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提宋代的包公，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铡陈世美”、“板打亲舅”、铁面无私的黑脸汉子形象。隐隐中好像包公六亲不认，缺少些人情味的感觉。最近我两度到合肥瞻仰包公墓及其展览馆，阅读了有关包公生平及其奏章等材料，感到过去的印象，是受民间历史传说理想化的影响太大，把包公神化了，并没有全面真实地认识包公的本来面目。“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当然是包公的显著性格特点，而另一面，包公又有一副尊老爱幼、平易近人、亲情浓厚的热心肠。
首先，包公是个大孝子。包公29岁才进士及第，朝廷授他为大理评事，任江西建昌知县。其父包令仪、其母张氏年事已高，身体多病，家中只有包公这根擎天柱。包公远赴外地，父母难以随行；如包公不携家眷，父母生活无人照料，包公如何放心?况且包公的兄长刚去世，老人尚在悲痛之中，更增添了包公的忧虑。如果不去，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如付东流，这在那个年代是令千千万万读书人难以割舍的痛苦。但受多年华夏文化影响的包公，深知“百事孝当头”的道理，毅然上书朝廷，辞去知县职务，要求在家乡附近给个级别低一点的职务就行。朝廷考虑到他的一片孝心，让他到附近二百里的一个县里当税监。包公一盘算，这二百里地，几天回不来一次，还是放心不下，干脆彻底辞职，在家安心赡养父母。这个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举动，一下子传遍了乡里，深受国人好评(包公死后，宋仁宗之所以授他“孝肃”，指的就是他首先是个大孝子)。
就这样，包公在家侍奉父母，直到老人双双去世。事后包公又在老人墓旁搭了个草棚，独自恭恭敬敬地守孝三年。这一晃就是十年，当年和他同期中考的人，大部分早已飞黄腾达，身居高位了，但包公却不为所动，更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直到39岁时，才在朋友的劝说下重新到吏部报到。
包公是人不是神，有七情六欲，食人间烟火。他一生关心黎民百姓的疾苦，更关心自己家人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包公的家庭观念也是很强的，并不像一些民间传说的那样六亲不认，严酷无情。据史书记载，包公55岁那年，惟一的儿子包臆不幸身亡，这给了包公及全家惨重的精神打击。俗话说老年丧子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包公61岁那年又和家中的一个小侍女生了一个小男孩，取名包延。)，包公面对老妻之悲容，儿媳之哭声，全家之沉闷，想想自己20多年来在外奔波，顾不上照料家人，内心之愧疚可想而知。想到此，觉得自己欠家人太多了，该是还账的时候了。包公一改多年来以国为重、以民为重的作风，破天荒上书朝廷，要求到离家乡近的地方任职。朝廷感念他的苦衷，破例先叫他到扬州任知州，没几天又叫他直接回老家庐州任知州，这在封建社会是罕见的破例，足见朝廷对他的信任以及他在朝野的威望。
包公在庐州期间，一方面，常温老妻之心，与家人团聚，调理家事，营造温馨的家庭环境；一方面努力实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夙愿，千方百计为家乡父老减负担、谋利益。在庐州有个“箭杆黄鳝马蹄鳖”的故事：宋时有个惯例，各地官吏每年都要向皇帝、权贵们进贡本地土特产。过去有些本地官吏为了营造庐州富裕的假象，显示自己的政绩，不管百姓死活，从外地购进名贵特产，硬撑庐州是鱼米之乡，使朝廷误以为庐州是康乐世界，大量增加税赋。其实庐州十年九旱，土地瘠薄，系穷乡僻壤。包公为了让朝廷了解真相，减轻百姓负担，当年在选送贡品时，颇费心机。他精心挑选了两样贡品：一条像箭杆细的黄鳝，一只像马蹄大小的老鳖。待送进皇宫，皇帝一看就皱了眉头，这么小的东西也能够当贡品?包公奏道：庐州土地虽多，不过不长庄稼，这样的黄鳝就算是大的了，淝水不肥，老鳖也只能长这么大，原来规定的上缴钱粮太重，百姓负担不起，请皇上开恩救济救济吧。宋仁宗长叹一声：庐州真是地瘦人穷，连黄鳝也长得和朕的毛笔一样，免征一年的钱粮吧。包公连忙代表庐州百姓山呼万岁，叩头谢恩。庐州百姓闻之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涕泪感念包公爱民之心。
这事看上去似乎有点地方保护色彩，其实不然。一个连自己乡亲都不爱的人，能去爱他处的人吗?居一地，造一地之福；居全局，则思全局之技。包公不是完人，他也有私情，也有弱点，但这并不影响他一生“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临政无阿。杲杲清名，万古不磨”的英名，在家乡人眼里，他是个有血有肉的男子，实实在在的清官。
（庄闻荐自《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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