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思维学再研究

摘要：新时代的研究风尚呼唤原创的中华学术。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亟待加强以本土为取向的学科建设和方法论探究。中华思维学的指向性是确立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然则可立足这一角度，将中国经济学存在性命题明确为“三个原理”予以解析：一日中华共同体经济学（构建）原理，二日阴阳发展原理，三日五行运行原理。旧说新题，旧义新编，这是中华规范所支持的“中华科学”规定，并在《资本论》文本结构中得到深度之响应。原理可谓言之凿凿，可运用于解剖新中国70年的统一性工作关系。给予的启示是，在学术研究上需要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向度发掘本土化的、真正的思维支持，“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将书写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

关键词：中华思维学;中国经济学;《资本论》;共同体;阴阳;五行

中图分类号：F091.91;F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 2019） 05-0005-18

新时代的中国学术盖为求原创之中华原理而设，这是一集体的诉求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此乃思维学的深层意蕴。有人用一般、特殊、个别的黑格尔逻辑学公式当作“辩证法”使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视为必须符合“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特指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的个别规定”，又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特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视为“特殊的个别表现”。思维学之被逻辑学的神秘化在于失掉了行动主义的历史特质，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特质了，即变成物质关系和利益关系，归根结底，这是资产阶级的精神现象学或物象化操作。而要知道，所谓正蒙，即正确理解中华原理之述要，所谓正名，也即议中华学术之名。正史，正蒙，正名，欲以名正必先正蒙，欲以蒙正必先正史，欲以史正必求原理，在现代语境中求索中华系统固有原理是需要非常勇气的，——某种意义上，这显然是“中国人的资格”研究和“中国式批判”②。原理者，原机理也，原信史的机理，原正史的机理，使“写的历史”和历史本身一致起来。然则，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此是布道国学马克思主义之作。中华思维学的本质规定很显然同样在于“对象思维学”（广义上的“生产一般思维学”），盖因社会生产方式乃是一不断变革、累积成长的历史规定;例如，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规定而言，（1）1949-1978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生产方式，（2）1978年至党的十八大：改革开放时期的生产方式，（3）党的十八大至今：新时代时期的生产方式，三个时期彼此延续，所演绎者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变革论”。由此，通过对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路进行扼要，亦使本文拥有历史和理论相映成趣、内在呼应的史实感。更进一步，我们要以思维学研究为契机，以之为“高度”（以“中国特色”为统领研究和叙述的高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高意义的理论规范，广泛性开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在全体中华历史域内实现经济学文化自信意义和知识综合导向的“本土寻根”“守正创新”以及“古为今用”。

一、从《资本论》“四种线索”工作合一的性质说起

人们迷惑于《资本论》所提供的“知识”，是因其偏执了“知识的线索”，又在于试图寻找语言逻辑背后的规定。然则说《资本论》是像蝙蝠一样的语言，不过是指示四种线索的工作合一性：一日史书工作线索，二日思维学线索，三日逻辑（学）线索，四日知识（论）线索[1]。以下予以述要。

第一，逻辑何以可能？循着体用合一历史之道，把握内容、形式之统一。马克思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各种发展形式，探寻形式的内在联系。简言之，“马克思正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的世界观代替和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在其中的那个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解脱出来，使辩证法摆脱了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成为唯一正确的思维发展形式。”[2]14在方法论上，此是强调“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高度统一。用中华文化用语予以表述，即探究历史有机体的“母子关系”规定（联系的观点）和“父子关系”规定（发展的观点），是于中国语境对“马学为体”的创造性转化与“以中解西”的创造性表达的工作寻求也。然则，创设12部史讲述《资本论》，乃是“于经济领域内行贯通之法也。”又可以说，“其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生活史I、生活史II、资本积累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认识史12部白描之历史路径鲜明而层叠渐进，传神刻画了商品经济形态的各个历史发展侧面（这同时是对‘经济形态个性特征’工作逻辑之艺术总写）。”进一步，“显然，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同样作为‘方法论的工作规定’来看待了。”[3]写在前面15-16对《资本论》而言，思维的抽象必须以现实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然则，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域内的辩证法工作规定，列宁指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们不必要是三个词”，“从统一性来说，‘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里的‘同一个东西’应该指的是‘理论思维科学’工作规定。”[4]因此总体上看，“12部史”是对规律与范畴的方法（规定）的高度统一：《资本论》的理论部分是“范畴的实践史”，历史部分是“范畴的理论史”;经济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又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所谓“通史”和“断代史”范畴意义内的统一。然则，从历史和知识（这一层次的知识规定是“历史理论”）的直接对接看，《资本论》表现为“剩余价值范畴的实践史”和“剩余价值范畴的理论史”的有机统一。扼要而言，此為史书工作线索。

第二，思维学是接续史书工作线索的对象思维规定。以这一眼光看，《资本论》本身是有“对象”的，即第一卷思维以“道”为对象，第二卷思维以“德”为对象。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乃规律之所系。所谓阴阳，在于阐明“道”和“思维”的同一性;所谓五行，在于阐明“德”和“思维”的同一性。这是“中华版”存在与思维同一性的描绘。阴阳同时是内蕴在五行中的互系规定（联系的原理），可认定为由“联系的观点”所领导的发展的原理和规定，也表明互系性规律始终是母子关系意义的规律。然则，《资本论》理论部分完成了“阴阳一五行一阴阳五行世界”实践形态之刻画：第一卷主体内容属于“道论”;第二卷“亦道亦象”;第三卷是“象论”，既论述象的本质（道和德），也阐明象的形态，创造性引入“批判的知识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认定“第四卷属认识论批判（即识的范畴）”，从而，“进一步来看，《资本论》四卷体系显然亦采取了道、象、识的研究与叙述结构体式——这是思维结构和知识安排体系的统一。”[5]简括地讲，思维学统领研究和叙述的“高度”就在于二者的内在统一。归根结底，“统一思维学”在于把握道和象。例如，《资本论》第一卷把握资本生产规律，即实现“道”意义上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第二卷把握资本流通规律，即实现“德”意义上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第三卷把握资本生活规律，即实现“道和德”意义上的内容与形式统_[6]。然则，可以发现中华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统一之处即是“道·象·识”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