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书房

三十年前,书房于我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8岁那年,向来对赶场漠不关心的我,突然盼起赶场来了。

原来赶场时,乡场上多了一个流动书摊。矮矮的售书员手里挥动着一本薄薄的连环画,对着小孩们大声吆喝道:

“嗨,看画画书哈!书名叫《泥鳅看瓜》,有个儿童叫泥鳅,他把西瓜掏空了,套在自己的头上,潜伏在水塘里,敌人下乡扫荡,看见水里有个西瓜,赶忙下水去抱西瓜,被泥鳅拖往深水处淹得半死,只好乖乖地当了泥鳅的俘虏……好便宜呢,才8分钱一本哦。”

小孩们全都围了上去。《泥鳅看瓜》转眼功夫就被一抢而空。我没有买到,买一本相对便宜的连环画《西门豹》,9分钱,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那一年我读三年级。刚刚识字,乡场上便及时来了流动书摊,好比干旱的禾苗遇上一场甘霖,解渴!从此,赶场天对我们而言,简直就是一次精神的盛宴,一场盛大的节日。

更为可喜的是,半年以后,我竟然过上了天天过节的好日子。

原来,县新华书店人手不足,为节省成本,委托各乡镇供销社代销图书。于是代销图书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头上。母亲那时一个人承担百货和棉布门市部的经销工作,本已超负荷了,代销图书对她而言是额外负担。母亲脸上布满愁云,却不知道我在旁边喜上眉梢、心里正偷偷地乐开了花呢。

近水楼台先得月,母亲的柜台成了我的书房。新书就像那源头活水,我一头扎进这活水中,尽情地沐浴、尽情地嬉戏、尽情地享受着。遇到特别精彩的连环画,我要求母亲给我买下,母亲说,我哪里有钱给你买?你觉得好看,看就是了嘛。我一听有理,免费的图书不看白不看。美中不足的是,有时看一本连环画正入迷的时候,有人来买书了,指着要买我手中正在看的那一本。母亲不由分说,夺下我手中的连环画,卖给来买书的少年;我则沉湎在故事情节中不能自拔,心里像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食一样难受。为了避免这样的缺憾,来了新书我就拼命地提高阅读速度,力争在新书被人买走前看完。快快快!每看一本新书都仿佛有人在后面追赶我一样。就这样我除了完整地看完了《鸡毛信》《水兵与祖国》《杨门女将》《鄂尔多斯风暴》等连环画外,还阅读了大量用长篇小说改编的系列连环画,如《杨家将》《岳飞传》《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等。这些连环画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

当连环画渐渐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时,母亲的同事热情地将我领入文学殿堂。一部长篇小说《烈火金刚》看完,我终于领悟到小说的好处了: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完整、描写更加生动细腻、容量更大。与连环画相比,连环画只是一盘点心,而小说则是丰盛的大餐。从此迷上了小说不能自拔。母亲门市部的小说,记得有《晋阳秋》《播火记》《青春之歌》等,我得拼命地快速阅读,要抢在别人来买走之前读完。来买小说的多是机关干部,看见母亲夺下我手中的书,于心不忍,就说:“不急不急,等他看完了我再来买吧。”感激之余,我唯有进一步加快速度。却不料因此培养了我的速读能力。一部砖头厚的长篇,我可以在两天之内看完。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文革”的风暴就席卷全国。一天,来了一群红卫兵,将母亲门市部书架上的小说登记造册,开了一张收条给母亲,就将几十部小说当街焚烧了。边烧边对围观的群众宣传:烧的都是封资修的黑货,是大毒草,看这些书是要中毒的。从此母亲不再兼卖图书,我少年时的“书房”得而复失。

没了书精神极度饥饿,于是四处打听,谁谁谁家里有小说,赶忙登门去借。那年月,家里有本小说多么珍贵,岂肯轻易示人?即使是信得过的好友,借出时也要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弄丢了!有的主人甚至在书的扉页上写上: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了不还,难上加难!

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就贪婪地看起来。学校此时也处于半停课状态,《毛主席语录》早已代替课本,几次带小说去学校都差点被发现,一旦发现当即收缴。我只好躲进庄稼地里偷偷地看,晚上回家,便用报纸将小说包好,埋在装柴灰(那时做饭烧木柴,柴灰可做肥料)的木桶里,防止被人发现。那情景跟小学课本里的课文《秘密学习》极为相似。

“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武斗越来越惨烈,学校全面停课,这一停就是三年。

三年后“复课闹革命”,我进入沿河中学学习。除了党报、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鲁迅少量文章外,依旧无书可读。有段时间,帮表叔看家,表叔指着地柜说,那里面有我学过的旧课本,你可以在家里看,但是千万不要拿出去。这些旧课本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文学》分科的教材,极具可读性。在这些旧教材里,我第一次读到了《皇帝的新装》《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王冕》等名篇。读到短篇小说《惠嫂》,《惠嫂》中昆仑山上的一棵草的形象从此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中。前几天央视一套热播电视连续剧《在那遥远的地方》,剧中人袁鹰、昆仑山上翱翔的鹰的形象、两代戍边的指战员们可爱的脸庞,让我一下就联想起《惠嫂》里面的人物来,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

在这些旧课本里,我还了解到“文学起源于劳动”的道理,那则知识短文写得极为生动,极为有趣,其中一段甚至有些俏皮:

你的山歌是我的,

我从云南学来的;

我在河边打瞌睡,

你从我口袋里偷去的。

有限的旧课本,固然能解一时之渴,却不能满足成长之需。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唐建新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少年时期是人成长过程中大脑的灌浆期。那时的我整天就想着到哪里去找一本书来看。有书看的日子比过年还快乐,没书看的日子我就像旱地里的禾苗,打不起精神。在我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凡藏书之家我几乎都登过门。但是我千辛万苦从他们那里借来的书大部分有来无回,大部分都被老师收缴了。我因长期沉湎于“封、资、修黑货”(“文革”中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苏俄文学的蔑称),被指导员(相当于今天的年级组长)列为思想复杂、中毒较深的危险学生之一,入团屡屡受挫。尽管如此,我仍然痴迷于阅读不能自已,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天天有书看,最好能拥有一间书房,里面收藏的书我一辈子也看不完。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明白这纯粹是痴人说梦罢了。

三十年来,书房是我精神的家园

粉碎“四人帮”,我们终于迎来了文艺的春天、科学的春天。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我心仪的中文系,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了。除了古今中外名著,我还大量阅读了《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借书、读书、还书,成了我大学时代最惬意的事。

学校的图书馆,是我们公共的大书房。我们曾经抱怨过,图书馆借书的窗口太小了!管理员老师说:你们嫌小,前几年啊(指“文革“中),我还嫌大呢。那时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谁还看书?再说,图书馆也没有什么藏书,我整天守着空荡荡的窗口,感觉它好大好大。这一大一小感觉上的变化,见证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变迁,我们更加珍惜有书看的日子。走上教学岗位后,每月的薪酬将近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买书、藏书,书包满了,改为书箱;书箱满了,改为书柜……1992年,市政府分配给我一套86平米的福利房,从此我有了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书房,终于圆了我的书房梦。

我的书房虽然小,但与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互为补充,这样我便有了一大一小的两大书房。徜徉在这两个书房中,我可以时时充电,日日更新。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的阅读又从纸质书籍转入电子传媒。一个笔记本电脑随身带,仿佛随时携带一座国家级图书馆,我的书房顿时从有限变成了无限。守着有形的书房,遥望虚拟的书房,好比守着一泓永不枯竭的活水之源,充实感、满足感油然而生。

我认为一个教师的成长史,也就是他的阅读史。读书不仅充实和丰富了我的人生,而且提高了我的职业魅力。同样的科班出身,同样的学历,同样的基础知识与专业理论,为什么有的教师卓有建树,有的却终身碌碌无为?我想区别就在于是否继续学习、广泛阅读。庄子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没有厚积,焉能薄发?未曾得心,焉能应手?在课堂教学中,我之所以能够做到举三证一勤编织,左右逢源信手拈;讲台三尺腾细浪,眉睫万里卷风云,是与我长期以来热爱阅读分不开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总有一天我会告别讲台。但是,只要我生命不息,我是永远不会告别我的书房的。书房过去是我精神的家园,现在是,将来仍然是。

(作者单位:深圳松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