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乐器研究

发布时间: 2022-09-02 19:10:03 浏览：次

春秋末年，地处中国东南一隅的越国，西灭强吴，争霸中原，一跃成为当时的强国之一。“允常之时，拓土始大，称王”,绍兴印山越王允常陵的发现，已使人对越文化刮目相看{1}；而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的发现，更使人领略到越文化的风采与辉煌{2}。

於越为百越之首，於越民族对华夏文明的起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越国乐器是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在我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发现，相关的研究也较多。而关于越国乐器的研究，由于出土较为零星，数量较少，故与之相关的研究也较为匮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了成组成套的陶瓷乐器约400件，完整地揭示了越国乐器的组合，为研究越国乐器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弥补了越国乐器研究的缺憾。

本文以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乐器为主，兼及历年来越国墓葬出土的乐器以及馆藏文物和传世文物，对越国乐器进行分类和研究。

一、越国乐器的时间范畴

《史记•越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句践卒，子王鼫与立。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彊立。王无彊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越国的建立始于允常，允常之前的乐器可称之为“越族乐器”或“越地乐器”，如商时期的青铜大铙、西周时期的青铜甬钟等。本文讨论的“越国乐器”即公元前514年至公元前333年之间越王允常立国至楚灭越王无彊之间的乐器，亦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越国乐器，然目前发现的越国乐器多为越国最强盛的战国早期。

二、越国乐器的器类与器形

越国乐器的器类计有甬钟、鎛钟、编磬、句鑃、錞于、丁宁、铎、缶和悬铃，以及与乐器相关的悬鼓座、簴座、插座和敲击乐器的枹。除磬与缶外，都应为青铜器，然墓葬中出土的越国乐器多用硬陶或青瓷按1∶1仿制的明器，从而形成越国乐器的一大特色。

越国乐器中既有仿中原乐器，亦有越国乐器，因而越国乐器中存在两个不同的系统，即仿中原系统和越系统。

（一）仿中原系统乐器

仿中原系统乐器有钟、鎛、磬。

1. 钟

据不完全统计，传世与出土的甬钟99件，其中青铜甬钟14件、青瓷甬钟53件、硬陶甬钟32件。

青铜甬钟传世的有“者(氵尸)钟”12件{3}和传宋代出土的“越王者旨於赐钟”{4}，以及绍兴塔山出土的1件{5}，反映了当时越国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和受华夏文化的深刻影响。

青瓷甬钟主要出土于江苏无锡鸿山{6}、浙江海盐黄家山{7}、余杭笆斗山{8}、长兴鼻子山{9}和鄞县、德清等地。

硬陶甬钟主要出土于无锡鸿山。

青瓷甬钟胎色灰白，内外施釉，釉色泛黄。长甬，甬下部有干，悬虫作虎形堆塑或环形上堆塑一蛇，平舞，合瓦形钲，弧于。甬部饰刻划的弦纹、三角形纹和戳印的“C”形纹；舞部以弧线四分，内饰戳印的“C”形纹；篆部以斜线纹或凸起的连珠纹相隔，内饰戳印的“C”形纹，钲部左右各有九个枚；鼓部有刻划的出郭长方形框，内填戳印的“C”形纹（图一）。

无论是青铜钮钟还是陶瓷钮钟，在越国贵族墓葬中从未出土。中国财税博物馆藏战国青铜钮钟一组9件，被认为是越国乐器而收入《越魂》一书{10}，但由于出土地点不详，存疑。

2. 鎛

传世与出土的鎛钟62件，其中青铜鎛钟1件、青瓷鎛钟27件、陶质鎛钟34件。

青铜鎛钟传世的13件“者鎛钟”中，1件为鎛钟。

青瓷鎛钟主要出土于无锡鸿山和长兴鼻子山。

陶质鎛钟主要出土于无锡鸿山和海盐黄家山。

青瓷鎛钟胎色灰白，釉色泛黄。虎钮鎛钟的虎耳上扬，虎尾上卷，身饰斜刻划纹；蛇钮鎛钟的环钮上有蛇形堆塑；宽扁钮鎛钟的钮上有圆形镂孔。皆平舞，合瓦形钲，平于。舞部有的以弧线四分，内饰戳印的“C”形纹；篆部以斜刻划纹为界，内饰戳印的“C”形纹，钲部左右各有九个枚；鼓部有的刻划出郭长方形框，内填戳印的“C”形纹（图二）。

3. 磬

出土71件，其中青瓷磬21件、陶磬50件。

青瓷磬出土于无锡鸿山。

陶磬出土于无锡鸿山、海盐黄家山和长兴鼻子山。

成组出土的青瓷磬，器形、纹饰基本相同。胎色灰白，釉色泛黄。上边为曲尺形，下边微弧，鼓端和股端正反两面均刻划长方形框，内填戳印的“C”形纹（图三）。

（二）越系统乐器

越系统乐器有句鑃、錞于、丁宁、越铎、缶和悬铃，以及与乐器相关的悬鼓座、簴座、插座和敲击乐器的枹。

1. 句鑃

传世与出土的句鑃140件，其中青铜句鑃32件、青瓷句鑃82件、陶句鑃26件。

青铜句鑃清道光初年，浙江武康（现为德清）出土青铜句鑃13件，其中2件有铭文，为“其次句鑃”；江苏常熟出土“姑冯句鑃”1件{11}；1957年江苏武进淹城内城河出土青铜句鑃一组7件{12}；1977年6月浙江绍兴狗头山出土“配儿句鑃”2件{13}；1986年安徽广德张家大村出土青铜句鑃一组9件{14}。

青瓷句鑃出土于无锡鸿山、海盐黄家山、长兴鼻子山以及绍兴{15}、萧山{16}等地。

陶质句鑃主要出土于无锡鸿山和安吉递铺{17}。

青瓷句胎色灰白，釉色泛黄。长插柄，截面为方形，与舞交接处有方台，平舞，合瓦形钲，弧于。方台饰戳印的“C”形纹；舞部满布纹饰或以弧线四分内填戳印的“C”形纹；钲下部饰弦纹和刻划的三角形纹，内填戳印的“C”形纹（图四）。

2. 錞于

传世与出土的錞于25件，其中青瓷錞于19件、陶錞于6件。

青瓷錞于出土于无锡鸿山、海盐黄家山、长兴鼻子山和萧山等地。

硬陶錞于主要出土于无锡鸿山。

青瓷錞于胎色灰白，釉色泛黄。虎钮或环钮，浅盘，内填戳印的“C”形纹，鼓肩，直腹内弧，平于。肩部有的饰戳印的“C”形纹，遂部刻划出郭长方形框，内填戳印的“C”形纹，于上饰弦纹，内饰戳印的“C”形纹。有的青瓷錞于身饰瓦棱纹（图五）。

3．丁宁

出土丁宁7件，其中青瓷丁宁6件、陶丁宁1件。

青瓷丁宁出土于无锡鸿山和长兴鼻子山。

硬陶丁宁仅无锡鸿山出土1件。

青瓷丁宁胎色灰白，釉色泛黄。环首柄，平舞，合瓦形钲，弧于。柄上有的饰戳印的“C”形纹和网格纹，舞部满布纹饰或以弧线四分内填戳印的“C”形纹，钲下部饰刻划弦纹和三角纹或曲尺形框，内填戳印的“C”形纹，鼓部刻划出郭长方形框，内填戳印的“C”形纹（图六）。

4. 铎

出土的铎6件，其中青铜铎2件、青瓷铎4件。

青铜铎出土于绍兴印山和安徽青阳龙岗。

绍兴印山大墓出土青铜铎1件，合瓦形钲，弧于。底部有方銎以纳木柄，摇动木舌可发出清脆悦耳的撞击声，铎顶部及方銎之外侧均饰以小圆点为地纹的卷云纹。青阳庙前镇龙岗出土雷纹青铜铎1件，器形与印山出土的青铜铎相同{18}。

青瓷铎出土于无锡鸿山。

青瓷铎胎色灰白，釉色泛黄。虎钮或环钮上堆塑一蛇，平舞，合瓦形钲，平于。舞部以双弧线四分，内填戳印的“C”形纹，钲上部以弦纹相间，饰戳印的“C”形纹或“C”形纹间刻划“人”字纹，鼓部刻划出郭长方形框，内填戳印的“C”形纹（图七）。

5. 缶

缶出土4件，其中青瓷缶3件、硬陶缶1件，皆出土于无锡鸿山。

青瓷缶胎色灰白，釉色泛青，内外施釉。根据耳部装饰的不同，分为虎形耳和蜥蜴形耳两类。深腹盆形，侈口，宽沿外卷，深弧腹，平底，矮蹄足外撇。沿面饰戳印的“C”形纹；口下有对称的宽兽面耳，耳上饰刻划网格纹间 “C”形纹或 “C”形纹，上腹部饰戳印的“C”形、“S”形纹间斜刻划纹或 “C”形、“S”形纹（图八）。

6. 悬铃

出土或征集的悬铃137件，其中青铜悬铃4件、青瓷悬铃68件、陶悬铃65件。

青铜悬铃浙江省博物馆藏龙凤纹青铜悬铃4件{19}。

青瓷悬铃出土于无锡鸿山、绍兴西施山{20}和陈家坞{21}、海盐黄家山、余杭笆斗山和长兴鼻子山等地，此外萧山博物馆藏2件{22}。

陶悬铃出土于无锡鸿山、长兴鼻子山和慈溪羊埠墩{23}。

青瓷悬铃胎色灰白，釉色泛青。可分为双重纹饰和多重纹饰两类。弧顶，弧腹，下部平，中空，顶部有半环钮，内套一小环。顶部、腹部以弦纹为界，内饰戳印的“C”形纹。硬陶悬铃有的身饰瓜棱纹（图九）。

7. 悬鼓座

鼓座不是乐器，只是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悬鼓座的出土，表明越国乐器中有悬鼓。

悬鼓座出土7件，其中青瓷悬鼓座5件、陶悬鼓座2件。

青瓷悬鼓座出土于无锡鸿山，此外浙江省博物馆收藏1件。

硬陶悬鼓座出土于无锡鸿山，此外萧山博物馆收藏1件。

青瓷悬鼓座胎色灰白，釉色泛黄。座身为覆钵状，中有管状插孔。插孔上下两端饰细密的水波纹或戳印的“S”形纹，座以凸弦纹分隔，内饰戳点纹或“C”形纹；1件座上贴九条堆塑的盘蛇，另1件座上贴六条堆塑的双头蛇。

硬陶悬鼓座上有六条堆塑的蛇，两蛇横卧座上，另外四蛇两蛇一组，腹部相交，颈部向上昂起，头如马首，有耳，两首相对，弯曲作游动状，蛇身满饰戳印的“C”形纹和圆圈纹（图一○）。

8. 簴座或插座

簴座或插座也不是乐器，而成组出土的越国乐器必然有簴架或插座，簴座或插座应为越国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簴座或插座5件，皆为青铜质，出土于安徽屯溪和浙江绍兴。

屯溪弈棋村1号土墩墓出土2件，3号土墩墓出土2件，绍兴306号墓出土1件，皆为方形座，座身纹饰繁缛，根据其形可分为两类。

五柱形座，屯溪1号墓出土一对，器形、纹饰及大小相同。五柱形插座上横列五根圆柱形销钉，座内空，四壁微鼓，饰变体蛇纹构成的勾连云纹。原报告称之为“五柱器”，并云“此器诸家著录未见，用途不明，实为不知名器{24}。”

五柱形座不见著录，其名称和用途长期以来亦存在不同的见解。在发现之初即有认为是乐器，之后由于其“五柱”及腔俱不具有乐器的发音效果，因此又否认此类器物为乐器。

五柱形座成对出土，应为木质簴架立柱之底座，“五柱”实为插入木质立柱之长销钉。

单孔插座，屯溪3号墓出土2件，通高分别为14、17厘米，器形、纹饰也不完全相同，座内空，上立一圆形插孔，四壁微鼓，饰蟠曲的蛇纹，原报告称之为“单柱器”；绍兴306号墓出土1件，通高16厘米，座内空，簴顶，上立一圆八角形插孔，四坡及四壁饰相对的鸟纹和蛇纹，插管上满饰蟠蛇纹，四角下立四个跪人{25}，也有认为该座是镇墓兽的基座{26}。

单孔插座不成对，皆单独出土，可能为插乐器之座。

屯溪土墩墓的年代有西周说和春秋战国说，发掘报告认为墓葬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由于绍兴306号战国墓的发现，可知方形插座的造型纹饰一脉相承，故列此。

青铜插座虽造型略异，然皆饰乐器上常见的繁缛蟠曲的蛇纹。从青铜插座的大小、重量以及造型的特殊性和纹饰的精美程度分析，青铜插座可能为越国乐器簴架立柱之底座或单件乐器之插座（图一一）。

9．枹

枹不是乐器，而是敲击乐器之杖。丹徒北山顶吴国贵族墓中出土过1件石枹，球形，一圆孔上下贯通，可纳木柄，然此类器物在越国墓葬中还未发现。

越国的枹皆为青铜质，根据枹首的形态可分为两类，可能因敲击乐器的不同而器形有异。

球首枹，浙江长兴博物馆藏1件，原称“镦”。上部为球形，并有弧形斜棱，下部为管状圆銎，可纳木柄，通长10厘米，球形枹可“锤击”，可能为击鼓或青铜枹于之枹。

人面首枹，6件，安徽铜陵朝山村出土，原称“人面形牌”。上部作人面，正面圆鼓，背面内凹，下部为方銎，可纳木柄，通长12厘米左右，扁圆形的枹可“拍击”或“侧击”，可能为击青铜句枹或青铜悬铃之枹（图一二）。

三、越国乐器研究

以往在江、浙、皖等地出土或收集过青铜甬钟、句鑃、铎、悬铃及陶瓷仿制的甬钟、句鑃、錞于、悬铃等乐器，但数量较少，也较零星。而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陶瓷乐器虽为仿青铜器的明器，但皆按原大仿制，造型逼真，数量庞大，器类繁多且组合完整，这对于系统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乐器的器类组合乃至越国的礼乐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鸿山出土的乐器有青瓷甬钟、鎛钟、编磬、句鑃、錞于、丁宁、越铎、缶、悬铃以及悬鼓座，可分为仿中原系统和越系统。此外，与越系统乐器相关的还有座、插座和枹。

越系统的乐器中又出现了中原礼制，如錞于、铎都有一件造型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同类的乐器，可能为仿中原礼制的“特悬”，耐人寻味。

（一）仿中原系统乐器

仿中原系统的乐器有甬钟、錞钟和编磬，尽管乐器的器形仿中原青铜乐器，但在装饰上仍出现越风格，甬钟的旋虫和錞钟的钮都出现蛇的造型，甬钟、錞钟的舞部、篆部和编磬的两端饰戳印的仿蟠虺纹的“S”形纹，可见越人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仍顽强地保留着越人的文化传统。

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古乐钟皆扁，如盒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即钟有扁钟、圆钟之分，钲部为合瓦形者即为乐钟，越国甬钟、錞钟无疑皆为乐钟。《周礼•考工记》：“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錞，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錞谓之隧。”

磬为石质。《史记•五帝本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史记正义》引孔安国云：“石磬，音之清者。拊亦击也。”越国至今未出土过石磬，可资比较的有丹徒北山顶吴国贵族墓出土的12件石磬。《周礼•考工记》：“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参分其鼓博，去一以为股博。叁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

越国钟、磬的造型与尺寸基本符合周礼。

《周礼•春官•小胥》：“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及其鏄、磬，女乐二八。”亦可证明甬钟、錞钟和编磬为中原系统的乐器。

另外，还有少量的铎亦属中原系统。

（二）越系统乐器

越系统的乐器有句錞、錞于、丁宁、越铎、缶、悬铃以及悬鼓座、錞座、插座和錞，其中越铎、缶和悬鼓座为首次发现。

乐器中，句錞为最主要的演奏乐器。其置放方式与甬钟相反，即于朝上，柄朝下，自大至小插于錞架，以錞击之。

“句鑃”一名不见记载，而青铜句錞主要出土于越地。浙江绍兴出土的“配儿句鑃”：“配儿……择厥吉金……自作句鑃”；德清出土的“其次句鑃”：“其次择其吉金，铸句鑃”；江苏常熟出土的“姑冯句鑃”：“姑冯厥同之子择厥吉金，自作商句鑃”{27}，皆自名“句鑃”，可见句錞为典型的越国乐器。

錞于和丁宁在吴越地区常见，往往成组出土。除鸿山、黄家山、鼻子山出土青瓷錞于外，镇江王家山{28}、丹徒北山顶{29}等春秋晚期的吴国墓葬中还出土过青铜錞于和丁宁，常见3件錞于与1件丁宁为一套。

錞于未见有铭文，更无自名，然多见于文献记载。《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郑注：“錞，錞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国语•晋语》：“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

丁宁又名镯、钲，《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金镯节鼓”，郑注：“镯，钲也。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说文•金部》：“镯，钲也”。除文献有记载外，钲还有自名，如“徐莤尹钲鋮”、“余冉钲鋮”等均自名“钲鋮”。

铎出土较少，有的有自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战国时期的“外卒铎”。

《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饶止鼓，以金铎通鼓”；《周礼•夏官•大司马之职》：“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师执提，旅帅执鼓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郑注：“铎，大铃也。振之以通鼓”；贾疏：“此是金铃金舌，故曰金铎”；《说文•金部》：“铎，大铃也。……两司马执铎。”

根据以上记载，铎有舌，应为执而振之，绍兴印山、青阳庙前出土的青铜铎即是，而悬而振之的越铎则是首次发现。

《国语•吴语》：“既陈，去晋军一里。昧明，王乃秉錞，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扣以振旅，其声动天地。”《淮南子•錞论训》：“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据此，铎有钮，应为悬而振之。

《越绝书•记地传》：“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禹为越先，虽不可考，然《淮南子》所云“禹时的五音”或许与越国乐器有着一定的关系。

越文化与日本的弥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0}。青铜铎是弥生文化的典型器物，其基本特征是平于、有钮、无枚，与越铎的造型十分相似。

因此，铎应有两个不同的系统，绍兴印山和青阳龙岗出土的青铜铎属“执柄振之”的中原系统，而鸿山出土的铎应为“悬而振之”的吴越系统，即“越铎”。

缶为首次发现的乐器。《诗•宛丘》：“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易•离卦》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根据《诗》、《易》的记载，缶可击可鼓。《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故《说文•缶部》云：“缶，瓦器，秦人鼓之以节歌”。缶为秦国乐器，而越国有缶不见记载。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出土过明确为乐器的缶，由于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缶与其他乐器同置放于乐器龛内，性质自明。

缶为叩击乐器，其叩击部位为宽沿，宽兽面耳的背面与口沿之间用圆柱形泥条相连，从而使另一半口沿不产生共振；而三足使底部悬空，缶又为深腹，这样在叩击时，底与腹可产生共鸣和共振。

《诗•小雅•正月》：“哀今之人，胡为虺蜴？”缶上匍匐的蜥蜴，即四足之蛇，亦应为越人的图腾。

悬铃既不见记载，亦不知其为乐器。青铜和陶瓷悬铃在浙江的绍兴、萧山、海盐、余杭等地均有零星出土，而此类中空的乐器往往根据外形认为是“镇”或“权”，鸿山出土的悬铃，澄清了其基本用途。

《太平御览》引《伯乐相马经》：“目如悬铃”{31}，形容良马眼目高巨。可见此类半球形、中空并可悬挂的乐器可能名“悬铃”。由于鸿山越国贵族墓中出土了成组成套且器形相同、大小有序的悬铃，可见其应为乐器而非其他。

悬鼓座亦为首次发现。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过青铜晋鼓座{32}，其基本特征是鼓座中部有一管状插孔，与之相同；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建鼓{33}，其鼓座的形态与之稍异。

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伎乐铜屋内，前排右侧的伎乐俑危坐，敲击悬鼓，其鼓座的形态与鸿山出土的鼓座相同；江苏丹徒北山顶吴国贵族墓出土的青铜鼓环，环下有箍套在环座上，可作360°旋转，表明其为悬鼓环。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鼓有晋鼓、建鼓和悬鼓之分，然吴、越之地流行的是悬鼓（图一三）。

鼓与战争关系密切，而鼓座上的蛇形堆塑，显然与越人的图腾有关。

《国语•越语》：“范蠡乃左提鼓，右援錞……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成语“一鼓作气”即反映了鼓与战争的关系。《国语•吴语》：伍子胥谏曰：“夫越王好信以爱民，四方归之，年谷时熟，日长炎炎。及吾犹可以战也，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诗•小雅•斯干》：“维熊维罴，维虺维蛇，”虺即小蛇也。伍子胥用“虺”与“蛇”以代越。《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伍子胥“造筑大城，……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越在巳位，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吴人以蛇代越；又《越绝书•九术》：“于是作为策楯，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类龙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种献于吴”，越人亦以蛇自代，以示屈吴。《史记•越世家》：“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錞，……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说文•虫部》：“闽，东越，蛇种也。”可见从越王句践至西汉闽越王无诸，蛇始终是越人的图腾。

鼓座上的蛇形堆塑为越国的图腾，“九”则表示其等级，而鼓座上堆塑的双头蛇既与战争有关，亦暗示着墓主生前为善于用兵的战争指挥者。《孙子兵法•九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神异经•西荒经》：“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博物志》卷三云：“常山之蛇名率然，有两头，触其一头，头至，触其中，则两头皆至，孙武以喻善用兵者”。双头蛇率然可首尾相及、首尾相顾，故孙子用以喻善用兵者。常山为越国的姑篾之地，《国语•越语》：“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水经注•渐江水》：“渐（浙）江……水源西出太末县，县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

越国乐器中，既有钟、錞、磬、越铎、錞于、悬铃等悬挂的乐器，亦有带插柄的句錞等乐器，然无论是悬挂还是插入，乐器都应有錞架或器座。满饰蛇纹的五柱形方座，有可能为錞架立柱之底座；而满饰蛇纹的单孔方座形插座可能为乐器之插座。由于受资料的局限，方座的具体用途和用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越系统乐器皆为敲击乐器，且器形较为特殊，因此敲击乐器的錞亦应十分特殊，既有球形，亦有扁圆形，可称之为“越枹”。

《说文•木部》：“枹，击鼓杖也。”《国语•齐语》：“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国语•吴语》：“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

越錞的确认，对于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越国乐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越国乐器分析

乐器基本特征为器型相同，大小有序。越国乐器大致包括了乐音乐器、节音乐器、滑音乐器和噪音乐器。

乐音乐器主要用于演奏，甬钟、錞钟、编磬和句錞皆为乐音乐器；錞于、越铎虽为军旅之用，然其达到一定数量亦可作为乐音乐器。

缶、丁宁，鼓以节歌，应为节音乐器，即节拍乐器。

悬铃的基本特征虽符合乐音乐器，然其形体较小，且数量较多，可能是悬挂成排以桴来回滑动以演奏上、下滑音的滑音乐器。

悬鼓座的发现表明应有悬鼓，悬鼓可能为节音乐器，但更主要的是作为烘托气氛的噪音乐器。

如以上分析不误，那么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乐器，器类繁多，造型各异，气势磅礴，洋洋大观，已具备了大型乐队的基本要素。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不但有礼乐，甚至还有专门的乐宫。《越绝书•陈成恒》：“越王勾践曰：‘孤身不安床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好色，耳不听钟鼓者，已三年矣’”，越王宫中当设有钟鼓乐；《越绝书•地传》：“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践筑鼓钟宫也”，“鼓钟宫”应为越国的乐宫。

乐器除演奏礼乐外，还用于军旅。《越绝书•吴王占梦》：“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史记•越世家》：“范蠡乃鼓进兵”。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说苑•善说》所载的著名的《越人歌》，反映了越国民间音乐与楚国音乐存在较大的差异；绍兴坡塘狮子山战国墓出土的铜屋中，有伎乐在演奏鼓笙琴瑟，反映了音乐在越国贵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吕氏春秋•遇合》云：“客有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反善之”，则反映发达的越国贵族音乐仍被中原称之为“野音”，可见越国音乐有着自身的传统，且与中原音乐存在较大的差异。

注释：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 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3} 最早著录于吴大溦《愙斋集古录》，见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4} 最早著录于《宣和博古图》，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5} 蒋明明：《浙江绍兴市发现一件春秋铭文铜甬钟》，《考古》2006年第8期。

{6} 见《鸿山越墓发掘报告》，以下所有鸿山乐器同此，不注。

{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浙江海盐出土原始瓷乐器》，《文物》1985年第8期。

{8} 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余杭崇贤战国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年第1期。

{10}、{17}、{19} 浙江省博物馆：《越魂》，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11} 沙孟海：《配儿钩鑃考释》，《考古》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