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文学史，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泰勒的《英国文学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经典著作。这类勃兴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史，通过将文学的发展与种族、环境、时代的语境状况相勾连，对于塑造民族认同或是勾勒时代心理，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十九世纪广受关注的一种知识门类，文学史的兴起，与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尤其是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著述密不可分。
晚清以降，文学史这一全新的著述形式，部分以日本为中介，开始进入中国。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堪称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一九0四年初清廷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在文学科大学专设“中国文学门”，并提醒其中的“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中国文学史》之意，“自行编纂讲授”；很快，大学堂讲习林传甲即根据《章程》亦步亦趋地编出了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此书的制作方式，如同一则寓言，此后，中国学者的文学史写作，便几乎与大学制度结下不解之缘：无论是黄人具有世界文学视野的《中国文学史》（一九0五），还是鲁迅堪称经典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二三），或者王瑶具有学科奠基意味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九五三），皆与他们在大学里的教书事业息息相关。
与众多欧西事物的“迁地弗良”不同，文学史这一著述形式进入中国之后，很快便落地生根，而今已变得枝繁叶茂。欧洲十九世纪兴盛一时的文学史，在十九世纪末即遭遇了来自审美主义的质疑；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学院占据主流的“新批评”更是公然拒绝文学史；尽管后来随着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研究路径的展开，文学史一度有复兴之势，但对这一学科进行理论反思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近些年来，在日益强调“微观”“异质”“多元”的后现代学术情境之下，试图将文学的过去叙述成一个起承转合的故事的文学史，其方法与前提皆饱受质疑；而在欧美大学的文学课程中，文学史也早已退出了教学的中心。然而，时至今日，名目繁多的各类文学史，如“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等，却依然是中国大学（尤其是中文系）文学课程中的重头戏。大学里的课程设置自然催生出一大批文学史的教材、专著，在出版业的推波助澜之下，文学史俨然已发展出一条拥有源源不断的作者、产品和读者的完整产业链，成为知识界难以忽视，同时也难以“消化”的庞大家族。
陈平原的近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即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针对目前中国学界依然存在的文学史迷思，对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史与大学教育之问的“纠葛”，所做的回顾与反思之作。在作者看来，文学史在二十世紀中国的确立和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因此，“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作为学科的文学史》，507页，下文引用此书时只注页码）。相对于对文学史的书写形态和理论预设进行内在的学理探讨，本书更着重于勾勒和辨析文学史在中国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即百年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作者视野所及，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从三十年代的民国老大学到五六十年代的台大、港中大，从晚清教会大学的文学教授到八十年代的“北大中文四老”，几乎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史的巡礼。该书的核心问题是：随着中国向西式教育体系的转化，以及一九一九年之后新文化人从文学革命转向“整理国故”，系统化的“文学史”取代了注重“辞章之学”的传统文学教育，这一话语体系的急遽变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对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造成了何种影响？得失如何？以及在具体的教授与学人身上，面对此种汹涌而来的现代化大潮，又有何种应对措施？
九十年代以来，受学术史研究思潮以及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对文学史书写背后的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的探讨，中文学术界已有不少专论陆续问世，如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二00二）、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二00四）等；此外，陈广宏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二0一七），则对晚清以降若干重要文学史著作的体式和来源，进行了详尽的考辨。作为九十年代学术史研究的引领者，陈平原对文学史的关注与反思由来已久。与前述作者主要分析具体的文学史书写文本，进而反思文学史作为一种著述形式和知识体系的利弊得失不同，陈平原对“文学史”的考察，除了学术史的视野之外，始终伴随着教育史的维度。将教育体制引入对文学史的讨论，不是理论推衍的产物，而是源于作者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现象的经验观察。收入本书的十二篇论文中，最早的一篇是作者在王瑶先生晚年主持的“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课题下的作品——《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一九九三），在此文中，作者通过追问鲁迅晚年为何最终未能编出一部《中国文学史》，提出了如下论断：“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354页），因此，鲁迅晚年文学史著述的中断，与其学界边缘的位置有关。这一关于文学史著述与新式教育体制之依存关系的历史观察，很快上升为一种方法上的自觉；此后，在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夹缝中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成为陈平原关注这一课题的重要视角，这在他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九九八）、《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九九九）、《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二00五）、《假如没有文学史……》（二0一一）等著作的相关讨论中，皆有所体现；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二0一一年初版，二0一六年增订）一书，则堪称这一方法的总结和集大成者——增订本新增了副标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使得这一宗旨和方法更为显豁。
将教育史的维度引入对“文学史”之学科建构的探讨，在陈平原这里，既是一种因历史观察而来的方法自觉，同时也包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文学教育是陈平原所寄身同时又密切关注和反思的现代学院体制的重要功能之一。与文学史一样，现代中国的大学制度，同样是晚清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对这一制度的得失及其改革方向的讨论，至今仍然是知识界密切关注的现实议题。对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现状及出路的探究和思考，是陈平原近年来用力甚勤的领域，这不仅是他面向公众发言的重要议题，也是他所着力经营的学术课题之一。近年来陆续出版的陈平原“大学五书”——《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新语》，即是他在这一领域孜孜耕耘的成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不仅可视为陈平原九十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的延续和总结，他在此书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史的巡礼，对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方式的反思，以及对何谓“理想的文学教育”的探询，同时也构成了他面向现实发言的历史资源和学理基础，可以与他近年持续发出的关于中国大学改革问题的论述和建言，互相参看。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所收十二篇论文，虽然撰写时间跨度达二十余年，但被作者精心地编为三个有机板块：第一至第四章讨论文学史的学科建构与大学机构、制度的关系，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一直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台大、港中大；第五至第八章着眼具体的文学史家——黄人、林纾、鲁迅以及“北大中文系四老”；第九至第十二章则分别探讨小说、散文、戏剧及“中国现代文学”四个专业领域的成就及拓展的可能性。与二0一一年的初版本相比，增订本删去了《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一文，增加了作者近年新撰的三篇论文（分别编入第四、六、八章），论题因此更为集中和完整。
考察晚清以降以知识积累为主的“文学史”何以取代传统的“词章之学”成为文学教育的重心，是本书所要处理的核心主题。在作者看来，这一话语体系的转折，“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2页）。本书各章的论述对象和论述视角各有不同，但对这一“现代化进程”的描述与拷问，则一以贯之。第一章《新教育与新文学》开宗明义，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对京师大学堂《章程》的适应谈起，考察了文学史与大学新学制结伴而行的“缘起”；随后在讨论具体学人与专业领域时，则不时回到这一主题，如黄人在他所编撰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国文学史》中展现出的“博学”与系统化的西学知识，与他担任东吴大学教习这一“大学教授的事业”密不可分（第五章），而鲁迅的文学史著述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也离不开他当时所处的学院环境（第七章）；此外，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之所以成为后世戏剧研究的主流，仍然与学院体制有关：与吴梅强调戏曲唱腔、齐如山等人关心剧场和演剧实践相比，王国维注重历史考证与文学批评的研究路径，更容易为后世戏剧史研究的主体——中文系教授（而非戏剧学院的学者）所青睐（第十一章）。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翼，晚清以降从西方引进的大学教育体系，成为文学史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制度保障。
从学科、学人再到专业领域，在多层次地展示出现代教育体制如何建构“文学史”话语这一主线之外，作者对这一似乎不可抗拒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又提出了反思与质疑：“文学史”在现代学院体制中的大行其道，是否压抑了文学教育的其他可能性？在陈平原看来，文学史对科学性与系统性的过分强调，会相对忽略文学感觉与写作技巧，而这直接造成了文学教育中“文学性”的缺失。有鉴于此，在勾勒百年中国文学教育的历史风貌时，陈平原不仅着眼于聚光灯下的弄潮儿，同时也注重钩沉日益被淡忘的旧式学者、边缘教授。第二章《知识、技能与情怀》探讨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面对这个几乎群星璀璨的时代，除了讨论刘师培、黄侃、鲁迅、周作人这些在文学史研究上留下名篇名作的名教授，作者还通过课程讲义以及学生们对文学课堂的追忆等材料寻幽探微，钩沉和还原出“黄节说诗”“吴梅谈曲”以及“刘毓盘讲词”的生动场景，這三位教授并不以文学史研究见长，但他们的文学课堂注重文学感觉与诗词技艺的训练，同样吸引了不少北大学子，为二十世纪以文学史为主轴的文学教育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第三章《“文学”如何“教育”》则干脆直接以文学课堂为中心，将视线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拓展开去，选取了近现代教育史上九个精彩片段，从文学学科建立以前的书院讲学，一直到五十年代北大师生的文学史集体写作，通过大量的回忆资料，追怀和重构出包括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胡小石、汪辟疆、沈从文、顾随、钱穆、台静农等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教授们多姿多彩的文学课堂风貌。这里，既有传统的书院大儒，也有建立经典文学史论述的文学史大家，还有讲究趣味、流连诗酒的文人雅士，以及以小说家、词人等身份登上讲台的文学教授。对这些各有千秋的文学课堂的发掘与重构，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增订本序》，4页），目的是为了将当下的文学教育从“文学史”的迷思中唤醒，赋予文学教育以应有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
在描述和拷问“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在二十世纪中国得以形成和建构的现代化进程之外，本书读起来最令笔者感到兴味盎然的是，在这一宏大视野之下，作者对身处这一进程之中的个体的处境、命运及其应对之道，有着极富温情与想象力的体察与描摹。第六章《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是作者收入本书的最新一篇论文，它饶有兴味地讲述了林纾这位新旧交替时代的文人与作为现代大学堂的北京大学之问“离合悲欢”的故事。在以往关于“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的回忆和论述中，林纾往往作为反面人物出现，他与蔡元培及新文化人的论战、交锋，显得十分突兀且可笑而可鄙。本文则一反常规，将林纾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并将时间上溯至清末京师大学堂时期，通过对林纾“何时入职大学堂”“被解聘的耻辱”等具体细节和缘由的考证，为其日后“至死必伸其说”以及与新文化人愈演愈烈的冲突，提供了体贴入微的阐释。经过抽丝剥茧式的考证和论述，作者令人信服地向我们展示，林纾与北京大学之问的恩怨与冲突，除了具体的人事关系及自身的性格因素之外，还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即本书作为核心议题来处理的“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这一不可抗拒的现代化进程——在新的教学体系中，林纾的“古文辞”开始派不上用场，他的去职以及随后与新文化人的冲突，皆已在此埋下伏笔。这一章的写法堪称个案研究与进程描述的完美结合：表面上叙述的是林纾的个人命运及其与北京大学之间跌宕起伏的故事，背后则指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与教育的艰难转型。在此，我们也充分领略到陈平原史学研究的特质：他对历史进程的描述，并不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而是力图由众多的文本、细节、个案赋予历史以鲜活的血肉和生动的形象。
对细节与个体的关注，既是史学方法，同时也是人文情怀。尽管《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是一部着眼于知识考掘的学科史专著，探讨的是现代大学教育对“文学史”的制度形构，但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性，并没有被淹没在“制度”之中。作者在《增订本序》中指出：“过去谈学科建设，对学问背后的政治关注不够；现在则反过来，受福柯影响，满眼看过去，‘知识’全都变成了‘权力’，这同样是一种遮蔽。”（2-3页）正是基于这种对“理论”的警惕与反省，本书通过贴近历史原生态的细节考订与高超的叙事技艺，描摹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充分释放出个体在历史进程之中的能动性以及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与趋新的、主流的学者相比，在本书中作者对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的旧式文人、边缘教授，甚至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在笔者看来，这既是一种叙述策略，即避免将中国文化与教育的现代转型，描述成一幅清晰的整体化图景；同时，这一选择本身，也构成了著者自身对走向“文学史”这一似乎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的质询与抵抗。
作为专业学者，陈平原自身的学术研究早已走出文学史的范畴，近年来，他在图像、声音、大学以及都市研究等领域不断施展拳脚，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辟了不少新方法与新路径；然而，作为一位文学教育者，反省并打破当下知识界与大学课程中依然弥漫不去的“文学史”迷思，乃其责任。为了寻找当下文学教育的出路，作者将眼光投向了历史。读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一书，笔者充分体会到作者投向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温情”目光：既有反思与批判，也有“了解之同情”，还有为了应对当下的现实处境所进行的追怀与重构。对于文学究竟应该如何教育，本书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以史为鉴，我们可以追随着作者所勾勒和发掘的众多大时代中的人物与故事，不断展开思考。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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