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廊闲话》是钱胡美琦女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所写就的随笔辑录，最早由台北中华日报出版公司1979年出版，素书楼文教基金会2004年再版。2012年九州出版社推出的大陆首版《楼廊闲话》，除了作者本人的两篇序言和素书楼文教基金会董事的“恭印后记”而外，实际收录随笔二十三篇。作者在1979年的初版“序言”中如此表达她的写作初衷：“我这本《楼廊闲话》，所选题材，都是针对社会已经存在已发现的问题而提出讨论，旨在提醒大家的注意。希望由大家共同的努力，来找出一条我们国家民族今天所应走的自己的现代化的道路来，使我们的社会能渐趋‘安和’，使我们的人生能真享‘乐利’。这实在是我们今后所该要注意的大方向。”这也正是全书的主旨所在。
钱胡美琦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1895—1990，字宾四）的第三任妻子。她先在台湾文化大学兼任中国教育史课程，后为照顾钱穆，遂辞去教职。1989年与钱穆创办素书楼文教基金会，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普及。1990年钱穆去世，次年钱胡美琦就召集成立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全心投入《钱穆全集》及小丛书之整理、出版，并在新亚书院举办了总共十一届的中华传统文化研修班。其间，她还先后出版了四十余万字的个人学术专著《中国教育史》、《阳明教育思想》和随笔《楼廊闲话》等等。在钱胡美琦的坚持和协助下，2011年《钱穆全集》在大陆以繁体直排出版。2012年3月下旬，钱胡美琦病逝，享年八十三岁。香港新亚书院的讣告中说：“胡美琦为照顾钱先生，遂辞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厥功至伟。”这样的盖棺定论并非溢美之词。
一
钱胡美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心传播者和忠实捍卫者。她从诸多角度来宣讲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特色，主张重新认识和重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之疗治现代教育因一味盲从西方而滋生的乱象，这些篇幅在《楼廊闲话》中占了百分之九十。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裹挟之势，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笃信中华传统的钱胡美琦为此忧心不已：“我们今天则只喜讲创新，看不起守旧，只知变，而不知常，漫不记以前悠久的中国，亦不顾虑到以后永远的中国，只在眼前跟着别人背后走，这绝不是中国今天所该走的一条路。”她呼吁国人对待传统要“守先待后”、“守旧开新”、前后兼顾，警惕在“创新”和“现代化”的标签下随人俯仰失了阵脚。“我常想，文化思想是积久而成的。我们不能像处置一件东西般，不喜欢了，就抛弃，再换另一全新的来代替。文化思想是大群集体多数积久而产生的，不是因少数人的赞成而存在，因此亦不易由少数人的反对而废弃。我们今天倘果要创造出一番新思想，建立起一番新文化，亦得要經过大多数人长时期的考虑和选择，才不易出毛病。”文化为民族之根，对当今教育现状和文化走向，钱胡美琦的衷悲疾视可见一斑。
《中国的女性美》和《人生的寂寞》两篇随笔，专门谈及当代女性问题，同样清晰折射出钱胡美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烈推崇。在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男女社会角色定位，只是依据两性不同特点的因势利导而已，并非出于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男性阳刚主‘健’，女性阴柔主‘顺’，这是天地间一种自然之道，并非重男轻女。……中国文化中的人生理想，主张人尽其性，即是各尽其所能，各成其所长。所以，对女性与男性各有一种不同的理想。要分别求尽女人的性，来发展出女性特有的美。这当然须有不同于男性之处，但并不是不看重女性。”钱胡美琦认为：“中国的女性美又可分三阶段来表现。未出嫁的女子，有一种‘少女美’；出了嫁，只有一种‘贤妻美’；到了年纪大了，更有一种‘良母美’。似乎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愈后愈被看重。换言之，中国文化的理想当看重整个的人生过程，因此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女性应表现其不同的美德，而都求其尽性。”她指出现代社会给两性提供了平等教育机会，但在具体课程设计上还未充分考虑“男女双方的理想、意义、价值，以及实际行为，作一种分道扬镳的发展”。她批评现代女性穿着风格一味向男性靠拢，而西装、牛仔裤的打扮非但不优雅，其实更是丧失了东方古典美和女性美。钱胡美琦甚至认为“民国以来，到今天六十多年，实际上中国社会女性变化还比男性更大，而就表现女子的特性一点来说，竟是变坏的份数多过了变好的”。
其实，在五千年来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和主张“人尽其性”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男尊女卑都是一个不争事实，这已无须笔者在此专门论证。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和现代文明的积极传播，现代女性的地位和处境改观极大，其变化幅度自然显著于男性。至于断言“变坏的份数多过了变好的”，她所依据的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的不断改嫁和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六次嫁人，换言之，她认为现代女性见异思迁用情不专：
贵为全国第一的总统夫人，尤其是肯尼迪在当时受国民爱戴，因公捐躯，尸骨未寒，其夫人已改嫁了一位希腊船王；如今船王又死，她又不时传出绯闻，似乎还是可以再嫁。若真论恋爱，她恋爱了肯尼迪，可说她欣赏的眼力不差，物色有当。肯尼迪死后，她应珍贵她以前的那一番恋爱。……何况她又有了子女，贤妻良母的美，她却丝毫不知。其实在女子的一生三阶段中，各有其意义与价值，忽视了任何一阶段，都使人生显得不够完美……人不能永远年轻，尽求少女阶段的恋爱，那就违反了天地自然之道，徒然会增加自己的苦痛。而且人生既求长命，在少女恋爱阶段以后，自然还得为妻为母。中国文化的“尽性主义”，把整个人性的特有之美来逐步发展，这一层岂不值得我们的深思吗？
上述文字表明钱胡美琦推崇的为妻之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的重情重义，而非“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利己哲学。平心而论，肯尼迪夫人和影星泰勒这两位公众人物的数次婚恋，并未触犯法律，只能说是道德上有瑕疵，在“良心”上对男性一方有所亏欠。所以，现代社会一味倚重法律、漠视道德良心同样被她批评：“今天最时髦的口号是‘享人权’、‘争自由’，这叫现代化。子女向父母争自由享人权，夫妇之间互相争自由享人权，家庭如同一法律场所，人生怎能不苦痛……但今天我们如只看重法律而必要排斥固有道德，抹杀‘良心’二字，则值得我们慎重反省与考虑。”
此处笔者意欲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我们只能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资治通鉴》中就已昌明“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当然，法律需要道德规范相辅佐。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言，世上最使我们的心灵震撼的是头顶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相对于法律规范而言，道德规范是对个体的高标准要求，我们固然该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不断提升自我素养，不过，道德完美主义者实为世所罕有。
“安耐寂寞”以成就女性的家庭贡献，这也是钱胡美琦欣赏的女性传统美德。“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尤其对女性，更要求她们能安耐寂寞。这并非是要压抑女性，务使男女不平等，实因男女两性自然天性有不同，而家庭的温暖主要更靠女性来维护。家庭有温暖，这是使社会安宁最重要的一点。”她强调诸如孟母、岳母这些女性的伟大贡献都是在人生的极度寂寞中成就，所以女性职能当以家庭为最，因为女性的家庭贡献事关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文化传统。因此，现代女性如何兼顾职业与家庭，钱胡美琦就深为忧虑。至于她的“五伦以夫妇为首，既为人妇，应守妇道。既为人母，应重母仪”，一般说来无可厚非。但世易时移，上世纪的“妇道”必然异于传统的“妇道”，过分强调“应守妇道”、“安耐寂寞”，夫死而不嫁，总让人嗅到“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气息又扑面而来。
二
言为心声。钱胡美琦的女性观于今看来未必都对，但是她本人确实以此标准安身立命，她的婚姻就是明证。首先是她对家庭对丈夫的奉献精神。胡美琦与钱穆先生1956年结为伉俪，两人年龄悬殊三十四岁。在三十多年的婚姻中，钱胡美琦对丈夫悉心照料，从烧饭做菜等的家务料理、出行时的负责开车到帮他翻译文章、誊写稿件等学业事务，从“灶下婢”、主妇到教师和学者，她身兼数职。钱穆在1980年5月28日给他在中国大陆的幼女钱辉的信中写道：“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五十二岁，我们结婚已二十五年，但未有子女。她亦以教读为生，最近和我同在一大学里任课，亦有几本书出版，最具学术性的是《中国教育史》……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钱穆先生对夫人胡美琦的感激之情，在这封家书中表达得非常清楚。在回忆自己与钱穆先生婚姻时，钱胡美琦也表达了她对丈夫的珍惜和景仰：“三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知他衷心所愿则学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那一种心胸抱负。我逐渐懂得一个学者，不止属于他的家人，也是属于时代，而又不止是现时代，更要属于未来。因此，我从不敢把宾四视为我私有，我想我的使命在如何完成照顾他的责任，使他能有更大的贡献。”言善非难，行善为难。正如她本人在《人生的寂寞》中所认为的那样：“从古到今，列代所谓贤妻良母，懿德美行，其贡献并不仅是在相夫教子、居家行妇道而已。其影响所及，往往关系于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文化传统。”钱胡美琦言行合一始终如一。2012年4月5日《东方早报》的相关报道中也说：“和刚刚过世的王蒙的夫人崔瑞芳一样，钱胡美琦也是一位为了丈夫牺牲个人的女性。但在照顾钱穆先生之外，钱胡美琦也不忘学术研究，出版了四十余万字的《中国教育史》，以及《楼廊闲话》及《阳明教育思想》等书。……在钱胡美琦人生的最后几年中，在她的坚持和协助下，《钱穆全集》将会在大陆以繁体直排出版。”作为妻子，钱胡美琦“厥功至伟”，她对丈夫对家庭的奉献精神一直备受世人推崇；作为现代知识女性，她的学术成就同样令人瞩目。五四时期的诗歌名篇、沈尹默先生《月夜》中“我和一株頂高的大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描绘和表达的应该就是钱胡美琦女士的这种人生状态吧！
钱胡美琦的难能可贵，还在于她的安贫乐道。钱穆夫妇“最初住在九龙钻石山难民区一小楼上”，“以客厅为书室，一房储物，摆上小桌就是饭厅”，“我们的生活又近似隐居。生活的调剂，主要靠夫妻间的闲话”。《楼廊闲话》就是这一时期夫妻对谈的产物。这种“艰困”生活持续了十多年，直到1967年由港迁台定居于外双溪素书楼后才有所改善。但这段艰难岁月在她笔下呈现时，生活其间的辛酸苦痛已被滤去，而是充满诗意和美感，且全无半点强颜欢笑的酸涩和做作，给人的感觉相当真实动人：“楼有小廊，可以望月，可以远眺一线的海景。下楼走出住宅区，可以绕上一长堤，两旁都是农田，几间村舍，疏疏落落，点缀其间，景色幽静。”这种艺术感染力固然与钱胡美琦深厚的文学修养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要归功于她豁达洒脱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这也表明她深谙“境由心造”的道理，对寻常生活已超越了现实功利性，达到了一种审美境界——在寻常等闲中努力营造美，善于发现美，懂得欣赏美。这等人生境界实在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身居寒碜破屋却自得其乐的“雅舍”先生梁实秋，“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的明代大学者宋濂，更联想到“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仍“不改其乐”的贤者颜回。
钱胡美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笃信者和推崇者，其心可感、其情可染。但是，面对传统文化的日渐凋零和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她开出的药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体会通”和“道德”、“良心”难免空洞无力，而且还存在对儒家文化历史与现实复杂性的简单化、抽象化倾向。儒家文化推崇“礼”、“仁”，重义轻利、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其核心价值观，但其中的尊卑观念、等级制度则与现代自由精神完全相悖。至于道家思想固然同样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道家文化其实就是易中天先生所谓“弱者的生存宝典”，对培植逆来顺受、自欺欺人、得过且过的奴隶性格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其实，战国末年的韩非子在他的《五蠹》中就曾感慨过“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所以，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同样要客观理性，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没有哪种文化能包打天下、包治百病。
对钱胡美琦女士包括女性观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但对这位恪守传统妇道的现代知识女性，则要表达由衷的感佩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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