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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刚听到《青门里志》这个书名，觉得特别好奇。就像你一定了解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有修地方志的传统，它可能有别于所谓的正史，却无疑带有史传的风格。但给一条虚构的胡同写志，确乎难得一见，也格外郑重其事。我想，你下笔之初是有雄心和抱负的，试图通过写一条胡同里的人和事，写出世道人心及自己对“文革”乃至人类文明的思考。基于此，谈谈写作这部小说的缘起和过程。
袁劲梅：《青门里志》这本小说，是叫《青门里》还是叫《青门里志》，我和好朋友、诗人路也，以及《中国作家》的责任编辑李双丽讨论来讨论去，拿不定主意。最后，路也说：“应该叫《青门里志》，因为，你写的就是一篇‘文革志’呀。书名光表达出青门里这个地方有故事，压不住。” 这样，我就决定用《青门里志》作为书名。下笔之初，我想写的就是“文革”。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故事可写，现代的社会发展也有很多故事可写。有时候，我想，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在哪一阶段伸手一捞，都能写出故事来，我有太多的故事要写，先写哪一个呢？还是先写我亲眼看见过的时代吧。等把我经历过的时代写完了，再写历史和未来。我决定写“文革”，不是因为这个主题没人写，很多作家都写，写得很好。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后来的一些“文革”作品，把人性的恶和愚昧都写得很准确。但是，我觉得，我对“文革”反思的这个角度，没有人写过。
傅小平：就像你说的，现在很多作家都在写“文革”，也以反思的名义在写“文革”。但有关“文革”的叙事，是否达到了反思的高度，是很可以商榷的。在你的理解里，在何种程度上深入“文革”的肌理和结构，才可以说是真正在反思“文革”？
袁劲梅：我不想只写挨打和被骂的苦难故事，我不想写仇恨和怨气。我也不想写红卫兵热情洋溢，结果青春狂欢了一番，原来上当受骗。我想写人为什么会打人？人为什么会上当？我也想写人还会自己骗自己，法西斯干过的事，不光德国人会干，我们中国人也会干。我还想写，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革”的关系，以及我们当今的社会问题和“文革”的关系。这些我想写的问题，并不是在一动笔的时候就清楚的，是一边写，一边想清楚的。动笔之初，我只是觉得，对“文革”的反思仅仅停留在“诉苦”阶段，还不够。我想追究到“人性”，写每一个人，作为人，对一次全民族的“返祖”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可担当也可不担当的事情，这个责任能从“文革”一直问到今天。动笔之初，我只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啦？！
傅小平：这样的追问，或许更可以作为严肃的历史课题来研究。何以想到以小说的方式呈现？
袁劲梅：写以上的主题，当然，也可以不必用小说的形式，写成论文也行。当时，“青门里”过去的小朋友和一些小学同学有几次聚会，谈起那些“文革”中发生在“青门里”和“剪子巷”的荒唐故事，实在篇篇都是历史。可笑可气。而且，青门里的小朋友，儿时见证了“文革”，长大了，又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他们的故事，就是从“文革”到今天，这段快速变化的历史，这些历史不应该被忘记。记录这些荒唐事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化，最好的形式，还只能是小说。我想，“文革”若不好好反思，我们的父辈和红卫兵那代人的十年弯路就白走了。不能因为有了钱，有了灯红酒绿，就假装过去不存在。
傅小平：按我的理解，“青门里”这样一个空间，该是有真实原型的。事实上，如果对你的经历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你笔下的很多事物绝少纯粹是虚构的。换言之，你的想象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个人经验，而你最让人叹服的地方在于，你在写作中模糊了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这让我在阅读过程中，常常分不清你写的是你自己的故事，还是小说中人物的故事。尽管我们都知道，小说必然是虚构的。
袁劲梅：虚构是必需的，不然，就没有故事，只有故事的碎片。但是，我们的生活太精彩，变化也太快，所以，写起小说来，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就分不清了。要说我在写作中模糊了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那应该归功于我们的时代，中国这四十年，是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时代。看起来像是虚构的故事，却偏偏是真的。反之亦然。有时候，我想，一个人一辈子能经历多少事呀？能记住这些事的人，应该是一个富人。一个人的生命，除了能拥有自己的经历，还能有什么？我有很好的记忆力，这是我的运气。
不过，你说得对，“青门里”确是有原型的。一共四十八家人，是一些民国留下的大学教授，都是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故事，可以写很多书。我在《青门里志》中，只写了从几个小孩子眼里看到的故事。
傅小平：实际上，你提到了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童年视角的引入。这使得叙述者“我”对极端时代里很多事物的理解，与成人世界形成了强烈的错位，小说因此被黑色的喜剧感照亮，而联想到真实的历史情境，悲剧的感受却更为强烈，叙述由此显得举重若轻。以此看，这是一部充满张力的小说。这张力主要就体现在小说中各式人物不同理解的并置、错位及由此形成的幽默感。
袁劲梅：当然，指出社会的不合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写大字报，骂人的方式是搞武斗，不好。文人要有幽默感，不必拉着一张“政府脸”到社会上去说三道四。那样，人见人烦。文人的幽默感是文人的智慧，举重若轻，是运用幽默感的结果。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和几个美国女同学讨论找男朋友的标准。我先说。我说，第一长得好看，第二没文化。（高学历的中国女人定会同意我这两个标准。找这样的男人不欺侮人。）轮到我的几个美国女同学说她们的标准了，她们的标准都是：第一要有幽默感。到第二，就各式各样了（没人说要男朋友必得有钱有房）。我就想，为什么“有幽默感”对她们那么重要呢？后来，有一位教授对我说：“劲梅，你觉得邦迪克教授是不是终于也有了幽默感？他会嘲笑自己了。” 邦迪克教授教形而上学，他连笑都很少会。但是他有“幽默感”了。原来，幽默感并不是去嘲笑他人，嘲笑落后，嘲笑弱者。幽默感是嘲笑自己，嘲笑自己犯过的错误。敢于嘲笑自己错误的男人，当然可爱。
用幽默去反思和批判我们自己在“文革”中犯的错误，不是骂人，是让人在好笑中看清自己走过的弯路。能用幽默感去嘲笑自己的人，是有自信心的人。能用幽默感去嘲笑自己犯过的错误的民族，是有自信心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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