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概念、方法、类型

摘要：对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忽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定性分析了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概念、方法和类型等基本问题，以期为进一步揭开其神秘面纱提供参考。

关键词：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概念；方法；类型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11C-0003-05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具有经济收益。对于受教育者个体而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其将来获得的薪资报酬也会相应提高；对于社会而言，通过教育培养了各级各类人才，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社会财富得到增长。这一思想最早可追溯至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徒弟，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多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學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富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富的一部分。[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陆续有学者提出教育非货币收益的问题，如1963年英国罗宾斯高等教育委员会通过研究后认为，父母所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所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1984年，美国学者哈夫曼和沃尔夫第一次将教育的非货币收益从教育收益中分离出来，他们的结论是，保守估计，考虑了价格指数并且矫正了通货膨胀率后，教育的市场收益和非市场收益大致相等。[2]也就是说，教育的实际收益被严重低估，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教育的货币收益仅仅是其全部收益的一半，而另一半正是被人们长期忽视的非货币收益。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检索和解读我们发现，与较为丰富的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非货币收益研究相比，对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研究却所见不多，已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非全日制学校职业教育的非货币收益。其中加里·贝克尔研究了在职培训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进而将人力资本划分为通用性人力资本和专用性人力资本，并分析指出两者须支付不同的投资成本。[3]斯特恩提出由于企业害怕风险，在企业和个人谁获益更多等方面存有疑虑，导致公司对工人培训和教育投入过低。[4]在国内，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有所涉猎外，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尚未引起大家的关注，这种境况与中国如火如荼的职业教育发展实践极不相称，也与我国作为职教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同时也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基于这样的情况，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的文献，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对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概念、方法和类型等基本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为今后更多的同类研究提供参考。

二、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概念

基本问题是事物基础性、本原性和主导性的问题，对于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研究而言，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概念内涵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基本问题。考察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对于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迄今尚无明确的概念界定，已有的研究要么论及教育的外溢效应、外部性、临近影响等关联概念，要么是列举教育非货币收益的内容和种类。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认为“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收益的情形”。弗里德曼认为教育存在相当大的“临近影响”[5]，能使得周围的人群和社会额外获益。后者如有学者指出，教育的非市场化收益包括私人的非货币化收益和社会的非货币化收益[6]，但究竟什么是非货币收益、为什么是这些非货币收益则不甚明了。我们认为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是指个体因接受职业教育而产生的除经济收益外的收益，包括对受教育者自身及其家庭成员心理、能力、情感和行为等的作用以及对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等的影响。其内涵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潜在性。与易于测量的显性的经济收益相比，非货币收益无物化的表现形式，不易觉察，也难以计量。从个体和家庭视角看，虽然其对个体及其家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却往往是一种事后分析的结果，更多表现为心理体验或主观推测。从社会角度看，尽管非货币收益对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但由于社会发展同时受着其他因素的影响，很难断言是非货币收益之功，往往因其隐蔽性、潜在性而被忽略或弱化。

第二，差异性。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也会因时因地而不同。由于教育对不同个体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那么受教者所获得的教育收益也就相应会存在差异。同理，非货币收益不仅随着职业教育发生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差异而不同，而且不同时期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应该也不一样。有研究指出，在受教育年限相同的前提下，能力较低、家庭背景较差的个体获得的非货币收益会更高。[7]

第三，长期性。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虽不容易察觉和量化，但是它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和影响却更持久、深远。“教育外溢效应一般有5年、10年、甚至20年的滞后期，并将发挥长期动态的影响”。[8]

三、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研究的方法

方法是联接未知和已知、从不确定到确定的桥梁。某种程度上来说，方法决定结果。没有方法就没有“确定”的结果，只有似是而非的“观念”和模糊的“联想”。方法决定了我们如何收集研究事实和资料的规定程序和技术，同时也提供了分析事实和资料的基本手段和工具。

（一）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主要关涉时间、空间、人群等相关概念。[9]就时间而言，既可以研究一个长时段范围内的非货币收益，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非货币收益。也可以研究相对较短时期内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比如学生毕业后三年或五年的非货币收益。就空间而言，可以选取较大区域内的职业教育，比如选取国内比较典型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考察其非货币收益情况；也可以考察县市层面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或者某个职业学校某个专业的毕业生获得的非货币收益情况。从研究对象看，既可以研究中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整体，也可以研究抽样的局部少量毕业生，甚至可以研究单个的职业学校毕业生。通过这些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不同个体毕业生非货币收益的研究，有助于揭开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神秘面纱。

（二）命题预设与实证检验的研究方法

命题是指对现象的主观判断（或陈述）。命题不是指判断（陈述）本身，而是指所表达的语义。[10]命题可真可假，判断一个命题是否正确的方法是进行实证检验。如李锋亮和李拉在研究北京地区带动迁移老人的非货币收益和溢出效益时，就预设了三个命题，即设计了三个假设。通过对北京市四个社区带动迁移老人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假设一和假设二得到了证实，而研究没有能够“从志愿者意愿的角度获得支持高等教育具有社会溢出效益的证据”，[11]也就是假设三没有得到证实，就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一个范例。对于未知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而言，我们在研究时既需要大胆预设，也需要根据客观事实小心求证，以便通过科学的验证达到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目的。

（三）借鉴与比较的研究方法

所谓借鉴就是“跟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12]，而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并分析其异同。尽管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类型不同，但它们一样都同属教育，因此，在研究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时可以借鉴研究积淀较为丰富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可以参照其研究结果进行命题预设。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是在求证不同层次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时，可以将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进行比较；二是将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与相同层次不同类别（普通高中、普通本科和研究生）的调查对象进行比较；三是在数据分析和结果讨论时，将研究获得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国内和国外）进行比较，同时借助逻辑推理等方法，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及其背后的原因。

（四）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是指研究者运用文献分析、观察和访谈等方法获得研究资料，采用非量化的手段对其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研究结论的方法。定量研究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考验、解释，确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规定性。某种程度上而言，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定量研究是定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其使用条件更为苛刻，要求更高，这也是目前在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数量总体偏少的可能原因。反映在教育非货币收益研究上的情况也是一样，“高等教育是准公共物品，具有一定外部性，但如何度量这种外部性，理论界一直未能给出满意的答案”。[13]高等教育尚且如此，對于起步较晚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定量研究自然也是今后的努力方向。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本身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是适用环境、条件与场合不同而已。我们只有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好这两种方法，才能日益丰富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研究积累，才有可能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步步接近真知。

四、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类型

类型是依据一定标准划分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总收益包括两部分，一是私人收益，二是社会收益。[14]其中私人收益包括货币化的私人内部收益和对个体及其家庭成员的非货币化外部效应。个体组成家庭，家庭构成社会。基于此，我们将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分为个体非货币收益、家庭非货币收益和社会非货币收益三大类别。

（一）个体非货币收益

职业教育受教者个体首先能够获得的非货币收益应该是在校期间的纯消费收益，即受教育者在课堂学习、社团活动、技能竞赛等项目中获得的纯粹精神享受[15]，同时也包括通过有目的的自学来提升自我能力而获得愉悦与满足。[16]其次，通过职业教育的培养，受教育者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健康水平、个体经济理性水平和个体迁移能力等。格罗斯曼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教育较多的人寿命更长，每增加一年的学校教育能降低0.4%的死亡可能性。在个人的经济理性水平方面，国外学者研究证明，其与受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受教育者在购物消费中，往往会搜寻较多的信息。[17]关于个体迁移能力的提升，有研究表明“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18]也就是说，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具有更好的适应性。第三，延缓个体人力资本的退化。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具有时效性，也就是其形成和使用都受时间的限制。通常情况下，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长，其人力资本越大；使用的机会越多，增值效应越显著。有研究表明，教育投资对减少人力资本退化的贡献率为5%。[19] 职业教育一方面使受教者获得了更多时间的教育，正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职业教育再次发展，才使得原先没有机会上学的人有了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受教者通过接受教育能够更容易获得工作进而展示其才能的机会，这又反过来阻碍了个体人力资本的退化。

（二）家庭非货币收益

家庭，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或收养关系为纽带，从事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功能的基本单位。[20]尤其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观念比较浓厚的国家，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选择，特别是中等阶段的教育选择，往往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家庭享有教育收益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主要承担了子女学习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家庭非货币收益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能够改善家庭生活质量。这主要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家庭规模和人口素质，以及接受职业教育后能够带来家庭成员的健康得以体现。二是能够优化家庭成员关系。国外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受教育的年限与“找到合适配偶”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三是有利子女认知发展。舒尔茨认为，受过更多教育者更注意孩子婴儿时期的养育，这会提高孩子正规教育的效果。[21]因为学历较高的父母往往更容易接纳先进的家庭教育观点，并有能力对孩子实施良好的家庭教育，这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和身心健康很有助益，职业教育也不例外。

（三）社会非货币收益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因为注重技术技能的培养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一大区别。作为现代职业教育，它不仅关注受教育者技术技能的提升，更注重对技术改良和创新意识、思维及能力的培养。[22]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除了肩负人才培养的职能外，自身还具有科学研究的任务和使命——尽管其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等与学术型高校有所不同，但也有利于技术进步与创新。第二，能够对国家的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有所贡献。“教育可以增进对国家的认识，提高政治参与度。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越多，会对政治越感兴趣，越能成为政治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职业教育可以唤醒受教育者的公民意识，促进民主政治和社会和谐。[23]借助职业教育往往能使受教育者更愿意致力于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活动，促进社会的和谐和文明程度。第三，预防和减少犯罪。麦克马洪利用人力资本模型说明教育产生的社会收益中涉及了犯罪率的下降，“受教育程度和犯罪率呈负相关”，“校外青少年的犯罪率要比在校生高得多”。[24]由于接受了职业教育，受教育者既能够学到更多的法律知识，从而在知法懂法的情况下做到守法。同时又能够在其毕业后更容易顺利就业实现乐业安居，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犯罪的可能性。

当然，以上论述的是部分正向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职业教育也有可能产生负向的非货币收益，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的低生育率在抑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能够带来社会生产劳动力的不足以及老龄化的加剧，这在日本等部分发达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再如，教育的地理外溢效应在帮助个体及其家庭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落后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的同时，也能易使流出地区陷入“教育贫困陷阱”，从而进一步加大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这在中国的当下也时有所现。

五、结语

非货币收益作为职业教育学科领域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考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职教大国，但我们还不是职教强国，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还很薄弱，其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学生个体、家庭和社会持续不断的重视和投入。除了需要让民众知晓职业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或接受教育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预期外，还应使其了解接受职业教育产生的大量非货币收益——因为相关研究表明，“只有27%的学生估计到了教育的非货币收益，即外溢效应的重要性”。[25]唯此，才有可能改变目前绝大多数学生无奈接受和消极对待职业教育的境况，变被动为主动，同时为政府制定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提供有说服力的参考和依据。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对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概念内涵、研究方法和类型种类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是否准确科学，尚需时间和实践去检验，特别是今后“我们有必要对每一种收益进行细化分类并进行实证研究”[26]，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准确、客观地还原教育带给我们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和作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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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健华

Abstract： The neglect of the non-monetary benefi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has affec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qualitatively analyzes the basic issues of the non-monetary benefi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uch as the concepts， methods and typ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uncovering of its mysterious veil.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non-monetary benefits； concept； methods； typ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