即便如是区分，从中又创制出先天综合判断的概念，这又是合法的吗?即便(理论上)真“有”先天综合判断，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就一定只包含先天综合判断吗?再退一步讲，由此就真的只能推论出康德式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体系，进而证明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亦即达到他最重要的目的了吗?

暂把这些疑问通通悬搁起来。我们如今可以完全明了的一点是：康德的哲学与科学的可能性之间的循环证明，完全依赖着康德式的逻辑学——除先天综合判断概念的发明外，还包括以此为基础的“先验逻辑”里按照“三分法”排列的四类十二判断一范畴等等。为迎合包括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在内的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康德须要依据其创造的三分法的十二判断来创制出相应的十二知性范畴，并又据此创制了相应的知性范畴的时间图型，而最后才创制出的纯粹知性原理，又是“先验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的客观统一性以其诸范畴通过时间图型实现于经验对象之上的结果”。以纯粹知性原理为基础，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才变得可能起来。因此，康德完全是依赖其独特的逻辑学，才将作为先天综合知识的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与其纯粹理性批判哲学真正联结起来的。

反过来，康德为何要改造传统逻辑学，也只是为了完成其哲学与科学的可能性之间的循环证明：既保全知识，又捍卫自由。因此，在他的循环证明里，我们看到了哲学、科学和逻辑学之间的有趣张力：科学自身的可能性须要哲学从知识学的角度加以证明，而哲学也须以科学的可能性为证据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而这一切证明所由通达的“桥梁”，则正是逻辑学。借用康德式的说法，哲学、科学和逻辑学之间的关系是“综合在先”、“分析在后”的：其间源本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结关系，只是缘于要认识它们，我们才在此源初综合的基础上对它们先加以分析，最终再施以综合的。

(责任编辑：曾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