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书籍与阅读

主持纂修刻印书籍，往往不计成本，刻印的书籍也以精美著称。尤其康雍乾三朝享国久长，稽古右文，持续而又大规模地编修典籍为历代之最，尤以《四库全书》为其翘楚，书成后，抄录七份，乾隆帝效仿私家藏书楼“天一阁”格局建造了南北七阁，即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是为“北四阁”，又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将书分贮七阁珍藏。官方藏书除自主刻印外，尚有一重要来源，即书籍的“中央集权”，尤以乾隆时下诏访书，网罗了大量民间书籍，下面还要提到。

官方藏书虽丰，却仍不能满足学士之需，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这是当时全国学术大本营，一时俊彦云集，直接刺激了京师的书市，也刺激了北京与江南及各地的图书交易。琉璃厂书肆是个典型，这里形成了由藏书家、出版商、书商织成的交流网络，清代大藏书家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记录了这一盛况。《四库》纂修过程中，翰林院的学士们常于琉璃厂访购书，其中就有《四库》馆的灵魂人物纪昀。纪昀是直隶河间人，学问渊博，是当时“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威望，就是他经常带着翰林院的学士们去琉璃厂访书，琉璃厂几成其第二学术中心。而各地书商纷纷携带大量的古籍典章，来到琉璃厂售卖，这其中自然包括与出版业发达的江南的图书交易。京师作为首善之区，各地士子欲有所作为者，皆要来京师“北漂”一番，也自然要到著名的琉璃厂把玩一番古籍、善本，结识几许名流、学士。这里集结了各地文人士子、清流名望，儒雅荟萃，堪称一“文人共和国”。朝鲜使者也是琉璃厂的访客，朴趾源《燕行录》对此不吝笔墨，琉璃厂书肆达到了鼎盛时期。费弗尔在《印刷术的诞生》中提到西方的“人文主义印刷商”，由于怀有对古典研究的热忱，因此，印刷往往不计成本。而在清代中国亦有“儒商”，亦讲究文化与资本的“双赢”，如著名的扬州盐商、徽商对出版的赞助，其刻印的书籍以精美著称，“书”装打扮很讲究，也满足了文士的版本癖。没有商人对文化事业的热忱，恐怕难以不计成本地赞助学术，同时亦儒亦贾，也增添了书籍出版的专业化水准。

其次私人藏书楼，清代私人藏书楼常为后世津津乐道，有藏书四大家之说。但实质上私人藏书楼是颇为封闭的，尤其名藏书楼所藏多为珍善本，甚至孤本，是藏家耗尽心血雅集的，一般士人根本无法一睹其“芳颜”，其门槛比官方藏书楼还要高，一般只在小圈子里流通。如最富盛名的“天一阁”，即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恪守“书不出阁”、“外姓人不得入阁”的家训（黄宗羲曾成为入阁的第一个外姓人，但黄宗羲乃当时名宿），后虽放宽了标准，但仍是有限的。一般是挚友或藏友之间达成某种共享协议，才可以相互传抄，如范钦与王世贞曾达成共享藏书的协议，但改变不了总体悲观的格局。至于明代以来有儒者提“儒藏说”或诸如此类的理想，也止于理想而已。若藏书楼遭遇书厄，主人心血往往毁于一旦；或传承中“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则书籍散落民间。亦有藏书家可能是单纯的藏书癖，清代凭丰富的私人藏书而成大学问家者似乎寂兮寥兮。倒是乾隆帝下诏访书，使部分私家藏书进入了公共的视野。据美国学者艾尔曼统计，其中大宗献书者扬州马氏兄弟、宁波天一阁、杭州汪启椒、吴焯父子所献书籍皆在300种以上，并获乾隆帝颁赠《古今图书集成》。诚然书籍的中央集权也带来了书之厄，如书籍遭到禁毁，但也确实使这些书籍进入学者寓目范围。

还有一种介乎官方与私人之间的藏书。清代地方督抚、学政奖掖学术，网罗学者名流，兴建藏书楼，网罗真善本、刻印书籍，可以说是半官方性质的，这就是幕府，尤以乾嘉时期学者型官僚所组织的幕府为著。帝国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公共图书馆，而幕府的藏书就具有半公共图书馆的性质，虽然也是小众的，但门槛相对要低得多，这里以三个著名的学人幕府为例：

阮元幕府：督学浙江时，修《经籍纂诂》；巡抚浙江时，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巡抚江西时，刻《十三经注疏》；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汇刻《皇清经解》。尤其《皇清经解》是规模宏大的学术性传记资料汇编，录75位学者180种著述，记录了清代考据学的最高成就。而且，阮元使广东成为当时一学术中心，提升了岭南一隅的知识风气，将“知识主义”的考据学风带到了岭南。阮元又于灵隐寺设“灵隐书藏”；于镇江设“焦山书藏”，并参与修订《书藏条例》，但可能仍偏重保藏。

朱筠幕府：朱筠任安徽学政（1771—1773年）时，这里成为一学术中心，朱筠本人在学界甚有威望，被尊为学界领袖。他网罗了一批徽州籍、扬州籍学人，正是他为很多家境贫寒的学人提供了学术舞台，如章学诚、邵晋涵、汪中、王念孙、洪亮吉等，皆成为大学者。朱筠乃北京大兴人氏，他也将京城的讯息带到了江南。后来，朱筠离任，其幕府的一批学人又转入了陕西毕沅幕府。

毕沅幕府：毕沅历任陕西、河南巡抚，湖广总督，不过以陕西历时最久，他巡抚陕西时，关中地区成为学术中心之一，他接纳了朱筠幕府的一批学人。后主持编纂《续资治通鉴》《史籍考》，成为学术史上的鸿篇巨制。

幕府成为儒雅荟萃之地，这与乾嘉时期一些学者型官僚本身的学术热忱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们本身具有学术造诣；另一方面，正是他们的官僚身份，为学术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书籍，幕府的藏书楼，还有封疆大吏运用官方藏书的便利，比如“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而这对于一般士人是望尘莫及的。正是在幕府中激活了传统的“知识主义风气”，甚至发展为“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职业化的趋向。所谓“可怜文士舔故纸，堪叹书生蛀虫鱼”，曾被指责为“琐屑饤饾”之学，但正是这种超脱功利的读书，却隐含着“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知精神，也充满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到近代自有其光辉的回响。

一般性的书籍与阅读世界

以上所谈主要是知识精英群，那么“一般性的书籍与阅读世界”又如何呢？所谓“一般性的书籍与阅读世界”，化用葛兆光先生“一般性知识、思想、信仰世界”的概念，是指不同于知识精英的，也并非普通民众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近乎平均值的读者群，这是一个相对广阔的群体。

有许多学者论证清代的识字率甚至教育程度，以讨论读者群的问题，但识字率是难以“数目字”化处理的，因其难有普适的统计标准。其实可以转换视角，从出版商、书商、出版物组成的交流网络来看待书籍与阅读状况。

书市的剪影：中心与边缘

明代书籍印刷主要集中于北京与江南这些人文渊薮地带，而清代出版业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如西南四川与东南福建的四堡（福建偏远地区）出版业的发展，反映了书籍市场的相对繁荣。尤其如名不见经传的四堡，成为新兴出版重镇、重要的书籍网络节点，四堡也促进了云南和贵州融入书籍市场。美国学者包筠雅对四堡的出版做了细致的研究，甚至专门到四堡做了具体调查。实际上，四堡的出版物以质低量大而闻名，主要定位于低端的市场，福建的建阳亦如此。因为这两地都以出版日用类书籍而闻名，日用类书籍是当时的“畅销书”，对于出版商而言，讲究经济效益，即高效的印刷、低廉的成本，自然是合理的选择。

民间的“畅销书”

这些日用类书籍，是为通俗实用读物，涉及行政、司法、医疗、商业、生活类等方方面面，类似于今天的××简明读本、入门书。如官箴书，相当于今天的干部简明读本，因为通过八股取士选拔的官僚缺少职业化行政技艺，通过简明读本，可以速成“为吏之道”；医学入门书，注重临床经验与实践；还有明清商人专用的小型百科全书如《万宝全书》《水程一览》《天下水陆路程》《客商一览醒迷》等，包括经商秘籍与当时的旅行、交通指南；还有各种宗教小册子、童蒙读物等。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专门编辑了《中国日用类书集成》，足见日用类书籍是蔚为壮观的！顺便一提的是一种官方发行的宣扬儒家礼法教化观念的《圣谕广训》，朝廷曾晓谕全国各地每月朔望宣讲，因此《圣谕广训》有多种诠释本，为了广泛推行，又有辅以通俗故事、图文并茂的诠释本；还有白话解释本，甚至汉语方言本；除了满文本，还有各种民族语言本，其发行量可以想见。

科举参考书，时文选读之类，也是当时的“畅销书”，这种书籍往往由落第士子参与出版，一方面作为治身之资，另一方面也缓解举业受挫的焦虑，是一种文化与资本的双赢。虽然这些落第文人自身未取得功名，但通过编纂出版科举参考书来影响士子，也间接满足了自己的科举愿望，满足自己儒家身份的认同意识。甚至有学者提到，他们通过“附文”、“套式”在经典注释中加入自己的意见，稀释了正统注解的权威性，甚至反过来影响科举。

文学阅读与娱乐化

以上日用类书籍与科举参考书难免充满实用与功利主义色彩，那么话本、小说、戏剧等书籍的刊刻则代表着文学化、娱乐化的阅读，小说的出版与阅读能很好地体现“一般性的书籍与阅读世界”。在传统时代，小说为大部分知识精英所不屑，斥之为“雕虫小技”，不过嘉靖万历之际，随着商业化、世俗化的推进，大批的文人士子投身于小说戏曲的创作、编辑与刊刻，出现了大量才子佳人小说、世情小说、甚至艳情小说等，题材广泛。这种世情小说因为贴近一般性的读者趣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拥有较大的读者群。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刻印则主要为各地书坊所为，即私营出版。由于当时商业化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商特别重视迎合市场需求，讲究营销策略，作者也积极参与其中，甚至自身兼出版商。比如，出版商通过前言、插图、彩色套印技术的运用、点评等渠道吸引读者，并追求喜剧性、讽刺性的效果。通过各种方式来促销，有点类似今天的炒作！万历之后，插图本小说大量面世，如美国学者何谷理的研究指出，书籍版画插图，是一种商业竞争的手段，何谷理专门对章回小说做了个案研究，指出了书籍生产技术和方式的改变与小说的普及化的密切关系。到了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李汝珍的《镜花缘》等为人熟知。虽然传统观念视小说为鄙业，但我们看到纪昀这样的大学者也在创造小说。再如李渔，清初话本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作家，他不仅致力于提高小说的地位，自身也创造大量的小说、戏剧，而且是位戏剧理论家，其又兼书商。乾隆一朝虽为清代印刷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但其成果用于小说刊印者似少。尤其乾嘉时期朝廷曾颁布法令，对“坊肆小说淫词”加以“严查禁绝”，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小说出版的相对繁荣。

以上所说清代书籍与阅读世界，只是一大致的剪影。实质上，清代大量的文学与学问家族，很大程度上仍然垄断着文化资本。至于文学的阅读也是一种奢侈品；普通民众一般只能通过民间艺术，如说书、曲艺等接受有限的知识。书籍与阅读到了晚清民国才真正有了大的突破。不过，在书籍短缺的时代，对阅读的追逐，不论为文学、为学问，却代表着一时代的“斯文”，那些“诗礼簪缨”家族，也成为后代敬仰的典范！1940年的一次空袭后，西伦敦荷兰屋的图书馆严重受创，读者仍入其中浏览，那是一个民族对阅读的信仰与哲思的追求。而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书籍与阅读世界，了解民族的阅读史与心灵史，正是要传承民族“斯文”之绵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