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期间，在实施“大屠杀”的同时，在中国大地上还进行了难以计数的“财富大洗劫”“资源大掠夺”，给中国经济与中华文明带来了毁灭性灾难。
疯狂搜集中国文物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人对中国的古物字画等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入侵中国后就开始疯狂掠夺中国文物。
在抗日战争开始前，日本人就派遣了各种探险队搜集中国文物，战争期间更是疯狂掠夺。1937年后，日本不断轰炸中国文化机关，抢掠和焚烧中国文物，直至战败。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开展对日本侵略者破坏、掠夺文物的调查统计工作。1946年，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组织编制了《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据记载，从甲午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掠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书画、古籍等各类文物至少15245件。
故宫损失文物共计2953箱，被征用铜品2095市斤，另有铜缸66口、铜炮1尊、铜灯亭91件;此外，还搬走和毁损众多书籍文献。
北京房山周口店遗址是中国主要古人类文化遗址，1929年12月，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发现了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1941年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军抢走，准备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海军陆战队。但是运送骨化石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拦截，“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不知去向。
河南地处中原，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以及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抗战期间，日军对河南的文物进行了不择手段地破坏和掠夺。但这些文物损失的数字因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而未能详细统计，只能通过少量文献资料和部分亲历者的回忆来了解部分情况。
从1928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后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殷墟考古工作也被迫停止，从此殷墟就开始遭受日本的掠夺。从1938年至1943年间，日本各研究团体和侵华日军，对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并将大批珍贵的商代出土文物劫往日本。
如今，位于东京的根津美术馆，北齐和唐代高大精美的佛像成排摆放在美术馆一层大厅，位于二楼的一个展室里，全部是商周时代成套的青铜器，而一尊明代的铁观音像则被放置在庭园里任凭风吹日晒。不过，与日本境内其他博物馆一样，这些馆藏的中国古代顶级文物是如何到达日本的不得而知，也没有看到过有博物馆介绍来龙去脉。
“特务部”遍查中国矿产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推行“以战养战”政策，把中国作为其太平洋战争的大后方。
研究显示，到1941年，日本在各国对华投资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比重高达70%以上。这些投资，有的是以向大财团借款投资而成，有的是通过假中日合资企业而为，目标主要是在华开发日本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即中国的矿产资源。起初，大财团在华积极经营主要出于盈利目的，后来，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推进，各大财团被绑上战车，其活动完全服务于日本侵华大战略。
据日学者大石嘉一郎1994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史》中披露，至1945年，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资产占据了日本企业全部在外资产的76%。而从地域的排序来看，20世纪前半叶日本对中国资源的侵占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华北，两地合计占日本企业全部在外资产的52%;台湾和华中华南地区则分别约占比9%左右;四地日企财产总金额高达2500多亿日元。
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便开展了对我国东北的地质调查。“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在东北成立的满铁地质研究所以“北支派遣杉山部队特务部地质调查队”、“中支派遣军特务部”的名义，对我国多地矿产资源都进行了地质调查。
到了侵华战争后期，日本还对中国的稀有和放射性矿产进行调查。1943年，日本驻汪伪大使馆北平事务所，在华北对稀有元素矿产进行地质调查;1943年-1944年，日本针对我国五原、包头、集宁及武安等地区的稀有元素矿产进行了地质调查……
在如此种种“精查”基础上，日本人开始了对华矿产资源的掠夺式开采。
建立伪银行、发行伪币“吸金”
国民党著名抗战将领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教授说，1935年华北沦陷之前，宋哲元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正全力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一心想拉拢宋哲元。然而，宋哲元偏偏在1935年底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后，表示接受法币政策。這意味着，宋哲元忠于国民政府，平津在经济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让土肥原一时气急败坏。
不过好景不长，“七七事变”不久后，平津沦陷。日本侵略者终于有机会在华北建立与其在东北相似的金融掠夺体系。
根据已故经济学家朱绍文的研究，“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年，关东军便提出了伪满傀儡政权《货币及金融制度的方针案》。随后，日本侵略者夺取了我东北四官银号，成立了伪满中央银行，发行伪币，并建立了以伪满中央银行为中心的伪满金融机构网。伪满币本是以银为本位，但1935年以后，直接与日元联系，完全转变为日元的延长和替身，形成了以金为本位的掠夺体制。朱绍文解释说，如此一来，伪满币不再和伪满境内的日元券、朝鲜银行金券相冲突，可以逐步实现日寇用伪满币统一币制的目的。
1937年12月，在华北的伪“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后，其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就遵照日本要求，筹组所谓“中央银行”。次年1月7日，汪时璟等人发表声明，宣布将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下简称“中联银行”）。在1943年的《战时金融机关之使命》一文中，汪时璟“泄露了天机”，他写道：华北为日本“后方兵站基地，所负使命，至为重大，举凡治安之确保，农产之增收，国防上重要物资之增产，均须运用巨额资金，始可获预期之收获。而此种贷放款项，并须极力吸收存款……我金融机关须有周密之措置，以全力赴之，始克完成其使命”。
史料记载，除了伪满中央银行、“中联银行”，日本侵略者还曾先后在中国扶植了伪冀东银行、伪察南银行、伪蒙疆银行等。这些伪银行都在各自区域内发行了伪币，并以独占货币发行权，为其金融掠夺的手段之一。
劫掠使中国民众普遍贫困化
日本侵略者在华的金融掠夺，造成了沦陷区中国民众的普遍贫困化。据日伪新民会骨干徐冽战后供认：当时，连“简单的衣食”都已有“万千同胞不能解决了。他们现在只是有一口气，在死亡线上勉强挣扎。为了延长这一口气，上焉者勉强以粗粮果腹，次焉者树皮、树叶、草根、棉花籽、观音土，不一而足。再如河南某地，已发现人吃人的事实，“吾人引为奇谈的‘易子而食’的现象，已重见于今日”。
同时，日寇的金融掠夺，令中国企业资金短缺，使中国民族工业走向衰败。资料显示，仅在华北地区，自“七七事变”以后，“除特别数种外，余皆呈衰退现象”。就天津而言，1941年度各种工业的开工率仅为“七七事变”前的47%。
自1939年起，日伪当局还曾在沦陷区多次兴办所谓“春耕贷款”，宣称为确保棉花、小麦、杂粮等农作物的生产，以挽救农村的危机和增加其军需供给。不过后来据学者考证，这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农贷”，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实际上需要资金的真正的农民贷不到款，有些贷到款的人，不是把资金用于生产，而用于纳税、还债、还息。
而另一方面，一些利用特殊地位借得大批资金的亲日劣绅，却把钱用去放高利贷了。
“种种事实都说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完全是一场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全中国人民的拼死反抗，从而加速了它的失败。”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业英评价道。
（《国际先驱导报》201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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