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型经济学产生已近20年，中国学者对转型中的许多问题，如研究范式、企业行为、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中国模式”等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与国外转型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应更多地关注人民福利和社会保障、社会稳定、收入分配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转型经济学；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1)02-0006-05
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便已开始，转型经济学研究在中国却起步较晚。随着1989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转型经济学在西方蓬勃发展，中国的转型经济学研究也随之开始。大致来说，自1993年开始，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国内正在发生的经济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994年4月，樊纲就中国渐进式改革发表的新观点引起了强烈反响；1994年6月，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出版，该书对中国转型经济学的内涵作了规范和说明；1994年7月底，由上海文汇报理论部、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邀请了30余名中青年经济学家，联合召开“中国过渡经济学”研讨会；1995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林毅夫表示，“现代经济学对于‘过渡’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中国最早进行改革且成效最大，经验丰富，‘中心’抓住这一机会有可能对过渡经济学做出前沿性贡献。”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年的历程，作为现实的总结和写照，转型经济学的发展也近20个年头。回顾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同时与国际转型经济学加以比较，对推动我国转型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二十年回顾
(一)中国转型经济学的构建原则问题
中国转型经济学是指转型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实践的结合。“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有着比其字面较窄的含义。第一，它是指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文献；第二，它是指对中国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的研究。”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要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转型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包括动力、方式和推进机制。宋承先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全面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能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过渡经济学。谷书堂呼吁转型期中国经济学应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要求从中国当前阶段的实际和特点出发，运用实证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抓住转型期一些重大的具有理论意义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用以指导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并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独特的理论体系。
(二)转型过程中的模式选择问题
前苏联与中国在转型模式设计的理论基础、转型方式、价格机制的形成、所有制改革、企业组织形式的转换及宏观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等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激进和渐进两种改革模式绝不仅仅是速度问题，也并不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首先改革旧体制的哪一部分，先触动哪些人的既得利益问题。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谁先谁后仅是个方式问题，激进与渐进对速度的强调转移了人们本应关注的重点，不能反映任何一个国家转轨的复杂进程。因此，转型经济学应完成自身的“转型”，即遵循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超越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将渐进与激进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其中既会有渐进也会有激进。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和变迁路径，将最终取决于其生产力及其社会成员主体可以容纳或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三)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及其独立性问题
转型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由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动态变化的，转轨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涉及多个领域，单一的理论框架无法涵盖所有问题。不同范式问的交叉造成了经济史上的独特情景，即转型经济学这一名词容纳了多种研究范式，如新自由主义、演进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等研究范式。单纯在理论上构建转型经济学所特有的理论框架是没有意义的，转型经济学正在同以上学科相融合，但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正在经历的分化。转轨经济学只有把自己严格界定为研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才可将自身与其他经济学科区分开来，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这一思路出发，转轨经济学应回答如下几个基本问题：一是经济转轨的起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二是经济转轨为什么会选取不同的模式。三是经济转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四是转轨过程中有哪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五是新体制的生成与旧体制消解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六是经济转轨与经济结构变动、经济绩效、社会发展及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四)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一是企业行为与企业重组问题。大多数对转型路径的研究，都是将企业重组建立在产权改革后企业进行裁员这样的微观基础之上，这使现有的宏观层面上的转型研究，虽然在技术上显得较为复杂，但却缺乏丰富的微观基础。如何将转型路径及重构的动态过程研究与企业重构的不同微观机制更好地衔接起来，是转型经济学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二是转型中的公正问题及经济转型的代价问题。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即国家以什么代价用平等来交换效率或是相反。由于转型经济脱胎于集权的计划经济，缺乏有效的机制以实现每个人的利益诉求，经济转型的代价被一些特定人群所承受，这一点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劳动力市场的剧烈转型而逐渐显现出来。公正因此成为转型经济学的关键问题之一。三是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问题。2002年以前，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往往是分开的。而转型中各因素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经济是否增长及其质量的高低又决定了转型的成败，所以二者应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由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具有特殊性、深刻性和复杂性，二元结构已表现出相当的“范式危机”，而对二元结构范式的借鉴性批判正是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多元结构才应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现实结构。四是转型中的金融市场问题。潘烜和谭鹏万利用25个转型国家1993～2003年的面板数据，对转型国家金融中介部门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后发现，存贷款利差与实际GDP增长率互为因果关系；对私人部门信贷的相对增加不仅没有加速经济增长，在有些国家反而还阻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实证结果表明，在软约束盛行的转型国家，提高金融中介部门的效率比增加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更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五是转型与腐败问题。
腐败是经济转轨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腐败增加了转轨国家特权集团(包括腐败官员及与其密切关联的人)的福利，并以牺牲大众的利益为代价。
(五)“中国模式”问题
“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在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进而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中国模式”包括经济改革模式、对外开放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偏向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二是把社会的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能抵制部分民众对短期分配的要求。中性政府更容易选择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国模式”有六个特点：一是把保持稳定放在首位。二是把消除贫困看作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三是实事求是，不断总结与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四是采用比较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五是确立正确的优先顺序，即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六是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绝不盲从。但“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政府干预过多、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因此，“中国模式”应重视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微妙平衡。二是对内放开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微妙平衡。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微妙平衡。四是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
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国际比较
纵观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虽然文献众多，但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机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别。或者说，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水平还无法完全展示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冲突和矛盾，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开拓研究领域，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
(一)从研究方法看
在众多的中国转型经济学文献中，论文大多偏重理论综述或述评，著作大多偏重论文汇编且缺乏严格的理论体系。偏重规范性分析而缺少实证性的经验研究使转型经济研究结论缺乏一定的说服力，而同时期国外文献很少关于“是否应该转型”、“转型的意义”等问题的讨论，其研究大多是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关于转型过程及转型后经济各方面变化的实证研究，且内容比较翔实可信。某些问题如转型中金融市场和财政行为、转型的速度、转型中的企业行为等虽然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但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分析效果。
(二)从研究内容看
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文献所涉及的范围相比国外而言略显狭窄。国外文献广泛涵盖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如居民健康、收入分配与不平等、劳动市场(就业、失业与社会保障)等等。如，关于转型与公民健康，索尼娅和玛丽安对俄罗斯日常热量摄取量、抽烟与否、性别及受教育程度与肥胖人群增加关系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对政府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提醒人们通过改善饮食结构及其他因素来预防肥胖，教育人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关于转型与劳动市场，克拉拉对俄罗斯职业流动的规模、决定因素及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重组进程提高了职业再分配率；在职业流动总量的增加中，结构转变引起的流动占主要部分；现有职业的被破坏及新工作机会的创造是俄罗斯转型期间职业流动增加的主要原因；外部机遇与结构转变的规模极大地决定了职业转换的概率。安德鲁和帕特里克考察了工人从国有部门流向私有部门所花费的时间及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发现加入社会保险的经济体系没有得到任何的福利改善。与正常的直觉相反，增加社会保险可能会放缓转型，这种结果主要取决于在可替代的两种市场结构下，利率和储蓄一般均衡的互动。关于转型与收入分配，巴苏等对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的比较分析表明，转型后，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私营公司比国营国有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国有企业相比新成立的公司有较低的就业弹性且所提供分配的租金偏少。关于转型与不平等，格里和密茨凯维奇考察了27个转型国家的不平等、财政能力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充分的政治自由与较低水平的收入不平等相关；不平等程度是以国家的财政能力为条件的；及早进行经济转型且宏观经济稳定的转型国家目前享有较低的不平等水平；教育促进平等；较大的国家其不平等程度较高。鲁斯兰调查波兰、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代表性家庭后发现，就整体的不平等水平而言，房屋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私有化方案导致富裕家庭在极端有利的条件下得到更有价值的房屋资产，不平等问题加剧；波兰住房私有化制度改革却导致更公平的结果。此外，转型的速度、转型中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财政行为、腐败、企业重组等问题均被中外学者共同关注，但外国学者大都采用实证性的经验分析。
(三)从研究机构看
中国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处于分散状态，缺少专业的研究机构和组织。自2005年开始，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每两年举办一次“转型与经济发展”(TED)国际双年会，但迄今为止也只举办过三届(2005年、2007年、20Q9年)。比较而言，国外从事转型经济研究的组织和机构较多，如比利时转轨经济学研究中心、美国密歇根大学戴维森研究所、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等，而美国《经济观察杂志》还专门辟有“转轨经济”专栏。此外，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业研究人员也在从事转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三、中国转型经济学的未来研究趋势
经济转型依国别条件不同具有不同的内涵。总体来看，转轨国家新体制建立的制度起点是相似的，即都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相似的制度起点条件下，转轨国家新体制的建立可能相差甚远。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使其整个经济在短期内与过去的制度断裂，由社会主义完全转向资本主义，比较迅速地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转轨不同，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过程赋予转型经济学艰巨而漫长的研究任务，需要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不断关注转型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过程能否给人们持续提供相对稳定的各种环境。尽管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转轨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存在分歧，但笔者认为，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转型经济学并非走到尽头，而是仍然任重道远。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焦点应集中在转型中的社会稳定、转型中的人民福利和社会保障、转型中的平等与收入分配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责任编辑：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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