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历史经验的汲取，离不开学科史的深入研究。只有根植于深厚的学科历史土壤之中，语文课程与教学才能有更好的发展。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低水平重复，与对学科史的深入研究不足，对历史经验的承传发扬不够有直接关系。语文教育要更好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深入学习语文教育史，研究语文教育的历史问题并汲取宝贵经验。虽然，建国后业界已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语文教育史研究著作，但总体来说还是不够，还需要更为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新世纪以来，语文教育史方面的著作不断出现，由此可见人们对从语文教育史中汲取前行力量的努力。2014年在语文教育史研究方面又有一些新的进展，出版了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语文教育的史料选编、史实梳理和史论阐发，语文教育史研究呈现出多种样态。下面择要加以评析。
一、国文国语教育论典
【评议著作】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主编：《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年9月版。
【内容提要】《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下简称《论典》）精选了1904—1949年间国文国语教育的经典文献88篇（另有13个作为附录的篇、段），内容涉及学科宗旨和任务、课程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研究、科学实验探讨、学科发展趋向等方面。每篇文献前有选家所作的“小引”以助读者阅读。
语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历史，语文教育史的研究需要大量真实可靠、有代表性的史料。然而，对很多人来说，直面大量的史料是困难的，而且也没有必要直面所有的史料，只要能够掌握那些最基本、最重要、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史料就可以了。正因如此，选家、选本的作用就显得重要了。
选本的编选，看上去是找一些文章集合在一起的事情，其实真正有价值的选本的产生决非易事，选家需具备深厚的学术积累、敏锐的学术眼光、精准的学术判断力。在语文教育史料的整理和编选方面，李杏保先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学术大家。李杏保先生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的开拓者之一，他熟稔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史料，具有深厚的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功力。由他与顾黄初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和《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在深化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和培养学科研究人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在，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和学术研究的需要，由他与方友林、徐林祥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得以问世，可谓是语文教育史料整理、研究方面的又一盛事。
在选文内容上，这部《论典》所选择的88篇文本（另有13个作为附录的篇、段），是选家从大量的史料中披沙拣金淘炼出来的。相比《二十世纪前期语文教育论集》（下称《论集》），《论典》增加了15位语文教育大家及其论语文教育的代表作17篇，还对《论集》中的14篇论文进行了提炼和精心删减，归并在相关文章后作为附录。可见，这部《论典》不是《论集》的重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再版，而是对国文国语教育史料的一次“新编”。
在编选编排上，《论典》以时间为线索，顺序排列88篇文献，从1904年的《学务纲要》起，至1949年郭绳武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草案中的几个问题》止，时间跨度为45年。这样的编排可以使读者在时间的推进中把握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编选方法上，《论典》注意把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兼收并蓄。比如，《论典》完整收录了穆济波关于学科宗旨任务的文章，也完整收录了宋文翰、朱自清的文章，这些文章包含着对穆济波观点的批评。正反观点兼收并蓄，一方面有利于客观全面地呈现史料；另一方面，为读者独立而全面地思考与判断提供了空间。
助读系统上，在每篇文本前都设有“小引”。“小引”由“作者生平”和“文章导引”两部分构成。选家对文本作者生平作了简介，同时对文本作了提要钩玄的导引，以帮助读者把握阅读的要害。《论典》对所选论述中的重要文句，采用了黑体加粗排印，意在引起读者阅读时的关注。《论典》中所有文献均注明原始出处，方便读者参考、查阅。
总之，《论典》呈现了我国语文独立设科之初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母语教育、教学研究的历史成果，是一部具有文献性、学术性和现实针对性的文集。我们要研究今天的语文教育，需要直面这些史料，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阅读这些史料，让我们看到今天语文教育的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看清未来前行的方向。
二、中国现当代语文课程问题史论
【评议著作】陈黎明、王明建著：《中国现当代语文课程问题史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版。
【内容提要】本著作聚焦语文课程中语文课程名称问题、语文课程性质问题、语文课程目标问题、语文课程知识问题、语文课程分课问题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在语文课程名称问题部分，探讨了“语文”课程名称的演进、对“语文”课程名称的不同理解，并对“语文”课程名称加以辨正。在语文课程性质问题部分，梳理了对语文课程性质的不同认识，对语文课程性质进行了历史考察，并提出“交际性”是语文课程的根本属性。在语文课程目标问题部分，梳理了语文课程目标的不同取向，考察了语文课程目标的嬗变，并探讨了语文课程目标的归宿。在语文课程知识问题部分，梳理了对语文课程知识的论争，考察了语文课程知识的演进，并探讨了新语文课程知识与语文课程内容。在语文课程分课问题部分，梳理了对语文课程分课的论争，语文课程分课的发展，并探讨了语文课程分课体系的确立。
本著作所探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因为它们仍然影响着当今基础教育课程发展的路向。陈黎明先生的研究长于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史实进行精心梳理，以便澄清思想认识、总结学科发展规律。本著作的研究亦是如此。统观全书可以看到，每一个问题的探讨基本上都涉及到观念梳理、史实演进和作者认识三个部分。
观念梳理部分主要是对历史上人们对某一课程问题认识的差异进行系统的梳理。由于认识差异，人们对同一课程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分布在众多的史料之中，本著作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地扒梳，适当地归类，并条理化地呈现。由此，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上对某一课程问题的认识成果。
史实演进部分则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按照历史的逻辑与学科的逻辑，对某一课程问题在历史发展中所存在的状态或实际情形进行细致梳理。通过这种梳理，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课程问题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说观念梳理部分主要是横向的总结与比较，那么史实演进部分则是纵向的史实梳理与澄清。通过纵横交织的、观念与史实的梳理，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立体地认识所探讨的课程问题。
作者认识部分则是作者在历史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所探讨的课程问题的学术见解。这就是所谓的“接着说”，而不是“从头说”。比如，关于语文课程名称问题，在“语文”课程名称辨正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语文’作为汉语文教育的课程名称，已经约定俗成、‘径易而不拂’，没有必要改。一句话，‘语文’就是学习汉语言及其应用课程的善名。”关于语文课程性质问题，作者没有否定语文课程标准时提出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却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认为“交际性”是语文课程的根本属性。这一部分的价值在于它为语文课程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或方案，为语文课程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总之，本著作提出了中国现当代基础教育课程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辨析，归纳学界不同认识，分析学界的歧见，并探究问题产生的实质，总结问题研讨的结论；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清晰地勾勒了所提取的课程问题演变的轨迹，还结合课程标准和学科发展趋势，阐述著者对所提取课程问题的认识，总结语文课程的发展规律，为辨清历史事实，澄清思想认识，促进语文课程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语文课程论
【评议著作】张心科著：《语文课程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内容提要】本著作聚焦语文课程中的主要问题展开研究，主要分为语文课程名称论、语文课程性质论、语文课程目的论、语文课程分合论、语文课程知识论、语文课程载体论、语文课程文化论、语文选修课程论等八个部分。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著作已出版不少，专门研究语文课程论的著作也有出版。张心科的这本《语文课程论》的特色在哪里呢？读下来的感觉是，这本书立足于语文课程的发展史而展开自己的“论说”。然而，这种论说又不同于先“照着说”再“接着说”，即先述历史、再发新见的“先述后作”的研究路径。这本书按照作者所理解的“让历史启示未来”式的言说来展开。作者的研究思路是，关注当下、回溯历史、预设未来，研究的起点是“关注当下”、研究的手段是“回溯历史”，研究的目的是“预设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的方法论价值是值得关注的。
研究本身应该有不同的范式、不同的路径。古人说，“述而不作”，那是一种传承，其实“述”得好，也可以成就一种贡献。此后有“述而后作”，在“述”的基础上，加上“评”、加上“析”、加上“见”，阐发自己的思想与创见，即为“作”。还有一种形态则是“述作一体”或“作述一体”，这种形态则是述中有作、作中有述、述作结合。张心科的研究更像是第三种形态。
这种研究形态需要的是对历史进行很好的消化，对现实具有很好的把握，进行视野融合之后形成一种理论洞见。在这种研究形态中，需要有机地融合“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研究方式。在历史上，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分别。“我注六经”，是阅读者尽量理解经典的本义，根据其他典籍提供的知识来注经书，力求追寻经书的原始意义。而“六经注我”，则是阅读者利用经典的思想、智慧，来解释自己的思想，来诠释自己的生命。能把“六经”注好不易，因为这需要大量史料的把握，需要良好的学术判断；用“六经”来“注我”更不易，因为这既需要对“六经”的准确把握，也需要“自我”有真知灼见。“六经注我”要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理性的理论洞见。这种理性洞见，如果做得好，确能达到回望历史、关注当下、照见未来的研究效果。
读张心科的这本书，会感到不是在看语文教育史的著作，也不是在看没有根基的长篇大论，因为它不是历史著作，也不是“拍脑袋式”的“我以为”的言说，而是在史实基础上发议论，在议论过程中加以史证，“史中有论”，“论中见史”。在一定意义上，这部著作很好地做到了“史论结合”。然而，就“史论结合”而言，又有“以史为主，以论为辅”和“以论为主，以史为证”的区分。陈黎明、王明建的《中国现当代语文课程问题史论》，更侧重前者，所以它是“史论”；张心科的这本著作更侧重后者，所以它是《语文课程论》。明此，则在阅读两本著作时，可以看到它们的侧重之所在。
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教学论发达，而课程论相对薄弱。近些年来，课程论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语文教育领域，语文课程论也受到特别的关注，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中国现代当语文课程问题史论》和《语文课程论》两部大作，都聚焦语文课程问题展开研究，这是语文课程论发展受到重视的一个表现。两部著作的出版，相信会进一步推动语文课程的发展。
[作者通联：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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