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

摘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协调推进“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命题。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我们党对新形势下加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全新特点和客观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前瞻性。为了使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充满活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坚持继承与创新的融合贯通，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内出现的新问题，在传承优良传统，更新时代观念，创新工作内容形式、手段方法、制度规定等方面综合发力，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8-005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关系问题研究”（10AKS003）；中国博士后基金一等资助“五四运动时期国民党人对中共成立的影响研究”（ 2014M5605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房世刚（1983-），男，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

党内政治生活，①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领域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政党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1]——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2]是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一重要举措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我们党加强和规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从古田会议决议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命题，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初次在党的文献使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再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的制定颁布，都书写了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方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篇章。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结合《准则》的规定要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宏观视角，对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进行系统的探讨，以期为进一步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命题的提出与本质内涵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申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和战斗性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命题，从而完整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四个属性”，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准则》将其置于新时期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着力位置。在今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对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个属性”进行了专门的解释：“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紧跟时代步伐、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题，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内出现的新问题，使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充满活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党的思想原则、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工作原则，按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按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每个党组织都成为激浊扬清的战斗堡垒，使每个党员都成为扶正祛邪的战斗员。”[3]

通过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讲话精神，我们可以发现，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个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的鲜明体现，它们既各具自身明确规定，又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加以整体理解把握和贯彻落实。其中，政治性居于灵魂地位，它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职能使命，决定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方向，统领着其它“三性”的开展；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它体现着党的历史方位，是其它“三性”蓬勃开展的重要条件；原则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准绳，它体现着党的价值立场，是其它“三性”有序开展的前提基础；战斗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检验标准，它体现着党的实践追求，是其它“三性”稳定开展的现实保障。所以说，“‘四性’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要求和实践前提，只有把‘四性’立起来、强起来，党内政治生活才能有所依据、有所指向，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严之有据、严之有规、严之有度。”[4]就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而言，必须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精神要旨，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坚持继承与创新的融合贯通，在承传优良传统，更新时代观念，创新工作内容形式、手段方法、制度规定等方面综合发力。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党的一切工作首先要体现时代性，做到“紧跟时代步伐、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题”。这个“时”，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时代”概念的理解，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发展趋势等的高度概括，主要包括时代的性质、主题和特征等方面的内容”。 [5]因此，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首要在于立足时代高度，科学判断时代性质，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奠定重要的逻辑前提。

1.科学判断时代性质。时代性，是时代的根本性质，是不同时代相互区别的内在的本质规定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时代性，“意味着历史前进和发展的方向、过程、阶段，也意味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6]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处时代性质的判断，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大的历史时代” 。[7]143时至今日，这一判断仍然没有过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经过一定程度的调整出现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虽然现时代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甚至会出现不平衡乃至种种曲折和倒退”，[5]但是社會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发生转变。当然，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8]379-380所以，我们要在科学认清当今时代性质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必然向社會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2.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时代主题是一定历史阶段国际上关系全局的最主要问题，它决定、制约着其它世界性问题的变化和发展。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大的历史时代”，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东西两大阵营逐渐解体，第三世界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追求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成为当前时代最主要的国际性问题。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8]105“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十三大以后被我们党概括为‘时代主题’。”[9]随后，尽管中国面对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国内外严峻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0]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同时，指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1]35从而把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科学认识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党的十八大依然强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认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11]36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与一贯坚持，正确回答了当前的时代课题，为我们党合理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时代依据。这正验证了马克思的重要观点，“一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因此，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最需要重视的，同样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2]203

3.全面认识时代特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时代特征是时代性质与时代主题在世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突出体现。“时代特征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必须透过一系列现实问题才能加以正确认识并作出合理解释。”[13]“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也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11]35-36面对当前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国与国之间“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网络安全问题更加突出，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为了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我们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联系起来全面考察、整体考虑，形成既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又符合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发展战略。”[14]只有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国内外当前的时代特征，我们才能“科学制定和实施符合我国实际和人民愿望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党才能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潮头”。[15]因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7]143

科学判断时代性质，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全面认识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理论伟力，焕发实践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的基本前提。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变革大调整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观察世界，清醒认识并准确把握了当今的时代主题和具体特征，“直面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给党和国家提出的重大课题，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治国理政的时代主题”，[16]科学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不断领导人民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宏伟篇章。显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首先树立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这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前提。

三、 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内新问题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逻辑展开

在紧跟时代步伐、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题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特殊的紧密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國情与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内出现的新问题，不断推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逻辑展开，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内涵。

1.正确认识国情和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国家中兼具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身份，党与国家是紧密而非松散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走的是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政党中心主义现代化道路。”[17]因此，当前国家的国情和阶段性特征必然会直接或是间接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生活，给新形势下严肃党内生活带来新的机遇挑战和时代要求。尤其是，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时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更必须建立在认清国情的基础上，清醒地把握国家现阶段的新特点、新趋势。“根据辩证法，事物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是由于次要矛盾的变化，过程显示出阶段性来。”[18]当前，“尽管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都没有发生变化”，[11]12-13但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我国已经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和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一方面，我国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断显现，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些都是制约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19]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之前未曾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新问题交错相织，呈现出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结构调整阵痛期、转型升级关键期、经济增速换挡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五期叠加”的复杂局面。而且，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务必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全面深化改革面临‘帕累托改进’完成后的挑战，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绕过西方所谓‘宪政’的歧途，全面从严治党需要防止‘塔西佗陷阱’。”[20]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严正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21]可见，增强党內政治生活的时代性，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积极应对和现实要求，需要“全党同志从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正确认识党内政治生活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关系”，[22]科学分析这一切对党内政治生活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为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内出现的新问题奠定重要的认识基础。

2.及时发现党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正确分析和科学把握世情国情的基础上，要准确把脉并化解党内出现的突出问题，为永葆党内政治生活充满活力确立正确的问题导向。从管党治党工作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时期党内政治生活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等严重问题；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23]对此，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有的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有的是新出现的；有的是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的，有的是制度执行不严造成的；有的是管理不到位，有的是党员、干部的党员意识和纪律观念不强；有的是通过针对性措施就可以解决的表层问题，有的是需要综合施策、经过长期努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的深层次问题。”[24]

3.及时解决党内出现的新问题。紧扣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突出问题，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在遵循《准则》基本精神和规定要求的基础上，以改革创新精神，实现党内政治生活与时代脉搏精准相交，更好地发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是在内容上特别注重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武装全党思想。要严格按照《准则》的规定要求，不断强化广大党员“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要聚焦现实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引导广大党员“适应时代进步和事业发展要求，广泛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哲学、历史、法律、科技、国防、国际等各方面知识，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提高领導能力专业化水平。”[25]二是在形式上改变以往党内政治生活过于形式化、随意化、边缘化等不良风气，坚持贴近党员、贴近实际、贴近工作的“三贴近”原则，实行党的组织生活与党员群众现实需要及各项工作有机融合、紧密契合的形式，切实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在手段方式上，一方面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网站及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新兴媒介，积极探索电子党务、网上党校等新模式，助推党内政治生活焕发新的生机活力”；[26]另一方面，结合网络新媒体的技术优势与基层民俗及节日传统，“打造更加符合党员实际、更具规模效应、更为开放共享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新平台，真正让多元多样的载体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润滑剂，真正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受益。”[27]四是在制度机制上，认真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等党的组织生活各项制度，健全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分别建立适应“四个全面”“厉行法治”等新形势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实现从一般规范走向现实行动，把原则性要求具体化为各种解决党内政治生活问题的方式、方法，严肃认真地贯彻落实下去。”[22]

习近平提出并多次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推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逻辑开展，必须紧紧围绕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断，在协调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中，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国情及具体阶段性特征，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核心内涵。

四、 永葆党内政治生活充满活力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逻辑归宿

党内政治生活内在地需要，而且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地实现时代化，从而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还需要从世界政党政治的视野高度重视党内生活的历史性，坚持继承与创新的融合贯通，从而使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充满活力。

1.马克思主义需要而且能够不断增强时代性。“理论的时代进步性与局限性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理论就其研究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措施而言，其影响的历史时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28]作为时代条件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如此。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深刻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回应同时代的严峻挑战，正确解答了时代提出的革命与建设问题，展现出强大的理论伟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时代特征、时代主题以及由此提出的时代课题都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都必然会因时因地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在其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29]6因此，要想永葆理论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迫切地需要增强时代性，不断适应新的时代形势，解答新的时代课题。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为马克思主义实现历史的超越，不断推进时代化提供了根本的保障。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增强时代性，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马克思主义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对指导新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价值；二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对未来的预测性，并且在新的时代为既定的预测目标创造了更有利的实现条件，甚至部分预测得以验证，事物正向理论预测的趋势演进；三是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依然有说服力、解释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还有价值。”[28]

2.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增强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时代精神的升华。从整个历史视域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具有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双重时代属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命题，正是在此意义上提出来的。一方面，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基础，它科学反映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基本特征，凸显着政党治理的现实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导向。另一方面，党内政治生活总是发生在具体的、历史的当中，必然要受到所处时代环境的限制，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9]470-471因此，任何脱离时代条件的党内政治生活都是空谈。应该指出的是，虽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生活中不存在任何问题，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党内生活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代的变迁必然导致党内政治生活面临不同的时代问题。党内政治生活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或是消失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还会出现。所以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永远在路上，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不可能一劳永逸。概而言之，作为党建领域的重要范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同样面临着与时俱进的问题。为了实现永葆党内政治生活充满活力，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加强和规范现代政党治理中，进一步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

3.永葆党内政治生活充满活力也必须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性。习近平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30]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在历史时代中创造的产物，属于历史的范畴。从历史的相对意义而言，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就是历史性。所以说，“时代性离不开历史性，体现着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过程和特点。”[31]为了实现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充满活力的价值目标，我们需要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宽广视野，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性，正确处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我们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善于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中，汲取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智慧。纵观政党政治的历史，世界上曾出现过苏联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等多年执政的大党，但他们并没有长期执政下去，个别政党甚至还走向了解体消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没能正确解决好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最具警示意义的当属苏联共产党。由于“未能很好地贯彻列宁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未能探索形成适合苏共实际的党内政治生活理论、原则、制度和传统”，[32]所以尽管有着74年长期执政的辉煌，苏联共产党也难免“和平葬礼”的落寞退场。因此，我们党必须保持高度的历史警醒，自觉做到引以为鉴，通过深化对现代政党政治规律的认识，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对管党治党的新要求，不断推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化，使党内政治生活永远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取得的经验，既不能奉为圭臬，也不能束之高阁，而是要在直面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实现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融合贯通。譬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主要原则和规定今天依然适用”，但“由于这个准则针对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矛盾”，所要回答的是当时当地的党内政治生活问题，这也决定了这个准则必然因被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而存有历史的局限性。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新鲜经验和成功举措，《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党内法规制度的高度将其加以固化、具体化和系统化，既“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定，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23]实现了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和最新成果的融合贯通。显而易见，《准则》的应时而生是我党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的集中體现，是我们党正确处理党内政治生活历史经验的光辉典范。

综上，永葆党内政治生活充满活力，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逻辑归宿。为此，我们需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1]进一步深化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特点及规律的认识，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注释：

① “党内政治生活”作为一个重大命题，其内涵与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从其广义上来看，党内政治生活是指党内的全部政治活动，包括党内组织运行体系、党内思想文化、党内政治关系、党内法规制度、党内领导决策程序以及党的组织上级与下级、党组织内部、党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的相互关系等。从狭义上来看，党内政治生活关系是指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基本规范，以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与廉政建设为主要内容，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以及党员自我教育、黨性锻炼的正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平台。（参见：何为“党内政治生活”？《共产党员月刊》，2016年11月上）本文所指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从广义上界定的党内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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