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学史的“新”与“旧”,大致以文学观念作为区分。中国“旧”文学史以叙述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持雅文学观念,贬抑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国“新”文学史则以纯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与地位。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新的文学文献的发现紧密相关。“新”文学史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并产生了诸多代表著作,这些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这些“新”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新”文学史;现代化;写作综述
作者简介:宋皓琨(1976—),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通志”,项目编号:04AZW006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4-0118-05收稿日期:2010-01-05
中国文学史“新”与“旧”的界限,大致以文学观念作为区分。中国“旧”文学史以叙述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持雅文学观念,贬抑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这以一九〇四年林传甲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中国“新”文学史则以纯文学为主要内容,依照西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体裁进行分类,使文学从经、史、子、集中独立出来,同时也重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新”文学史观念及“新”文学史的写作并不萌芽于20世纪三十年代,一九二八年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出版可视为“新”文学史的有益尝试,三十年代的“新”文学史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把“新”文学史的写作推向高潮,奠定了后来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趋势。
一、写作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传入中国,敦煌写本等新的文学文献被发现,这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人们必须重新梳理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选择,用“新”文学观念写作文学史自然也被提上日程,并在三十年代形成著述的高峰。
(一)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输入
1. 纯文学观念。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为文学的中心,强调文学的情感、美学特质,这在国人早期文学史中已有明显的反映。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就说:“文学之职分,以感动人情为主,属于情之范围者,美也,故文学属于美学之范围,所谓赋与娱乐者也,即超美之快感也。对于文学之快感,与对于绘画、雕刻之性质同。”[1](P355)“美为构成文学的最要素,文学而不美,犹无灵魂之肉体,盖真为智所司,善为意所司,而美则属于感情,故文学之实体可谓之感情云。”[1](P357)一九二九年,曾毅在修订他十几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时说:“但至今日,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掇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今古形势之迥异者也。”[2](P20)
20世纪三十年代,纯文学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说:“文学向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即如章炳麟所说‘著于竹帛之谓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即是说一切著作皆文学。这样广泛无际的文学界说,乃是古人对学术文化分类不清时的说法,已不能适用于现代。至狭义的文学乃是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这才是现代的进化的文学观念。……我们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3](P5)一九三八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也认为:“哪一国的文学史不是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中心的呢?而过去的中国文学史的讲述却大部分为散文作家们的生平和其作品所占据。现在对于文学的观念变更了,对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变文、弹词等等也有了相当的认识了,故这一部分原为‘俗’文学的作品,便不能不引起文学史家的特殊注意了。”[4](P1)这种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泛文学观念,将文学从经学、史学、子学的包围中独立出来,从而确立了纯文学的地位。
2. 文学进化论。清末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将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这与明代焦循“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易余渝录》卷十五)的思想恰相融合,在文学史观念上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信条,人们开始在动态的历史中寻觅文学发展的脉络。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就用这种理论对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描述,他说:“文治之进化非直线形,而为不规则之螺旋形。盖一线之进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轨。故历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后却者,又中止者,又循环者,及细审之,其范围必扩大一层,其为进化一也。”[1](P340)一九一七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5](新文学运动卷,P21)而一九二九年,谭正璧撰写《中国文学进化史》则直接以“进化史”命名,可见从晚清以来,文学进化观念已经深入到文学史家的视野当中。
3. 丹纳、勃兰兑斯及朗松的文学思想。法国丹纳及丹麦勃兰兑斯从种族、时代、环境等外部因素来考察文学,这对中国文学史家的治学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郑振铎直接接受了丹纳和勃兰兑斯的学说,他批评说:“最早的‘文学史’都是注意于‘文学作家’个人的活动的,换一句话,便是专门记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等等的生平与其作品的。这显然的可知所谓‘文学史’者,不过乃是对于作家与作品的鉴赏的或批判的‘文学批判’之联合,而以‘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之而已。”并说:“象写作《英国文学史》(1864年出版)的法人太痕(Taine,1828—1873),用时代、环境、民族的三个要素,以研究英国文学史的发展,已很少见。北欧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G.Brandes)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学主潮’的生与灭,一个文学运动的长与消。他们都不仅仅赞叹或批判每个作家的作品了;他们不仅仅为每个作家作传记,下评语。他们乃是开始记载整个文学的史的发展的。”[6](绪论,P2)“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6](P4)这种以种族、时代、环境因素来研究文学的方法能够从广阔的视野研究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以及演化,改变了早期文学史家仅以作家小传加作品赏析的模式书写文学史的方法,从而更突出了文学史家的史识卓见。
(二)各类文学文献的搜集与研究
20世纪前30年有大量的俗文学文献被发掘出来,这其中就包括敦煌石室唐五代俗文学写本、日本的唐人小说、《全相平话》、《京本通俗小说》等,这些文献资料有力地迎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来势迅猛的白话文学与俗文学思潮,为改写文学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得意地说:“六年前的许多假设,有些现在已得着新证据了,有些现在须大大地改动了。如六年前我说寒山的诗应该是晚唐的产品,但敦煌出现的新材料使我不得不怀疑了。怀疑便引我去寻新证据,寒山的时代竟因此得重新考定了。又如我在《国语文学史》初稿里断定唐朝一代的诗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要早几百年!我在六年前不敢把寒山放在初唐,却不料隋唐之际已有了白话诗人王梵志了!我在六年前刚见着南宋的《京本通俗小说》,还很诧异,却不料唐朝已有不少的通俗小说了!”[7](自序,P6)郑振铎对新发现的材料也非常重视,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中说:“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及述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皆是。我们该感谢这几年来殷勤搜缉那些伟大的未为世人所注意的著作的收藏家们。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帮助,有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的作品是不会为我们所发见的。”[6](PⅡ)
二、重要贡献
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载录,以初版为准,20世纪国人自著文学通史从一九〇四年始至二十年代末约三十八部(其中有少数未能确定具体出版年月,故称“约”,下同),三十年代约六十三部,四十年代约十五部;断代文学史(古代部分)三十年代之前约七部,三十年代约十五部;四十年代约七部;文学专史(古代部分)三十年代之前约二十二部,三十年代约七十二部;四十年代约二十二部。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三十年代都是文学史写作的一个高峰。
这其中大部分就是“新”文学史。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和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等以“新”文学观念标题的著作,直接与“旧”文学史划清了界限。另外还有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北新书局,1933年),谭著打破了以朝代分期的惯例,而是按照社会性质对文学史进行切割,是三十年代文学史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邓绍基在《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回顾和探讨》一文中,称此书“是中国最早旗帜鲜明地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编写的文学史著作”[8](P17)。唯物史观是解放后各项事业总的指导思想,也是文学史著述的基本法则,然而旗帜鲜明地以唯物史观写作文学史则要从三十年代谭丕模的这部《中国文学史纲》算起,正如张谷、谭得伶在《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中所说的:“当中国文学史的构建呼唤理论创造时,此书为中国文学史的撰述开辟了新的途径,具有开创性。”[9](P272)
20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文学史是文学史写作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它在三个方面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史写作。
(一)纯文学史观得以确立。应该说,二十年代已经产生了像胡怀深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白话文学史》这样的初步体现“新”的文学观念的文学史,然而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这一时期“旧”的文学史著作仍能与之分庭抗礼。然而到了三十年代,“新”的文学史著作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并产生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等,纯文学史观念在文学史家及读者心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共识。这种纯文学史观念的确立廓清了文学史叙述的范畴,正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所说:“我们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于诗歌中不仅包罗五七言古律诗,更要包罗着中世纪文学的精华——词与散曲;于散文中,不仅包罗着古文与骈文等等,也还要包罗着被骂为野狐禅等等的政论文学,策士文学,与新闻文学之类;更重要的是,于诗歌、散文二大文体之外更要包罗着文学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戏剧、小说与‘变文’(即后来之弹词、宝卷)。这几种文体,在中国文坛的遭际,最为不幸。他们被压伏在正统派的作品之下,久不为人所重视;甚至为人所忘记,所蔑视。直到了最近数十年来方才有人在谈着。我们现在是要给他们以历来所未有的重视与详细的讲述了!”[6](绪论,P6)
(二)俗文学地位得到提升。三十年代“新”文学史的显著变化,就在于新材料的发现(如敦煌中的俗文学文献)所导致的俗文学地位的上升,文学史家的著作中都加强了对俗文学的叙述,俗文学文体种类和俗文学所占分量大量增加。
如张振镛的《中国文学史分论》共分为六编,分别为:诗、文、词、曲、小说、戏剧。在词、曲、小说、戏剧四编中分别以时代为序叙述各文体的发展,俗文学比重占全书绝大部分。
谭正璧在《新编中国文学史》中叙述俗文学的部分:第一编周秦文学的第一章叙小说(神话、寓言、汉人所谓小说);第二编两汉文学的第四章叙散文,其中包括小说;第三编的第三章叙小说(鬼神志怪书、清言集、应验录);第四编的第二章叙传奇小说(神怪故事、恋爱故事、豪侠故事、传奇集),第四章叙变文;第五编宋金元文学的第二章叙小说(鬼神志怪书,传奇小说、说话的话本、讲史书),第三章叙淘真,第四章叙戏曲(散曲、前期杂剧、后期杂剧、传奇);第六编明清文学的第一章叙小说(历史、武侠、理想、人情、才子佳人、讽刺、冶游小说、话本集、传奇集),第二章叙戏曲(初期作家、万历前后、清代作家),第三章叙唱词(宝卷、弹词、鼓词)。俗文学成为各个时期必叙的内容,所占比例亦不在少数。
最具代表性的是赵景深的两部文学史,一部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的《中国文学小史》(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部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北新书局出版)。从在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中可看出文学史观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发生的变化。
《中国文学小史》正文部分共三十三章,其中只有六章述及俗文学部分:第二○唐人小说,第二六元曲五大家,第二七明代的章回小说,第二八明传奇,第三○清代的章回小说,第三一清传奇。而《中国文学史新编》则共三编,每编十六章,每章三千字。其中第一编古代编,述及汉魏六朝小说、唐代小说与散文二章。第二编宋元编,述及宋代诗文小说、戏剧的起源、诸宫调、元杂剧(两章)、元散曲、宋元戏文、元代小说八章。第三编明清编,述及明代杂剧、明代传奇(三章)、明代散曲、明代小说、清代杂剧、清代传奇、清代散曲、清代小说、清代花部戏十一章。共述及俗文学二十一章,近全书的二分之一。
从《中国文学小史》三十三章中的六章到《中国文学史新编》四十八章中的二十一章,这种变化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现在对于文学的观念变更了,对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变文、弹词等等也有了相当的认识了,故这一部分原为‘俗文学’的作品,便不能不引起文学史家的特殊注意了。”[4](P1)这种俗文学在文学史中地位的提升在此后的文学史著述中被固定下来,成为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模式。
(三)文学史写作趋同性出现。二十年代,“新”的文学观念尚未完全树立起来,文学史写作常常各说各话,体例与章节安排各异,如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以文体为纲目,乃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混合书,分为记事文之发展、论理文之渐兴、字体之变迁、小说之盛等二十五章。再如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以作家为纲,分别讨论屈原、贾谊、沈约、元曲五大家等共三十三章。又如刘麟生《中国文学ABC》以文体为纲,实际是分体文学史的集合,分别叙述散文与韵文、诗、词、戏曲、小说,加上导言共六章。可以说二十年代的文学史体现了书写方式的多样化与文学史家多样的写作个性。而到三十年代之后,由于文学史家所享有的材料的大体一致,经过时间的打磨,各家所拈出的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也逐渐取得了人们的共识,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大体趋同的文学发展线索,文学史写作也渐渐有了大体相似的面貌。这一点,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有精妙的描述:“它们会在同一个地方开头、结束,会有同样曲折的情节;它们列举的时代‘代表’总是相同的,还有所谓的‘代表’作品也总不出那些篇目;无论那文学史是厚还是薄,分配给一个时代、一个人或一篇诗文的篇幅比例,却都是一个尺码下来的。”[10](第2卷,P71)
实际上自黄人等人开始书写文学史之日起,人们在文学史中一直在进行着历史性的淘汰,起初或许参差不齐,然而随着所见材料的日益完备,人们在同一个时代的视野中,选择也会大体趋同,观点也很相似。直至今日,在没有足以改变文学史的材料出现之前,文学史的书写仍会继续凝定下去,这种状态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史中已经大体完成。
三、历史评价
对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评价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四十年代由于距离较近,尚无法对三十年代的文学史进行整体观照,而从五十年代起对三十年代文学史的评价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五十年代至文革结束前。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过程中,余冠英在《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不但有许多接受了胡适的观点和方法,扩大了胡适的影响,甚至有一部分发展了胡适的论点。”[11]文中所指出的受胡适影响的著作,其中就有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张世禄的《中国文学变迁论》,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
在这一阶段强调“人民性”与阶级论观点的大环境下,一些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史家也纷纷检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如陆侃如、冯沅君在修订《中国文学史简编》时说:“解放前,我们常常肯定太多。有些现在看来有毒素的作品,我们却因为本身的思想和作者相近,便阿其所好欣赏起来。”[12](导言,P3)
一九五八年,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也对《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的分期问题进行了检讨。他说:“我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包罗得比较全面些,但也是深受这个时代的影响……虽然已经注意到‘时代’的影响,却过分强调每一种文体的兴衰,不曾更好地把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乃是卷没于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的波涛里而不能自拔的。又论述印度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时,也有过分夸大之病。”[13](第7卷,P70)
(二)文革结束后至今。文革后,人们的思想逐步从阶级论及庸俗社会学中解放出来,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对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历史地位给予客观的评价。戴燕肯定了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说:“经过本世纪最初的大约二三十年的讨论,‘文学’的答案,就这样在西方文艺思潮涌入之际,经过一度小小的混乱,渐趋明朗了。在这个过程中,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及写作的人们,也完成了他们由旧向新的文学观念的转变,把立场从中国古人那里,悄悄地转移到了近代西方的文学理念这一边……而三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往往都不再辟出篇幅去对‘什么是文学’作认真热烈的讨论,也似乎能够从另一方面证明有关‘文学’的认识确实已经适时而稳定,故不再有人肯花力气去作论证了。”[14]
对二十年代中叶到四十年代末中国“新”文学史的成长、成熟期中的不足,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其中也包含了对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认识,认为:“不光是选题还不够宽,钻研还不够深,史料掌握不够全面,相互之间缺少有机配合,致使一部分著述流于浮浅、粗率乃至雷同因袭,更其严重的,是它用‘纯文学’和‘进化论’的模子来整合我们的文学传统时所暴露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线性思维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这在片面地用‘纯文学’来取代非‘纯文学’,用‘白话文学’来排斥‘文言文学’,用‘民间文学’、‘平民文学’来贬抑‘士大夫文学’、‘贵族文学’,用‘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来批评‘唯美文学’、‘山林文学’,以及过分抬高外来文化的作用,夸大民族文化的保守性,认进步为绝对的进步,衰退为完全的衰退等方面,皆有充分的流露。这个缺失还直接传留到下一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中,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的基本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可不加注意。”[10](第2卷,P23)
可见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评价也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主观向客观的变化,越来越接近事件的真实。三十年代“新”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将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在文学史的殿堂中铺展开来,它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理念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方向,即文学史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虽然带有着那个时期的盲动、轻率,但是在“破”与“立”之间,显然后者更值得我们称道。
参 考 文 献
[1]黄人. 黄人集[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2]曾毅. 中国文学史[M]. 上海:泰东图书馆,1929.
[3]胡云翼. 胡云翼重写文学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郑振铎. 中国俗文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胡适. 胡适学术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6]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胡适. 白话文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余冠英等. 古代文学研究集[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9]张谷,谭得伶. 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 中国文学史学史[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11]余冠英. 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响[J]. 文艺报,1955,(17).
[12]陆侃如,冯沅君. 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M]. 北京: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13]郑振铎. 郑振铎文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4]戴燕. 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初[J]. 文学遗产,1996,(6).
[责任编辑杜桂萍]
The Overview of Writing on New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1930s
SONG Hao-kun
(School of Litera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new and old of the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basically are distinguished by literary concept. The old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inly narrate classics, history, scholar’s thinking and writings, and collected works, and they insist the elegant idea of literature, debase folk literature such as drama and novel. However, the new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inly narrate pure literature, and appreciate the value and status of folk literature such as drama and novel. The communication with western modern literary thought and the findings of new literature greatly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There is a climax of writing new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and some successful works appears. These new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some defects exist in these new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Key words: the new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modernization; summary of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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