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任何组织都有特定的组织文化，即被组织成员共享的某些共同理念以及外化的行为特征、规则和认知符号。作为政治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其组织文化集中体现为党的作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归纳出来的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就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文化。从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入手对党的三大作风进行理论辨析与反思，对更深入地理解党的三大作风、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
关 键 词 组织文化 党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
作 者 1周建勇，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2 朱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副校长。（上海 20023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执政党治党理政比较研究”（12&ZD078）、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11CZZ012）
现代管理学认为，任何组织都有特定的组织文化。所谓组织文化，是指基于组织的特质而为组织成员共享的某些共同理念，以及基于这些理念而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规则及认知符号。有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组织文化存在着多个层次：最深层的是共同假设（shared assumption），它代表对现实和所赋予的人之本质的看法；其次是价值观，代表着集体的价值取向；第三层次就是行为特征；最表层的组织文化就是符号或象征，如logo之类的物品。[1]还有人甚至认为，组织文化就是组织本身，没有可以脱离文化而独立的组织。[2]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自然也有其组织文化。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作风，即基于政党核心理念的、党员在政治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行为特征，构成了政党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归纳出来的党的三大作风，就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文化。
党的思想路线的简洁表达：理论联系实际
对任何组织来说，认清外部（客观）世界是形成正确判断、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一个企业只有在明晰瞬息万变的外部市场后，才能正确决策、赢得先机、战胜对手。同样，正确地判断政治局势，是政党制定成功的政治纲领、方针和策略的前提，否则，政党将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应该就是当代管理学所谓的“共同假设”，它是组织文化中最深刻的内核，是政党组织最具决定性的制胜之道。
中国共产党是特别注重意识形态指导作用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这样的政党来说，如何正确地处理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从党的实际斗争历史来看，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当作中国革命教条的倾向，其危害最大，因为它不符合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自然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佣人，而工农干部不容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3]。
正是在反思早期革命者奉行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对这一思想路线的通俗化表达。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理论和实际相统一，而非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原则，是对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实事求是。“所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向导。[4]而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通俗化的说法把“在党内初步确立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5]进行了精炼，让全体党员更加便捷地掌握这个思想方法的要点。当然，这条思想路线最终为全党接受，也经历了很长的时日。任弼时就曾坦承，自己过去对毛泽东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以为然的，认为这种观点轻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说：“过去的二十一年，虽然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但是真正自觉的认识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要密切结合的重要性，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6]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根本上就在于切实掌握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三大作风中，毛泽东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第一条，放在第一位，就是基于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和他个人的切身体验。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非从本本出发、从教条出发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道路。但“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都从反面证实了不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联系，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党的核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密切联系群众
“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价值取向的高度概括。”[7]任何组织都有其核心价值：盈利性组织的核心价值是获得利润，政治组织的核心价值是代表特定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并将其转换为具体的政策。不同类型组织的核心价值不同，表现出的组织文化样式也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党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必然要求党的全部活动都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作风。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对这一点有着非常明确的自觉意识。如中共二大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8]也正是在深入群众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很快认识到：“民意分布广泛，它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体现。”[9]只有关心群众的利益，才有可能获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因此，“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10]。最早创建并领导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很早就指出，群众的利益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不了解群众的具体诉求，就无法真正代表群众利益，从而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诞生，就是党领导的军队关注群众实际利益的一个典范。
要真正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党员就必须具有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这是一个确凿的历史事实。比如：早期的知识分子党员为了接近工人农民，毅然脱下长袍，进入工厂农村，用几近“清教徒”的刻苦和奉献精神，学会了工农群众的语言，与他们交上了朋友，并通过建立学校、工会、农会，奠定了自己最初的群众基础。根据地的党组织，不断根据群众的反映，调整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从简单的土地国有，逐渐演变成了包括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诸多具体原则的政策体系，从而获得群众的拥护。不能脱离群众，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抗战以来每个党员最刻骨铭心的信条。
在密切联系群众、实现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进一步感受到了人民群众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成为许多党员的最深刻的个人信念。这种信念又成为他们更加注意联系群众、更加尊重群众智慧的内在动力。因此，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即“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1]不具备这种作风的党员干部，便无法胜任自己的职责，甚至无法获得生存。严酷的斗争环境，适者生存的选人用人机制，以及党的领导机关的不断教育，使得密切联系群众最终成为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的自觉信念和行为准则，成为党的基本工作作风。也就是依靠着这种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的工作路线，让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服务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的大局”[12]，也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就是党的宗旨或者核心价值观的必然产物。执政以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我们的工作就能够做得更好，反之，脱离人民群众，我们的工作就很难展开，甚至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
协调组织内部关系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
组织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特定的组织内权力关系。恰当的组织文化，是有效协调组织内部权关系的重要润滑剂。以夺取政治权力为指向的政党更是需要有自己的组织文化，以实现组织的团结和凝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政党。从内容看，民主集中制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严格的下级服从上级的中央集权制。党员和组织、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是垂直领导关系——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组织，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均服从中央；第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均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13]。在这种体现着高度民主而又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中，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内部关系的文化，正确地处理上下级关系以及同级关系，化解内部冲突，防止组织分裂，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目标，必须坚持自我批评为主的原则。它要求共产党员必须视自己的缺点为敌人，首先要敢于在党内自我解剖，检查反省自己的不足，同时要抱着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开展互相之间的批评或思想斗争。没有这种首先反省自己的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制的各级组织，将很难避免因成员各执己见而产生的分裂，也很容易使寻常的意见分歧演变成无穷尽的个人意气之争。提倡自我批评，从本质来看，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社会精英必须重视反省修身的继承和发展。不同的是，传统的修身强调个人自觉的内心体验，而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则更强调这种反省的某种公开性，即自我批评必须在一定的集体空间中进行。因而毛泽东断定，“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它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14]。
延安整风以后，这种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成为了全党的共识，并被写入了党章，非常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凝聚力。作为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此自然有着更深切的感受，因而非常睿智地将这一处理党内关系的准则，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坚持得好，我们党的事业就能够顺利发展，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无不证明，如果党内缺乏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给党带来的灾难将是极其严重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文化的重要显现，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最具活力的“生命要素”，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所必须的。但是，正如所有组织的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一样，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优良作风，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逐渐养成的结果。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复地进行党内的教育培训，以及坚持正确的用人选人方针，是三大作风最终得以确立的根本途径。而更重要的是，组织文化绝非一旦形成就会一成不变。因为，组织文化的核心是特定的理念、价值观，而随着形势的变化，组织目标的变迁和组织成员的更新，观念的流变往往难以避免。
革命年代确立的三大作风，已经证明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执政条件下，我们更加离不开这三大作风。执政党的地位和使命给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共八大全面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内涵、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并特别指出，党在执政条件下，脱离群众的危险和可能的危害，都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在党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贯彻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是长期的斗争。建党90周年首次提及“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四个危险”的论断振聋发聩，它不仅点出了当前全党面临的现实危险及突出问题，而且是对全党的一个庄重严肃的风险提示、危机提示。
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用制度来加强、保障作风建设。此外，还要加强教育。不良作风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这也就意味着，党的作风建设肯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随时注意不断地强化。
参考文献：
[1]D. 赫尔雷格尔等，俞文钊等译.组织行为学（第9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22-824.
[2]丹尼斯·姆贝，陈德民等译.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4][11][1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19、801、899、1096.
[5]张书林.九十年来党推进自身建设的历史考察——以九十年来党的建设布局结构的革新为分析视角.天府新论，2011（3）.
[6]任弼时.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笔记. 党的文献，1992（2）.
[7]周向军、王瑜、高奇.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六大关系.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8][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90、166.
[9]王高贺.民意的厘清与界定.天府新论，2013（2）.
[12]范进学、张玉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在逻辑的梳理.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0）.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07.
编辑 阮 凯
相关热词搜索： 三大 阐释 作风 角度 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