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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极致的道德底线

发布时间: 2022-04-13 08:38:14 浏览:

zoޛ)jiMtu5u}M}}}}o饨ky计划?他是想邀请波尔参与纳粹的研究还是想打探盟军的研究进展?他们的谈话到底对核武器甚至世界格局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海森堡过分谨慎的表达反而使波尔以为德国在制造原子武器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这进一步导致了英美加快了研制进程?“哥本哈根会面”在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而多年后波尔和海森堡对于这段历史的说法又各不一致,让这次会谈更加扑朔迷离。

话剧《哥本哈根》正是基于这段历史进行的艺术创作,想探讨出当年的海森堡为什么要到哥本哈根见波尔。以详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创作的戏剧历来少见,而更少见的是这个戏获得公众层面和科学工作者的很高评价。1998年这部戏在伦敦国家剧院首演,之后上演了300多场,2000年起它登陆美国的百老汇,也上演了300多场。2003年《哥本哈根》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目前在国内已巡回上演了100多场,观众10多万人次,2007年在厦门大学的演出中,创下了一场3500名观众的纪录,不少学生因无座而站立观看。

扮演海森堡的国家一级演员梁国庆认为,《哥本哈根》的迷人之处在于它非线性的戏剧结构,不遵循基本的逻辑,没有时间、地点,完全靠演员的表演和观众来同时复原事件。而这出戏之所以获得如此多的赞誉,因为它成功调动了观众的付出、智慧和思考。每当剧中人物认为他们对1941年会面的解释不正确时,就会要求“重写一稿”,让故事不断地从头开始——像是科学试验的一遍遍重复,又像不断在剥开原子内核去探求微观世界的真相。

虽然戏中涉及了很多物理学知识,然而在作者的巧妙叙述和比喻之下,这些物理学概念并没有成为普通观众的障碍。不过尽管如此,该剧中国版的导演、国家话剧院副院长、中国首位戏剧学博士王晓鹰最初还是看了三遍才看懂剧本。所以每次演出前,王晓鹰都要向观众介绍《哥本哈根》的创作背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

每个人包括波尔和海森堡,对事件的理解都带有极强的主观性,身处战争中的原子物理学家之间已经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哥本哈根》是讲科学家的良知与爱国主义的冲突吗?剧中的波尔说对海森堡说:“以为一个被强大邻邦蹂躏的小国之民们不会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是一个易犯的错误。”海森堡也说,“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爱国。”战争中的科学家是应该为自己的国家,还是为正义抑或全人类的命运考虑,这是个两难的命题。

是讲科学的伦理吗?“奥托·汉想要自杀,因为他发现了核裂变,他能看到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顶尖的科学家和顶尖的艺术家很相似,他们拥有最自由的心灵,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和敏感,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并做到极致。然而就像原子科学的发展一样,科学家们对事物极致追问所产生的后果却不一定是他们所乐见和能承担的。在民主国家的核物理学家们在没有任何来自上层压力的情况下,竟集中了全部精力来从事核弹生产,这也许是“正义”的鼓舞,也可能是难以拒绝研究良机。然而在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平民后,很多科学家不断地受到良心的谴责,包括曾签字支持美国研制原子弹项目的爱因斯坦。在战后他们积极投身到要求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中去,这其中也有波尔和海森堡。量子科学的发现再一次“将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然而任何一项新的技术和发现都是一柄双刃剑,在创造便利的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中国第一个民营剧场蓬蒿剧场的创始人王翔可能是全世界《哥本哈根》最忠实的粉丝,从2003年至今,他已经看过46遍,还曾经自己花钱一次性邀请60多位朋友去看。在他看来,“这部信息量巨大的戏是在讲生命现象中最神奇、又是最困扰的那一部分,那是一个终极悖论——生命要不要充分表达,又如何避免毁灭。” 这种人文关怀正是我们目前的社会所极度缺乏却又极度渴望的。

虽然艺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关心这些问题显然会得到公众共鸣。在这个信息如洪水般汹涌的时代,互联精神空前强盛,世界仿佛一下子被彻底沟通了,但是人们却似乎陷入了更大的未知恐慌和内心孤独的尴尬空间。“一切非常可能得以幸免,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那永远无法定位及定义的事件,那万物本质上不确定性的终极内核。”《哥本哈根》的犀利追问让观众在审视历史的同时,更多的则是在反思身处技术空前发达的时代,我们的情感出口和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而这种反思没有答案和尽头,所以这部三个“灵魂”上演的话剧才会在观众心中激起如此巨大的情感震撼。

早在人们发现用谷歌搜索无所不能的同时,就骇然知道它搜索我们更加无所不能,在它——其实是在世界面前,你比赤裸裸还无地自容,内心和生理的隐私无处藏身。谷歌工程总监、哲学博士Damon Horowitz,也是话剧《哥本哈根》的粉丝,不久前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他鼓励大家遇事时用穆勒和康德的建议来做决定。尽管在这个缺乏思考却功利过剩的时代里几乎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他依然坚持“与道德框架相比我们更注重所需的设备,而我们更应该用道德框架来指导我们的决定”。他坚持认为技术产业都不应该“只建立东西,而让其他人为道德规范担心”,毕竟世界上最邪恶不是不良意图,而是意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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