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科大学的人文精神流变

摘  要：大学人文精神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就我国理工科大学的人文精神流变划出一条明晰的时间线，旨在通过历史维度的陈述与分析，对理工科大学当下的管理者有所启示，以期产生更多有益的思考与举措。

关键词：理工科大学;人文精神;流变

当前，大学人文精神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关注的热点。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梦”的文化复兴意涵掀起了“文化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发展新阶段后需要对自身短板进行相应的反思。

事实上，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算不上一个新话题。20世纪末，市场经济的冲击使部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强调人文精神的重要性[1]。进入21世纪后，大学生中接连发生的“问题事件”使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被暴露出来。对于这一问题，早期的研究者往往用较为简单直接的阐述来突出问题意识，后起者虽然更加注重观察的全面性和系统化，但尚未形成具有范式意义的结论。

在这个问题面前，理工科大学往往因为自身类型的局限而表现出比其他高校更深的“焦虑”。在现实中，这种焦虑转化为对文科建设、文化素质教育、学校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等工作的大投入和高期望，但这些工作并不足以助其实现人文精神的复兴。在笔者看来，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从事者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尚未有统一的基础，要想理清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需要两个方面的“回归”：一是回归大学的具体环境中去探讨人文精神的存在方式，以弄清“我们究竟缺失了什么”;二是回归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去探讨人文精神的流变过程，以弄清“它为什么会缺失”。而这两种“回归”正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要进行的工作。

一、存在于三个维度的大学人文精神

从我国大学的实际运作出发，人文精神主要存在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大学文化三个维度上。

1. 作为教育内容的人文学科

“人文”首先是一种学科类别。笔者在本文中将使用一个扩大了的“人文学科”概念，对它的阐释可使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及的第三类科学，即：“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2]它的范畴可大体视为实际工作中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集合。

人文学科在大学里既被作为专业教育内容，也被作为通识教育内容。它是前文所提到的人文精神的三个存在维度中最为具象的一个。当人文学科被加诸各种指标进行衡量后，它的弱化也就往往被视作人文精神缺失最明显的“症状”。人文学科的弱化同样既体现在专业教育中，又体现在通识教育中。前者包括学科、专业的不齐全，学者、院系的被边缘化。后者包括课程内容的弱化乃至取消，以及由此带来的学生综合素质的降低。如有研究者提到：“现代的大学生对祖国的历史知之甚少，对世界文化了解不多。于是缺乏历史的观念、发展的观念……”[3] 而当我们具体到理工科大学的范畴时，后者的意义也较前者为大。

2. 作为教育方式的人文思维

要谈到人文精神存在的第二个维度，需要从人文科学的自身特性入手。哈耶克将人文科学研究的目的论述为“解释许多人的行为所带来的无意的或未经设计的结果”[4]，准确指出了人文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非规律性”）。事实上，这种“不确定性”已成为研究者对人文科学的共识，并且被作为其与自然科学的标志性区别。人文科学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的认知取向，狄尔泰将此定义为“理解（Verstehen）”[5]。而要真正达成“理解”，无疑需要拟人的或人本主义的视角，这即是卡西尔所说的“人文学科难以否认它的拟人主义和人类本位主义”[6]。这种认知方式使得人文科学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知识的积累，斯诺有经典论述：“到2070年我们也不能说，任何活着的人比莎士比亚更了解莎士比亚的体验……而那时一个像样的18岁的物理学系学生将比牛顿懂得更多的物理学。”[7]这形象地阐明了这一道理。

由于教育学本身属于人文科学，这样人文精神的学科特性也可以指导教育工作的开展，这即是作为教育方式存在的“人文思维”。当我们将前文所述人文学科特性引入对教育的指导中，这种教育方式就逐渐呈现出来：它要求教育者摒弃单向度的教谕以及单一指向的评价方式，转而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去思考教育目的、实施教育过程以及评判教育成效。简言之，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拥有高度的自主性。蔡元培“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谓也”之说亦可说明此意[8]。

事实上，人文思维的问题早已吸引了当前高等教育界的关注，21世纪初兴起的以“以人为本，尊重、关心、理解与信任每一个人”[9]为基本涵义的人本教育以及时下舶来的“翻转课堂”概念都是以受教育者为本位开展的创新。陈吉宁在清华大学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所阐述的“大学教给你的不再是唯一的答案，而是教你懂得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懂得甚至有了答案也不意味着成功”[10]，则可视作典型的人文论点。关注与呼吁都代表着实际上的不足，“人文思维”作为前述三个维度中最易被忽略的部分，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运作中较少被重视。高等教育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以技术理性思维压倒人文思维的状态。由此则带来了评价标准简单化、学生在学习中的被动、个性压抑以及创新思维缺失等问题。

3. 作为大学文化的人文思想

当人文科学从教学指导上升为对整个大学文化的引导，人文精神存在的第三个维度——“人文思想”就产生了。前述人文思维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而人文思想则可以理解为大学文化中的“高自由度”，即蔡元培所谓“兼容并包”。高自由度会带来对单一标准的抵制，在实际中就会呈现出“去功利化”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