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周恩来对北京工作的指示

一

1973年夏季之后，中国政局进入了复杂微妙的拉锯战，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竭力反极左思潮的一系列举措遭到拦阻，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但在8月底党的十大召开前后，周恩来连续发出几条重要指示，却在北京市掀起一番少有的检查督促浪潮。

周恩来针对北京市下达的工作指示，主要围绕首都社会治安、交通秩序、财贸服务等专题，分别在该年7月初、8月25日、9月6日，从现有开放的档案查看，均没有公布指示的具体文字内容。这些指示在北京市贯彻力度很大，波及面甚广，产生较大的垂直效应。

1973年召开中共十大，还要筹备四届人大，举办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接待法国总统篷皮杜访问。周恩来对北京的软硬件建设不甚放心，亲自主抓这些工作。北京市委于7月4日召开动员大会。7月23日至25日抽调170多名干部，由各大组、委负责人带队，分赴东城、西城等五个城区检查。市委办事组据此报告说：“各区委和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都很重视，广大群众对全国和首都的大好形势，感到欢欣鼓舞，认识到搞好首都的社会治安、交通安全、改进服务态度、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反映了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声誉，关系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事。”（见1973年8月3日市委办事组《关于检查首都社会治安、交通秩序、财贸服务工作和市容卫生的情况》）

文革中，由于工作重点的偏移和管理水平下降，北京的城市面貌日益显现粗鄙化，市容建设严重滞后。周恩来看到的一件材料中称，北京的不少城区居民和干部在宿舍养家禽家畜，有碍城市卫生。鉴于周的过问，市委7月31日下发通知，其中一条即是“城区和使馆附近地区以及吃商品粮的居民户一律不准养鸡、养鸭、养鸽、养狗、养猪等”。（见市委《关于加强首都社会治安、交通安全，改进服务态度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通报》）当时，首都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紧张，中心街区许多居民趁管理松懈，纷纷在自家院落中饲养鸡鸭，在房顶搭建鸽笼，个别大胆的甚至圈养猪仔。在使馆区，能听见鸡鸣声，看见草丛里私养的鸡鸭群和随处遗留的动物粪便，外电对此时有报道。

收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北京市马上组织基层部门下基层检查，统计结果让人大为吃惊，在八个城近郊区的居民户中，饲养家禽家畜高达21万多只。市委当即以强硬的手段处理。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总算在国庆前夕，城区范围已处理16万只家禽家畜。（见1973年9月28日市委简报第65号《全市卫生大检查情况》）剩下的5万多只属于难啃的钉子户，区及街道一时难以“消化”，这也让市委领导头疼不已。反而是平民居住较多的崇文区进展较快，已处理的家禽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市委、市革委会特地通报表扬。

二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开幕，会期五天。8月25日至9月6日举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与十大在时间上有重合。两个重大活动叠加，让周恩来格外谨慎。8月25日上午，在繁忙的会务之中，他突然对北京市做出进行一次安全和防火、防盗、防特以及服务态度、卫生工作大检查的指示。

北京市委上午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没有一丝拖延，当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在市委大会议室，从十大会场临时回来的吴忠、万里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指示内容较为简单，也就是概括性的几句话，对于四处赶来的各单位负责人来说，传达时间之短，出乎他们意料。吴忠、万里要求把总理的指示连夜传达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市委办公厅简单上报一份材料：“自7月4日市委召开大会贯彻总理的指示以来，这几方面的工作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决心乘这次传达总理的指示，进一步发动群众，继续抓下去，一直到国庆节，努力把这几方面的工作做好。”（见1973年9月6日市委简报《关于贯彻总理8月25日指示的情况》）

在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的权力影响始终是独一无二的，在具体执行程序中，平常很难见到其他中央领导“挑头布局、波及广泛、地方呼应积极”的场面。但在1973年8月这个特殊时间段，却少有地看到周恩来指示下达之后的热闹景象。

8月25日下午市委紧急会议很快结束，市领导要求与会者赶回各单位，“连夜向下传达贯彻，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总理指示的重要意义”。各层级内部传播的速度是惊人的，仅仅依靠念读记录稿的方式，一天之内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有中央领导的特殊指示，地方就必有响应、执行的反馈机制。市委笔杆子们从亚非拉乒乓球比赛筹备入手，拟定向上汇报的基调，文字间还是有一定的套话模式，适度地摆好“主席和总理”的关系：“大家认为，总理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是对北京市工作的关怀和鞭策。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来了这么多国家和地区的外宾，说明我们国家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做好总理指示的几方面工作，是首都人民光荣的政治责任。”

25日晚整座城市有关单位负责干部连夜行动起来，亲自在第一线督促。譬如市建委主任到北京饭店工地，部署防火安全措施；市计委领导火速组织力量，到供电局、汽车公司和电车公司等重点单位进行检查；市供电局局长带领工人到体育馆配电室值班，检查供电线路，观察电力运行状况。

基层的忙碌更是异乎寻常，当晚涉外单位自发免去夜间正常休息，集体在工作岗位上操持。德胜门牛奶站在乒乓球邀请赛期间负责每天供应两千磅牛奶，支部书记当即带领50多名工人连夜突击，把车间的水泥地冲洗一遍，对冷排、机器重新消毒，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3时；新侨饭店当晚250多名干部、职工清理了院子里20多吨堆煤、积土，对庭院110个沟眼喷了药；工人体育馆担负比赛任务，负责干部赶忙组织值班人员，对内部保卫系统彻底进行清理，并配合卫戍部队加强民兵值班巡逻。

三

周恩来8月25日下达指示后，一座日常管束严厉、夜晚近乎静谧的城市在数小时之内沸腾起来。

动员人数最多的当属东城区，当晚共出动居民46000多人，清扫了60多条大街和100多条胡同。朝阳区当晚从各单位抽调2100多名工人民兵，上街巡逻值勤。北京饭店洗衣厂连夜洗毛巾、床单、工作服等7000多件。东、西两个城区饮食、副食行业12000多名职工，进行了室内外大扫除，整顿了菜摊、水果摊。百货行业广大职工，连夜摆布商品，做到丰满整齐。远在郊区的长辛店镇第八、十八两个居委会的退休老工人、红小兵和居民一齐上阵，连夜填平了两条积水沟。（见市委简报第45号《关于贯彻总理八月二十五日指示的情况》）在8月26、27日，以“遵照总理指示”为由，市委要求市各口和城近郊区党组织加大检查力度，不得松懈，继续深入本系统、本地区的基层单位，务必查实查严。

市委还决定启用《中共北京市委简报》。这个简报只在1972年日本田中首相访华时临时用过，曾每次上报中央30份，再送公安部李震、中办警卫局杨德中各一份，公安部两份，市委书记各一份，田中访华结束后即停用。考虑到亚非拉乒乓球比赛、法国总统到访的外事性质，市委办事人员觉得使用这种工作简报较为简便及时，建议恢复使用，以便让总理通过这个渠道知晓下情。（见市委周荣国1973年8月26日致王磊、贾汀手写信）

简报专题大都是围绕亚非拉乒乓球赛，针对总理所关注的安全、卫生和服务工作，简报突出了这几个领域的整治内容，汇报材料特意增多感性的细节。1973年8月29日市委简报第46号，名为《全市安全、卫生和服务工作大检查的情况》，就注明了详细的项目名称、数目，运转过程中的工作状况和人的精神状态一目了然：

承担“邀请赛”外宾食宿的友谊宾馆，在“邀请赛”期间，领导干部轮流值班，并组织了四个检查小组，分别对餐厅、厨房的食品、食具卫生和锅炉、水泵、配电、高压、冷冻机房及车辆安全，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过去对购进牛奶、肉食等，没有严格的押运和交接制度，这次确定由干部分工负责、专人押运、接收和保管，各个环节都有人负责。

首都洗染厂为“邀请赛”外宾洗烫衣服每天都在两千件左右，工作量增加了三倍。工作时间每天延长到20个小时，保证按时交活。他们从洗烫的衣服中，先后发现美金、金戒指、钢笔等财物19起，都通过接待单位及时归还原主。

从现存的简报中，好人好事的比例在增多，可以看到对外交往中基层单位所遭遇到的新奇事例，譬如东城区八面槽体育用品商店8月16日到24日，接待4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237人，服务方式五花八门。冈比亚代表团抵京较晚，又未带运动服，该店只好连夜为他们赶制运动服。

从服装到饮食、旅游，北京市各服务单位为满足各国运动员的要求而费尽心思。来京的一些国家运动员专业水平有限，有的应邀来华近乎“拉郎配”，简单应付比赛，凑足赛事面子。但却因中方事前过于热情的态度，答应全盘满足他们的需求，因而致使他们在北京的个人生活项目格外繁琐，弄得接待方疲于奔命。

四

最让周恩来操心的是北京市容的脏乱差。当时，北京主要道路两旁到处都是堆物堆料堆土，尘土飞扬，居民行路困难。离天安门广场仅几百米的前三门慢车道工程，建造多年，进度缓慢，出土不能及时清运，“严重影响观瞻和交通”。（市委简报语）

街道上堆积的物料土料成了首先清理的对象，动员人力急速运送到郊外。市委上报材料称：“传达总理指示后，群众发动面广，行动快。西城区月坛等四个街道，8月26日共出动55000余人大搞环境卫生。东城区50条干线原有堆积物211处，到26日中午已清除162处。”（见市委简报第46号《全市安全、卫生和服务工作大检查的情况》）9月7日市委汇报出一个清理数字：“全市城、近郊区有90多万群众大搞环境卫生，共运出积土13万多立方。”（见市委简报55号《市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总理9月6日指示》）到了9月28日，市委谨慎提到“全市市容环境卫生面貌有了改善”，“在这段时间里绝大多数单位和居民户都进行了室内外大扫除”，提到几个大扫除的醒目数字：“有198万多人次参加了整顿市容环境卫生的活动。清除了积土垃圾14万多立方米，清理了街巷中的堆物堆料1600多处，整顿了3200多个垃圾站。”（见市委简报第65号）

房管部门对主要的沿街房屋墙壁喷了灰浆，尽力使街面“呈现了整洁清新的面貌”（市委简报语）。西城区对100多个居民厕所喷洒药物并修补门窗。宣武区查出区内有280个公共厕所坏了门窗，几日之内突击修好了180所。鉴于公共厕所条件普遍简陋，市里下了命令：“多数厕所做到每天两扫一冲，定期打药”。

“总理指示”成了当时频繁出现的专用词语。9月7日上午市委召集会议，传达贯彻总理9月6日指示，会后简报称：“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总理指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在总理亲自关怀和多次指示的推动下，自7月4日市委召开万人大会以来，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北京的治安、交通、卫生、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保证了十大的安全，严守了党的机密，较好地完成亚非拉乒乓球赛的接待任务。”（见9月7日《市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总理9月6日指示》）9月28日简报中介绍说：“广大职工以总理指示为动力，连续搞了三次清洁卫生大扫除，开展‘为什么说搞好卫生是个路线问题、政治问题’的讨论。区卫生部门还给基层干部和青年职工讲了卫生课，看显微镜，提高了认识，加强了领导。”（见市委简报第65号）和平里新平饭馆过去卫生工作较差，“学习总理指示后，提高了思想觉悟，找差距，订措施，改变了卫生落后状况，规定生熟食品分开存放，专人负责保管，餐具随时消毒”，改变“过去服务员在营业室聊天说笑”的不足。（见9月15日市委简报59号《财贸系统落实总理指示情况》）

北京市财贸部门一举改进存在多年的薄弱环节。规定送肉敞车全部加盖苫布，并积极改制帆布篷汽车；水产公司强令下属批发部，变质有味的鱼不准上市，质量太次的小带鱼不准投放市场，零售店禁止出售冻盘里边夹杂的坏鱼；西城区要求全区副食店大肉组，推广西单菜市场坚持大肉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五不卖”的制度；对那些生鱼、生肉和糕点柜台部位很近、有碍卫生的副食店，市财贸组准备着手调整。

蛋品批发部规定，蛋品不经检验，不准出库，9月20日以前做到全市供蛋都要经过灯光检验。为此需提高照灯检验效率，照灯工人每人每天由照蛋600斤提高到900斤，照灯设备由原来的120台增加到140台。当年由于接收、储备环节的落后，市场售卖的蛋品质量不够稳定。普通市民哪里想到，总理指示促使食品部门提高检验门槛，使他们免掉买到坏蛋品之忧。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文革期间财贸服务、副食供应的劣质状况，处事粗糙，上下敷衍，在低水平上穷于应付，有事时还需要依赖高层的督促，甚至需要外事活动的推动，依靠造势来解决本是简单的经济服务、城市管理问题。譬如在举办亚非拉乒乓球赛之际，北京官方就开始重申和确定：不准在马路上任意堆土、堆物、堆料，不准在城区和三环路以内晾晒粪便和设积肥场，马车进城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时间行进，并要带粪袋。这些脏乱景象，竟要靠一场几年不遇的国际比赛来克服和限制。

9月7日，市委简报报告一个喜事：“今年瓜果多，但患痢疾的人数比去年减少3万。”从数据上看，1972年患痢疾的病人有17万多，而1973年减至14万多。（见市委简报55号）猛一看“减三万”是好事，但病人基数仍是在十几万，还是看出对普通传染病的大面积控制略显吃力。

五

安保工作是周恩来操心的重中之重，尤其是文革中这样大规模的外宾群体出现在首都之际，高层一直考虑如何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下达指示的当晚，重点地区就加强了巡逻力量，全市紧急出动工人民兵一万多人走上街头，三天之内共发现小偷、流氓、盲流、进京闹事等问题17起。（见8月29日市委简报《全市安全、卫生和服务工作大检查的情况》）

一些涉外单位及基层琐细的情况陆续上报：北京烤鸭店对防火设备进行了检查，发现有8个灭火器失效，当即做了调换，并增加新的；供电局已将“邀请赛”的场地、住地及有关活动场所的变电站、送电线路普遍进行检查，清除隐患100多处；赵登禹路59号至60号电杆间有人挂了一根50公分的铁丝，及时做了排除，避免短路停电事故；对即将接待法国总统访华的137部外宾用车全部检修，对司机人员进行了政治审查和技术考核，对外宾的行车线路和参观点，部署了警卫力量，采取了安全措施；接待外宾较多的文物商店，特别制订外宾在场不谈与业务无关的事、不看地方报纸的保密制度。

市公安局汇报一些安全死角，譬如陶然亭公园有300余上访人员在园中留宿，到处大小便，有的人赤身在湖中洗澡。天安门广场邮局前，也有一些上访人员夜间在门口露宿，白天在邮局营业厅逗留，在窗台上晒尿布，有的人和外宾纠缠，影响很坏。公安局称，这些问题正在设法解决。

对于9月6日周恩来再次强调安保、环境问题的指示，北京市委照例行动迅速：“9月7日上午，市委召开会议传达总理9月6日指示以后，各区、口立即召开会议，层层传达部署。8日，绝大多数单位已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广大群众。”（市委简报语）

北京的环境污染早已成了棘手的难题。1973年5月18日市委、市革委会致中央、国务院的绝密文件中称：

首先是水源污染严重。目前城近郊区每天排出废水100多万吨，工业废水占百分之六十。这些废水不同程度地含有酚、氰、汞、铬、砷等有害物质，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即排入河道，污染了地下水。自来水公司现有230口水源井中，三分之二的井含不同程度的毒物，有43口井含毒量超过饮用水标准（目前我国尚没有饮水水含毒标准，这是参考国外标准检查的），其中有23口井已经停止使用。特别严重的是石景山地区，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面积的地下水含毒物超过饮用水标准。由于水源受污染，个别地区已危害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

北京空气污染也比较大。全市有烟囱约 13000个，百分之八十在城近郊区，大部分没有消烟除尘装置，每年飞出的烟尘即达40万吨，排入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有10多万吨。石景山地区北辛安镇降尘量每月每平方公里高达170吨，比清洁地区高出16倍。铅、苯、汞等有害物质在局部地区污染也较严重。（见《关于北京市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报告》）

这些污染严重的情况被严格把控，相关数字不许外传。但如何根治在当时可算是天大的难题，尤其是工业污染，对大烟囱烟尘几乎束手无策。市委报告只是含糊地表态：“争取在三年内基本控制西郊地区水源的污染，解决全市消烟除尘问题。”控制西郊地区地下水的污染，修建截流管，使清污分流，是为了解决中南海、什刹海、北海的水质问题。对于排放有害物资比较严重的单位，也仅仅说到“制定规划，限期解决，必要时停产治理，并有计划地迁至适当地方”。至于万根大烟囱烟尘的治理，则是一字未涉，只是笼统说到“研究大气污染规律，研究酚、氰、汞、苯等有毒物质的治理方法”。

亚非拉乒乓球赛结束之时，也是接待蓬皮杜来访的开始。市革委会提出“要从整个北京市就是一个大参观点出发，做好我们的工作”，再从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和服务工作中发现漏洞，及时解决。（见市委简报《关于蓬皮杜访华接待工作的准备工作情况》）市公安局派人到基层排查易燃、易爆和剧毒性危险品，却发现诸多令人后怕的险情，立即成了从中央到市里挥之不去的心头隐患。

最大的麻烦是大量化学危险物品露天堆放，而且在市中心附近。如化工三厂车间、道路堆放甲醇、辛醇等化学危险品5000多桶，化工五厂露天存放二甲苯、氯甲醚等易燃品1800桶。警方专家称，这些物品受热膨胀，发出响声，一旦遇火或撞击，即可爆炸起火。最为可怕的是，有的露天库区，汽车、马车随便出入，甚至没有围墙，有的在库内任意吸烟，搞“明火作业”。再则，易燃物品与易爆物品混放在一起，北钢汽油化工库存有化工物品33吨，油类43吨，没有分开储存。有机化工厂在一个仅20平方米的库房里存放了3400斤化学危险物品，还存放了800多支雷管。（见市委简报54号《市公安局检查易燃、易爆和剧毒性危险品的管理情况》）

面对这种大规模的露天“炸药库”，公安局与化工局紧急会商后难有治理良策，只能提出临时防范措施，将不同物品分类保管，强化防火、巡逻、值班等安全制度。同时由化工局拨给部份钢板，让化工三厂准备搞五个储量200吨的储藏罐。

七

1973年下半年周恩来已是病魔缠身，但面对满目疮痍的现状和外事压力，还是不惜以总理的职权来处理杂务，现在来看确实显示特殊时期国情的艰难和困顿，也显露周恩来在政治斗争漩涡中竭力维持局面的苦心，甚至有时反应略显过度。

1973年夏天，在北京市几个规格较高的宾馆内，几封内宾的信件相继被错投到外宾手里。为杜绝泄密，8月21日周恩来获悉后当即作出“把饭店区分一下，以利保密”的决定，市第一服务局党委学习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对总理指示必须抓紧贯彻，坚决执行”，经市委批准，新侨饭店、民族饭店全部安排外宾；北京饭店除新楼第三层接待内宾外，其余均安排外宾；友谊宾馆主楼、南工字楼、南北配楼安排外宾。（见1973年7月3日市革委会致周恩来《关于区分内外宾客住房的请示报告》）

这种有意隔开内外宾住宿的安排，实属当年领导体制下最为简单的做法。9月17日复查时，仍发现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等2人、上海市计委副主任等2人住在北京饭店，新侨饭店有19名出差人员住陪同人员用房，当天即要求各自搬离。市第一服务局为此检讨“督促检查不够”，并再三保证今后这些饭店“决不再接待内宾”。（见1973年9月17日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周总理八二一指示的落实情况》）

1973年10月下旬，朝鲜“鸭绿江”女子篮球队应公安部邀请来访，在北京与中国女篮进行了三场比赛，在一两个场次中出现了部分观众鼓倒掌的情况。周恩来颇为不快，批评赛场组织措施不力，并指示再比赛一场进行弥补。

市委11月10日召开相关会议，承认“事先对观众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深入”，“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恰好朝鲜“鸭绿江”女子篮球队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后返回北京，经国家体委出面协商，11月29日同北京女篮补办一场比赛。

按照预案，各单位挑选政治表现和组织纪律性较好的群众出席观看，做到定单位、定人、定座位。比赛的当天，将周总理的批示向观看比赛的群众再次作了传达，国家体委还在现场提出了具体要求，做到“一鼓四不鼓”（即进球鼓掌，错判、误判不鼓掌，运动员动作粗野不鼓掌，运动员犯规或罚下场不鼓掌，场上发生争论不鼓掌），结果秩序大好，“全场观众自始至终为双方、特别是为朝鲜战友的精湛球艺不断热烈鼓掌，没有出现倒掌等不礼貌行为以及擅自走动、迟到早退等现象。”（见12月12日市委简报《朝鲜“鸭绿江”女篮同北京女篮补行一场比赛，观众秩序良好》）

有趣的是，讨论周总理批示时，组织观赛群众事先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了修正主义体育路线和大国沙文主义、锦标主义等思想”，上次观看比赛时鼓了倒掌的人还作了检讨。谈及学习总理指示的体会，一些群众表态说：“看国际比赛决不是单纯参加体育活动，而是受全国人民的委托去完成政治任务，去做友好工作，看球要想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周恩来当时处在政治上最为困难的时候，政治局的围攻还未结束，心力交瘁，使他的这些指示抹上无尽的悲情。1974年之后他已无力支撑病体，“总理指示”字眼已难于见到。可以这样说，1973年是周恩来拼搏一生的实际谢幕年，他的一系列工作指示近乎生命绝唱，蕴含他的不甘和不舍，也隐藏着个人与国家的难堪和凄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