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期待怎样的大学校长

近来，读了张楚廷先生的文章《我怎样理解校长》，[1]不由得被楚廷先生的言辞所感动，这也促使笔者有机会深入思考一个很久之前便萦绕在脑际的问题：教师究竟期待怎样的大学校长？

一、教师期待有思想的校长

即使教师不奢求一位思想家来做校长，至少要期盼一位有思想的校长。学生到学校接受教育，最终是为了学会思考、解放思想。有人认为，入学受教育就是学知识，传承文化。这种看法固然没错，但这只是教育的基础内容，最终目标还应该是解放思想。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一文中说：“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的。……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2]如果把最终目标比作“道”，则教育内容就是藉以求道的“阶梯”，而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就是因为人会思考自身及万物。所以，学校培养的学生如果都是不会思考的“爬虫”，则此教育行为就是失败的。

过去，经常会听闻有许多老者在晚年著文，回忆自己的教育历程，对那些曾给予自己思想助益的教师或校长，都会致以深深的敬意。由此可见“思想”对教育的重要性。

然而，现在却有个别大学校长不去思考教育本质的问题，反而一味迎合世俗，为塑造亲民形象频频作秀，难免为人所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在2010届学生毕业典礼上一改官话、套话、空话式的宣传和说教模式，使用网络语言进行亲情演说。这本是一次值得称道的创新演讲，却不想成为一些著名大学校长效颦、跟风的对象。对此，有学者指出，毕业典礼毕竟不是春晚，“校长不应该忘记教育人的责任，因此在庄严的场合不能过分地媚俗。”[3]其实，校长的亲民形象何需塑造？需知，一旦塑造，就有虚假！

与狂飙网络语言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哈佛大学校长在2011年学生毕业典礼上意味深长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但教育并非仅仅是针对个体的行为。教育对人类进步及公众利益影响甚大，这种影响在今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重要。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在哈佛大学所做的反映了我们对教育责任的基本理解：即教育每一位学子懂得信息与智慧的不同；教育他们提出问题，并为解决世界的问题贡献自己的学识；教育他们学会把社会的现在放在历史语境下，从而更好地规划未来”。[4]哈佛大学校长的话既阐明了哈佛大学的教育目标，又有意义深远的教育思考。从这些话语中，笔者似乎有了一种重温王右军《兰亭集序》“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的感觉。当然，教师崇敬那些有思想的大学校长，却并非要每一位校长都作托腮深思状——那岂不又变成作秀行为？

其实，真正能给人以思想启迪的，是教师或校长不经意间的言行。如果多年以后，有学生追忆某教师或某校长的某段言辞曾给予了自己莫大的启迪，而求证于教师或校长时，教师或校长可能会问：“是吗？当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吗？”这种启迪学生于无形之中的境界，尤其令人乐于称道。

二、教师期待懂教育的校长

即使教师不奢望每一位校长都是教育家，但至少希望每一位校长都懂得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学校是进行教育的场所，校长是教育实施的总体策划者，只有懂得教育、热爱教育的人，才能满怀热情地投身到教育事业中，将“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传承下去。

清末民初的许多教育家抱定“教育救国”的思想而从事教育事业，就是因为他们坚信，有了优良的教育才能有优良的民族。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也曾说过：“大学通过研究和培养出的学生，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的大学会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反过来这也会提升大学的质量和大学的声誉。”[5]然而，现在大学教育中掺杂了太多的功利主义思想，有些校长在毕业典礼或其他一些场合着力强调学生应去适应社会，使大学逐渐变成了职业技能的训练场所，一些大学更以就业率来评价自身。学生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变成了仅仅是为了取得在社会谋生的一纸文凭，至于读大学的目的和高等教育的意义，全然不去考虑，这也使得大学校园失去了追求真知、涵养性情的优雅和从容，助长了世俗之气与浮躁之风。

1955年秋，乔健先生在台湾大学读完历史系一年级后，转入了考古人类学系读大学二年级，原有的九位同学除一位休学之外，其余都转到其他系去了。于是从二年级一直到毕业时，乔健先生这一班便只有他一个学生。人们都说考古学太冷僻、太无用，就业困难。这也引起了乔健先生的思索，以至于常常和别人谈论读大学的目的，“于是我渐渐发现在大学里有太多的实际，也有更多的幻想。面包与理性对峙，肉食与梦幻混杂”。[6]在当时的台湾，尚且有人跟乔健先生讨论读大学的目的，可是反观今日的大学校园，还能够听到这样的讨论吗？

如果校长还在一味提倡大学生要适应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那就会造成今日大学校园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如果一个大学校长不先于一般教师和学生去思考教育的真谛，那大学教育未来的出路将不容乐观。

三、教师期待有学问的校长

学校教育的基本研习内容是知识与学问，则有知识、有学问的人理应作为一校之长的最佳人选。即使教师不能奢望每一位校长都是满腹经纶的学者，但至少希望校长能够做到尊重知识、尊重学问、尊重学人。

张楚廷先生在谈到校长的学识时说：“校长不一定是学校最有学问的人，但一定是学校很有学问的人。此外，校长对于做学问的态度、对学者的尊重是最重要的。在学问的问题上，校长尤其忌讳武大郎开店；校长特别关注的是那些比自己更有学问的人，尊重他们，依靠他们，这样，学校才会真正繁荣。”[7]这是多么真诚朴实的话语啊！如果每一位校长都是如此，那么，中国的教育何愁不兴盛，中华民族何愁不昌达？

可有些校长，却在大干或包庇纵容有辱斯文的事，比如在得知有人举报自己学校的教师有剽窃等不良行为时，不仅不采取措施遏制这一不良现象，反而百般纵容，竭力遮掩，或者用一句“剽窃是个人行为，与学校无关”之类的话来推卸责任。其实这种行为已经不是爱护教师，而是姑息养奸；不是尊重知识，而是戏弄学问；不是维护学校声誉，而是挑战社会正义。

有些学校则成了校长培植私党的地方，比如对自己所属的学科和专业，极力扶持，而对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发展进行压制；有时即使不是有意压制其他学科，可是片面地发展自己所属的学科，在客观上也限制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作为校长应该有全局的观念，而不应该仅仅从一己之私利出发。过去，时常听闻一些先贤邀请自己的论敌到自己的学校就职或讲演，但在今天，却极少能够看到这样的古风。

张楚廷先生还讲到对学人的尊重。“学校既然是做学问的地方，做学问的人的地位当然第一。做到这一点并不稀奇，没有做到反而稀奇。有一次坐校车，我对司机师傅说：‘请你给院士开车特别注意安全，比给我开车的安全更重要，我作为校长撞死了，上午撞死，下午就可再任命一个；院士撞死了，不知多少年才能再生一个。’司机听说之后并不完全赞同，他说：‘像你这样的校长也不知道多少年才生出一个’”。[8]读到这里，笔者竟不禁流下了眼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具体行动上。有这样一位尊重知识、尊重学人的校长，不仅是国之幸事，亦是民之福祉。

四、教师期待清廉的校长

“清廉”，向来是衡量官员的一项标准。张楚廷先生说：“校长不是官”，笔者也深表赞同，那又为什么拿衡量官员的标准来要求校长呢？主要还是因为在现在的大学里，有校长在管理各类名目的基金款项时发生过监守自盗的事件。比如武汉某大学校长东窗事发，但这仅仅是被揭出的一个事件。

言及此，不由得让人想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月涵）先生。梅先生不仅因为其《大学一解》以及他对教育的理解而为人所称颂，其治校的人格魅力也时时为学人所缅怀。梅先生一生积极倡导和践行民主、科学，他清廉自守，一心为公，力主教授治校，其民主作风为广大清华师生交口称赞。朱自清先生曾评价说：“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我们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9]

1955年，梅贻琦应邀到台湾筹办新竹“清华大学”，并担任校长，后又兼任“教育部长”和“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可是却无力汇钱给滞留在美国的夫人韩咏华。一生倔强要强的梅夫人在62岁时开始到外面打工，“先是在一家衣帽工厂做工，后转一家首饰店卖货，继之经人介绍到一家医院做护工，最后转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生活极其艰难。1959年，‘清华’校友阎振兴从美国赴台，曾谈及在美国的韩咏华：‘我曾经探望过梅师母，生活太苦，必须跟梅先生说，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说着眼中就充满了眼泪。梅贻琦得知后，认为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而新竹‘清华校区’的建设正在关键时刻，自己还负有‘教育部长’的职责，应酬极多，心力交瘁。更为难的是，梅贻琦的居处是台北‘清华办事处’办公室，没有自己的私人住房，只有等新竹‘清华核反应堆’建成，自己辞去‘教育部长’之后才能有安家定居的打算。”[10]梅贻琦先生“一生廉洁奉公，个人生活十分简朴。由他掌管的‘清华基金’虽相对雄厚，但他从不苟取分文，临终时没有遗产，连住院医疗费都无力支付。在他住院期间，病榻旁仅有一只手提包，在他去世后发现，里面竟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旅美清华老校友林公侠先生说：‘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11]

五、教师期待不愿当官、“不打折扣”的校长

这是借用徐复观先生《对学人的尊重》一文中的说法。徐先生说：“1928年，胡、陶赶走了唐生智，取得湖北省政权，很快便电请北大教授王世杰先生当教育厅长，王先生自己不干，另推荐一位在清华教书的刘树杞先生当厅长，而他自己去当武汉大学校长。这即说明，在正常心理状态下，大学校长的地位，比教育行政主官的地位更重要。教育行政主官的地位，不得已而可以打折扣，但大学校长的地位不应打折扣。”[12]

大学校长的地位比教育行政主官的地位更重要——这是徐复观先生的认识，也是广大有识之士的认识。只可惜如今依然有校长参悟不透此中道理，会为“荣升”至部、厅级单位而整日“跑部里、泡厅里”。记得有位研究教育的学者说过，现在的校长大多是官员，而非教育家。笔者听闻此言，甚感心酸。

张楚廷先生说：“曾经，在一个县里，一个乡里，最受尊敬的就是那个县中或乡中的校长，在一般老百姓心目里，县中或乡中的校长就是学问的象征、文化的象征、人格的象征，就是文明的代表、智慧的代表、未来的代表。无论老百姓还是朝廷里的人尊敬校长都不是因为校长是‘官’，而是因为校长代表着社会的良知。”[13]楚廷先生所言的校长，包括了各类校长，他道出了一个事实：人们曾经尊崇过校长！而更让人感到敬佩的是，人们曾经尊崇过的校长们，也同样有着值得令人尊崇的品格。例如，梅贻琦先生的弟弟梅贻宝，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遭日寇封闭后，被燕京大学临时校董会推举为燕大复校筹备处主任，在大后方着手组成精干班子，开始千头万绪的复校工作。“时值抗战中期，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在此情况下，筹集经费，寻觅校舍，延聘名师，迎接自沦陷区千里迢迢历经艰险奔赴成都的燕大师生，招生复校工作十分繁重。梅贻宝遵循张伯苓老校长（梅贻宝系南开中学毕业）‘我为自己向人求告是无耻，我为南开不肯向人求告是无勇’的训示，鼓起勇气发动‘求告’。”[14]由此可以看出，校长的重要，并非一二名教育主官所能胜任，而在梅贻宝先生的身上，也看到了南开大学前校长张伯苓老先生的人格魅力。

但愿张伯苓先生“我为自己向人求告是无耻，我为南开不肯向人求告是无勇”的训示，也能成为当代校长们的座右铭。

参考文献：

[1][7][8][13]张楚廷.我怎样理解校长[J].武陵学刊，2011(3):128—132.

[2]爱因斯坦.论教育[M].方在庆、韩文博、何维国译.爱因斯坦晚年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大学校长狂飙毕业致辞“根叔”风格持续发酵[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7/19/c_121686221.htm,2011-7-19.

[4]哈佛大学校长在2011年毕业典礼上讲话[OL].http:///read-htm-tid-481999.html.

[5]约翰．汉尼斯.如何衡量和培育大学的卓越[N].光明日报,2011-5-3.

[6]乔健.冷门里的大学生活[A].老照片(第11辑)[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47-55.

[9][11][14]梅祖成.梅氏五兄弟[A].老照片(第11辑)[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26-34.

[10]周文业.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A].老照片(第77辑)[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1-14.

[12]徐复观.对学人的尊重[A].中国知识分子精神[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5-236.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