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不是野心家起事宣言。六十年来的文艺经受了各种局面,经过了许多试炼,它存储了历史的鲜活,它留载了多样的喜怒哀乐,我们当然正视这一切过程与经验,我们却也不因为某些过程与经验的愚蠢与荒谬的方面就抛弃一切,更不可能回到1949年以前----例如张爱玲与刘雪庵代表的大上海。
大声疾呼地催生今天的鲁迅也与催生今天的曹雪芹或者巴尔扎克一样的是十足的外行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
文艺的生活性、艺术性、感情性、创造性与个人的风格性是常青的,也是常变化的。我仍然喜欢唱渐行渐远的“家住安源”、“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面对着,公字闸,往事历历……”同时这丝毫也不妨碍我接受舒曼的《梦幻曲》(原名《童年》),虽然后者曾经在我们的一出极好的戏剧里遭到纯朴的却是缺乏音乐熏陶的革命人的嘲笑。
吴祚来:
八个样板戏是革命文化的高潮与经典。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顶风傲雪屹苍穹!
热情、豪迈、气冲云天,革命与穷苦人必胜,人民的英雄与党的力量伟大光荣,革命成为某种宗教了。牺牲献身精神、无私无畏的精神贯穿着样板戏始终。那年月,我们除了看样板戏,我们还能看什么呢,我们除了听样板戏唱歌,我们还能听什么唱什么呢?
我们贫乏得是如此的充满悲惨精神,我们简单得是如此的豪迈无私,样板戏中的人物,都没有家庭没有生活,只有革命与战斗,生活是没有必要的,革命与献身才是生活的本质与人生的一切。新的世界新的中国,如同天国一样,就是眼前,是英雄们的血染红了革命的旗帜,是英雄们的牺牲,换来新的共和国。
我们因此建立起感恩体系,我们的情感也有了价值追求与价值指向。
我们后悔自己不是生在战争年代,如果能亲手杀敌人,像小英雄们那样与敌人周旋克敌制胜,即使牺牲也伟大壮烈。这些英雄气概的歌曲,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我们六十年代生人甚至七十年代生人的英雄情结与人格特征。
八个样板戏是红色文艺的经典,也是其巅峰状态下的终极作品。作为革命文艺,可以说它完美得令人惊颤,无论是唱腔还是唱词,都能深入人心骨髓,使你忘返留连,使你无法抗拒它的感染。但一切关怀都是革命者的关怀,一切热情都是战斗的热情,一切牺牲都是革命的牺牲,没有普通人,没有私生活的儿女情长。
红色情感的高峰之后,必然会有另一种温暖的色彩加盟到普通人的生活。文革结束了,新的时代与新的情感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绕不开的乡恋
王蒙:
新的历史时期的歌曲并不像原来人们喜欢讲的那样大喊大叫。原来新生事物有的需要或必然大喊大叫,有的则只需要、只能够潜移默化。至今没有一首歌曲叫做“我们一定要改革开放”,或者“改革开放就是好”,或者“现代化进行曲”。当然,也有内容比较全面和正规的《走向新时代》,而在《祝酒歌》中有歌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
是的,进入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的歌曲更丰富也宽敞,我们的节奏更从容也更正常,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也更多样,我们的歌声更细腻也更微妙了。
李谷一的《乡恋》所以引起注意,在于她打破了那时邓丽君的独霸卡式录放机的局面,不是靠引进港台,而是我们自己的歌手,带来了久违了的温柔、依恋、沉醉与喜悦。已经习惯了厮杀与冲锋号的人们,对于柔情似水会一时听不惯,以至充满警惕。往后几年苏小明唱《军港之夜》大受争议,有同志提出:“水兵都睡着了,谁还来保卫祖国呢?”我乃戏言,文章作全就要唱:有的睡着了,有的值夜岗,吹响起床号,立马跑早操……
此后连续许多年常常听到对于歌星的责备与不忿。他们挣钱太多了?反正现时他们的收入是那时的几十倍,而现在责备的声浪远远比二三十年前小。甚至在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当听到用通俗唱法唱《十送红军》的时候,有一位同志不满地叫喊了起来。
不错,中国非常古老,同时中国非常年轻。中国有时候保守,中国又有时候求新逐异,一日千里。
歌曲创造了太阳岛
与《乡恋》差不多同时,郑绪兰的《太阳岛上》广泛流传。那种享受生活的情调那时颇为陌生,然而,生活的力量仍然是不可战胜的。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去哈尔滨的时候所面对的太阳岛,仍然只不过是自然形成的几个松花江中的沙洲。到了新世纪,太阳岛公园,太阳岛展览馆已经仪态万方地又是神气活现地出现在松花江上,成为哈尔滨的著名景点了。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为公园工程立了项,是歌曲创造了生活。
乔羽作了许多优秀的歌词,他的《思念》却别具一格,“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有点抽象,有点忧伤,有点怀念,它什么都没有说,它又是什么都说了。
应该提到的歌儿太多太多。《在希望的田野上》、《八十年代新一辈》,继承着过往的时政主题。而王立平的《红楼梦》电视剧插曲愁肠百结,情深意长。那年我到黄山,看到作为片头用的实景,一块巨石,想起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为之肠断……
吴祚来:
八十年代的歌曲是回归人性,革命的巅峰状态只能持续那么一段时间,再长了时间,人们心灵与情感就会出现重大危机。
到台湾,喜欢邓丽君的人们会说,小邓统一了华人世界。是的,两岸没有实现政治统一,但华人世界的文化由邓丽君一统天下了,她以甜美的歌声使全世界华人共同受到心灵的洗礼或浸染,香港与台湾歌曲,使中国人找回了自己的文化与人性。我们有了儿时的知了鸣叫声,有了外婆的彭湖湾,有了四大天王与林忆莲,还有了阿里山的姑娘与小伙子。那些我们失去的,都随着春风而来,随着秋月而归。
李谷一的《乡恋》最初却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但很快却被公众接受,接着就有了“八十年代新一辈”,有了“军港之夜静悄悄”,有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有了“美丽的太阳岛”,关于幸福的生活、关于希望、关于夜晚的内容成为新的生活的关键词,过去的革命文艺,夜晚都是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与旧社会,现在军港的夜晚,却也是静悄悄的美好,军人们睡着了,“战争”结束了。想想看,革命文化中的战争一直硝烟弥漫,阶级斗争的弦崩得铁紧,现在战士们终于可以安睡了,中国人在精神上进入到了和平时代。
八十年代歌声最伟大的亮点,是重燃中国人民的希望,生活似乎重新开始,一切情感与人性都回归了。太阳岛与红太阳不同,希望的田野与公社的生产不同,军港之夜与沙家滨不同,祝酒歌与临行喝妈一碗酒也不同。人们由噩梦中的无休止的战争,回到了真正的和平年代。
“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二十年过了,三十年也过去了,我们八十年代新一辈快成老一辈了,伟大祖国不是美不美的问题,而是又面临着新的升级,新的希望,新的挑战。
歌声连结着世界
王蒙:
我必须承认,至少在唱歌的范畴,我已经落伍,人们在议论“80后”,“90后”,而我是“30后”。在我的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我无法让他们与我一样地为那些老歌而涕泪横流,即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们教会。当然也有积累和传承,会有百唱不厌的歌正像有百读不厌的诗篇。1986年至1988年,我参与了组织帕瓦罗蒂与多明戈的演唱会。我完全倾倒于世界级的男高音的辉煌音质。帕瓦罗蒂告别舞台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相信,上苍降生他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歌唱。他为唱而生,离唱而去,他属于意大利也属于中国的听众。他们的到来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歌唱生活。
首次在北京亮相后十余年,世界三大男高音再来,已经是很昂贵的商业演出了。
我也看到了人们逐渐见怪不怪的通俗歌星的大行其道。我听到我的孙子在演唱粤语歌曲。我也一度热衷地看过“超女”的歌喉。我为刘若英的《后来》而感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八十年代当中我努力学着用英语歌唱《回首往事》的插曲,影片描写五十年代的麦卡锡、塔虎脱时期美国文艺人中的左派人士的经历,由犹太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红了的这首歌曲,令人神往怀旧。影片结尾处是女主人公仍然在忙着征集和平签名,不由想起难忘的五十年代,同时歌曲达到了高潮。而到了2008年,我以七十四岁的高龄,总算用俄语唱下了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本来是要在2007年访俄参加中国年的书展活动时学会的,王蒙老矣,一首歌学了三个月。而早在1980年访问德国时,坐在莱茵河的游船上,萦绕在耳边的《罗瑞莱》,也是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我终于在王安忆的先生李章帮助下查出来它的歌词全文:
谁知道很古老的时候,有雨点样多的故事……
那么多美丽的歌曲,古今中外,召之即来,唱之牵动肺腑,思之如醉如痴,六十年的歌吟,六十年的合唱,六十年的情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我们举杯!
吴祚来:
说到落伍,不如说我们对不起八零后九零后。
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为孩子们写出优美的歌曲,孩子们都在唱成人歌曲,或者外国动漫里的歌曲,即便如此,孩子们还是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想唱歌但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为什么呢,升学压力,我们恢复了高考,但我们却让孩子们在独木桥上拼搏厮杀,又是奥数又是外语,又是考级又是择校,学生与家长们不堪重负,所以有超女与快女,我们觉得是新气象,让青少年们通过比赛就可以获得快乐与影响力,最起码是一种对年轻一代的网开一面。他们喊出的文化口号是“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唱出自己的梦想与希望。
全世界的歌声都汇聚到了中国,中国属于世界,世界也属于中国,如同北京奥运主题歌所唱的:我和你,心连心,同属地球村。在新的文化生态中,中国与世界共和共生共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是的,中国人学会了新的生活,学会了爱,追求科学与和谐。
和谐,就是不同的声音在一起,形成美妙的音乐,就是尊重差异,就是让不同的颜色在同一个画面上达到美的境界,它不追求斗争与你死我活,而是体现善意的协调,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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