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音乐的进步全凭讲究音乐教育

发布时间: 2022-09-04 10:40:04 浏览：次

音乐教育是一个国家音乐文化事业的命脉。30年代是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最有成效的阶段。萧友梅说过：“西洋音乐的进步全凭讲究音乐教育。”①他担任国立音专校长后，音乐教育生涯达到人生巅峰时期，短短几年将学校建设成远东第一流高等音乐学府，开拓了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模式的道路。

1927年11月27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后补行开学典礼。蔡元培任院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12月，蔡元培因大学院事务纷繁，委托萧友梅任代院长。至1928年9月学生名额已增至80名。②1929年暑假期间，由于留校学生须交纳杂费、音乐院面临降格为专科学校、有的教师幕后操纵等原因，引发了一场“学潮”。萧友梅于8月向当时的教育部辞去院长职务。参加学潮的洪潘、冼星海、张立宋、陈振铎、蒋风之、熊乐忱等十余名学生在按教育部训令暂行停办国立音乐院后离开学校。③这是萧友梅音乐教育生涯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打击。从不擅长写诗的他写了十余首“述怀诗”。其中《莫干山歌》（之二）云：“我爱莫干山之泉/又爱莫干山之云/ 泉水清且冽/可以清吾血/ 云海大而深/可以警吾心/ 吁嗟夫/世途渺难测/ 亦如莫干山之泉与云/ 处世无警惕/不如归隐于山林。”《述怀》（之四）诗云：“我为音乐心力尽/ 中途宁可一牺牲/ 他日未必无时会/ 愿随诸公再力争。”④1929年8月20日，国立音乐院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育部部长签发委任状，聘任萧友梅为校长兼教务主任。他的音乐教育生涯重新掀开新的一页。

萧友梅担任国立音专校长后，在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学管理、强调因材施教、重视艺术实践、提倡勤俭办学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首先建设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1928年9月，国立音乐院即聘法利国和佘甫磋夫担任讲师。1929年10月，聘周淑安为国立音专声乐组主任、专任教员；鲍里斯·查哈罗夫为钢琴组主任、特聘教员；上海工部局乐队首席法利国（Ariigo Foa，一译富华，1900 —1981）为小提琴组主任、专任教员；欧萨可夫（S.Aksakoff，俄籍）为钢琴专任教员。1930年2月，成立大提琴组，上海工部局乐队大提琴首席佘甫磋夫（I.Shevtzoff，俄籍）为该组主任、专任教员；9月，成立理论作曲组，萧友梅兼主任，聘黄自为专任教员兼教务主任，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⑤为声乐专任教员。⑥自1927至1937年十年中，教师总数曾达41人，其中外籍教师28人，中国教师13人。这里有不少教师被齐尔品称为“世界第一流的教授”。这样一种聘用国内外一流师资的办学思想，为萧友梅音乐教育事业的成功提供了最根本保证。

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是国立音专办学的重要特色。尽管学校租赁的校舍经常搬迁，自1927年国立音乐院成立至1940年萧友梅逝世，十四年内九次搬迁校址。⑦搬迁校址之频繁，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比较罕见。在这种艰难情况下，萧友梅依然强调严格教学管理，在办学过程中制订一系列规章制度，奖惩分明。1930年4月17日，国立音专呈报教育部修正组织大纲及学则。第二条修正为“本校设预科、本科、研究班，并附设师范科、选科。本科分理论作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声乐及国乐六组”，学校建制日趋完善。⑧“学则”对入学资格、修业年限、缴费、请假、考试、退学、演奏会等各项事宜都作明确规定。如在摇铃5分钟后到课者为迟到；10分钟后到课者为不到；无论因病、因事请假逾一学期三分之一者，不准参加学期考试等等。对优秀学生予以公开奖励。本科生中戴粹伦、丁善德、李翠贞、李献敏、裘复生、易开基、胡然等均获得过甲等奖学金，免收学费一年。丁善德连续五次获甲等奖学金，奠定他一生不断进取的精神。对于违反校规者按条例给予处分。这些举措对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在教学管理上，国立音专基本借鉴并采用欧美各国单科音乐大学体制。从经常性考查、考试、升级到毕业，采用学分制核定成绩。同时，坚持选择教材的高标准，以中外经典性音乐文化遗产作为主要教材，保证学校教学水准符合国际高等专业音乐院校要求，并结合中国音乐实际情况，开设国乐课、中国音乐史和中国古典文学等课程，开创我国琵琶、二胡等民族乐器进入音乐院校并被列为正式课程的历史。同时，国立音专十分重视教材建设和教学设备建设，至1949年，学校尚有图书乐谱6584册，唱片900余张，管弦乐器50余件，钢琴22架，其中大部分是在开院后十年中添置的。⑨在经济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

因材施教是萧友梅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十分重视的原则。音乐教育需要充分发扬学生音乐个性与才能。如丁善德于1928年报考国立音乐院，擅长琵琶、二胡、笛子、三弦等民族乐器，由萧友梅主考录取。他入学后主科为琵琶，副科钢琴。尽管从来没有摸过钢琴，进步却很快。到第二学期，经学校同意，改钢琴为主科，琵琶为副科。1929年改组为国立音专后，萧友梅主动安排丁善德随查哈罗夫学习。到1935年5月11日，“丁善德君毕业音乐会”时，他演奏了贝多芬、李斯特、德彪西、格里格、肖邦、贺绿汀和齐尔品等人的作品。⑩这是国立音专第一次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此外，萧友梅始终没有忘记国立音专培养音乐师资的重要任务，在本科之外特设师范科，并通过教育部通告各省教育厅保送若干学生来音专学习，毕业后再回原籍工作。这样，西北、西南等十五个省市都有学生来到上海。李士钊即当时山东的保送生。这些保送生对推动全国各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应有作用。

国立音专十分重视艺术实践。师生音乐创作实践与表演实践始终与教学结合进行，形成一个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音乐创作群体。教师有萧友梅、黄自、青主、周淑安、应尚能、朱英、吴伯超、易韦斋、龙沐勋等，学生中如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张昊、张曙、谭小麟、钱仁康、陈又新、窦立勋、满谦之、喻宜萱等均投入音乐创作，或结集出版，或在校刊《音》上发表。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国立音专师生创作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因此，30年代前期，国立音专音乐创作具有全国核心地位。这样一种群体性的音乐创作实践，在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难得一见。国立音专各种形式音乐会接连不断。自1930年5月26日举办“第一届学生音乐会”，至1937年3月举行了“第50次学生演奏会”，在学校成立头十年（1927—1937）中，较大规模音乐演出，学生音乐会有54次，校外公演二十余次。教师周淑安、应尚能，高才生孙德志、喻宜萱、郎毓秀、蔡绍序、斯义桂等录制中外艺术歌曲和电影歌曲唱片，等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开创了我国音乐院校高度重视艺术实践的一个优良传统。

萧友梅勤俭办学作风令人十分感动。在校舍使用上，“比较大的房间全都用做教室，校长室就在阳台上，在栏杆上面装上一排玻璃，既能挡风，又能遮雨，满亮堂的”。他自己刻苦到了极点，“有一年年底，学校也像别的大学一样，有了一点节余。别的大学都用那笔钱买了汽车，萧友梅考虑到学校还缺少一台开音乐会用的三角琴……不久，一台崭新的伊巴赫牌三角琴从德国运到了上海……以后终萧友梅的一生，音专始终不曾有过一辆专用汽车”。萧友梅的自我牺牲精神达到了忘我境界。“当国民党政府欠发经费，学校连发薪水都有困难的时候，萧友梅就把学校积存的一点钱尽先发给教职工，不领自己那一份。所以萧友梅到死还是一个穷光蛋。”这些事实，都体现了萧友梅的人文精神与道德力量。

发扬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是萧友梅音乐教育事业之灵魂。衡量一所高等音乐学府是否属于与社会隔绝的“象牙之塔”，标准是其与时代精神和爱国思想联系之密切程度。国立音专（含国立音乐院）建校之时，正是日军开始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岁月。1935年12月，江湾新校舍举行落成典礼，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校舍即遭敌机轰炸。因此，从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事端直至大举进攻中国，萧友梅领导下的国立音专师生始终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时代的爱国洪流之中。他们进行宣传募捐，创作救亡抗战歌曲并举办“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等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始终未曾停止。

1937年12月14日，萧友梅致函教育部附件《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暨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集中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以及在全面抗战时期成熟音乐教育思想之精髓。文中要点是：一、提出教育必须适应时代变化之需要，国立音专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和“军乐队长养成班”两种教育机构，这两个班“拟在广西或四川举办”，以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二、提出“精神上的国防”思想。萧友梅说：“历史昭示我们，不只要建设一道坚固的物质上的国防，并且须建设一道看不见，摸不着，而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国防，即民族意识与爱国热忱的养成。”在面临民族危亡的大变动时代，音乐教育必须成为“精神上的国防的建设者”。三、重新调整音乐教育方针，强调“我国近来的音乐之效力于国家，也是非意识的。现在既然到了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音乐应该即刻从非意识的境界苏醒过来，回到意识的境界，意识地替国家服务”。这一历史文献以确凿事实证明了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萧友梅以音乐服务于抗日救国的思想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萧友梅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已经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融为一体。

萧友梅献身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精神，使得国立音专成为中国音乐家成长的摇篮。据朱英于1937年12月统计，音专（含国立音乐院）成立十年以来，各科正式毕业生共计54名，曾在学校学习过的学生计699名。同年7月，由于战争环境险恶，聘陈洪任教务主任，1938年改名为私立上海音乐院。葛朝祉等于2月入学。1939年9月录取新生26名。1940年录取新生27名。因此，曾在国立音乐院和国立音专学习的学生总数在800名以上。据不完全统计，理论作曲专业有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张昊、林声翕、钱仁康、王云阶、张定和、陈培勋、瞿希贤、邓尔敬、陆仲仁、王笥香等；钢琴专业有李翠贞、李献敏、丁善德、易开基、裘复生、劳冰心、夏国琼、萧婉恂、杨体烈、陈玠、巫一舟、洪达琦、范继森、吴乐懿等；声乐专业有喻宜萱、劳景贤、满福民、斯义桂、郎毓秀、蔡绍序、胡然、胡投、孙德志、华文宪、常文彬、周小燕、谢绍曾、高芝兰、杜矢甲等；小提琴专业有戴粹伦、窦立勋、陈又新、谭抒真、向隅、刘伟佐、胡静翔、章彦、司徒海城、马思琚等；大提琴专业有张贞黻、朱崇志、李德伦；小号专业有夏之秋、黄贻钧；长笛专业有叶怀德；琵琶专业有吴亚贞（寄明）、袁遐宜、陈恭则、谭小麟；还有曾在音乐院或音专学习过的冼星海、陈振铎、蒋风之、熊乐忱、李俊昌、洪潘、吕展青（吕骥）、张曙以及王沛纶、邱望湘、李焕之、郑志（沙梅）、韩中杰、陆洪恩、陆修棠、唐荣枚、陈传熙、桑桐、李士钊等等。其中多数成为我国近现代音乐界支柱式人物。萧友梅任校长的国立音专，是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最为辉煌的岁月。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所音乐院校培养出如此大批音乐家的记录。他领导下的国立音专培育的人才以及作出的贡献，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有着“半壁江山”之地位。萧友梅是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萧友梅把自己一生献给了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四十多岁时还过着独身生活。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我已经同音乐结婚了。”直到1932年才和戚粹真女士结婚，生有萧勤、萧雪真一子一女。他临终前最后一句遗言是叮嘱前来探病的人“回学校去记住把钢琴课室朝外的门缝用硬纸条塞紧，以防吹进冷风，冻坏学生的手指”。1940年12月31日，萧友梅病逝于上海体仁医院。在追悼会上演唱他的遗作《问》，唱到“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时，听者莫不垂泪。

国立音专是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一个历史象征。它和萧友梅的名字始终联系在一起。萧友梅不仅是我国近代音乐界的伟人，也是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伟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于史册。

注释：

①萧友梅《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不发达的原因》，原载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音乐杂志》1920年第1卷第3号。见《萧友梅全集·第1卷·文论专著卷》，第145页。

②常受宗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名人录》，第7页。

③详见刘再生《音乐界的一桩历史公案——萧友梅和冼星海、聂耳的“是非恩怨” 》，《音乐艺术》2007年第3期，第75—87页。

④萧淑娴《回忆我的叔父萧友梅》，《萧友梅纪念文集》，第93页。

⑤苏石林（V.Shushlin，1895.7.26 —1978.10.23），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1919年毕业于彼得堡音乐院声乐系，后担任基洛夫歌剧院独唱演员。1924年到哈尔滨教授声乐。1930年春至上海演出，应萧友梅之邀于同年8月任国立音专专任教员。蔡绍序、周小燕、斯义桂、温可铮、魏启贤等均曾投入他门下，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声乐人才。1956年返回苏联。

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舍落成纪念特刊》之“教员姓名录”，1935年11月28日，第85—89页。

⑦同注③，第77页。

⑧“上音档案”520—37—59号，常受宗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名人录》，第12页。

⑨丁善德主编《上海音乐学院简史》（1927—1987），《音乐艺术》附刊，1987年11月，第6页。

⑩戴鹏海《丁善德年谱长编》，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1993年8月第1版，第13—34页。

同注②，第12—50页。

《上海音乐学院简史》（1927—1987），第9页。

《乐苑谈往》，第18、80页。

1933年3月31日和4月2日，“音乐艺文社”组织师生赴杭州西湖礼堂举行了两场“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节目有《抗敌歌》、《旗正飘飘》和《吊吴淞》等，听众逾千。见《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名人录》，第26页。

萧友梅《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暨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是黄旭东和汪朴在撰写《萧友梅编年记事稿》与编辑《萧友梅文萃》时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的重要历史文献。载于《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2期，第5—7页。

朱英《音专十年的回忆》，陈洪编，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发行，《音乐月刊》1937年第1卷第2号。

同注，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