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同步辐射加速器
1988年6月，陈履安调任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由原成功大学校长夏汉民接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任期1988年6月-1993年2月），同时兼任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顾问组召集人，这也是第一次有来自台湾南部地区的科技专家担任科技主管部门首脑（当时通常认为台湾南部地区院校的科技水平要远低于北部地区），而且也是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至台湾后，首位岛内自行培养的科技人才主掌台湾科技主管部门。
这一时期，台湾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已走过从无到有的初始阶段。由于经济发展搞得好，岛内各研究机构经费充足，科研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基本研究设施完备，培养的科学人才数量逐年增多，科技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开始进入跨越阶段，把目光盯向全球科技发展前沿，选定重点扶持项目，推进尖端科技发展，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首先选中的目标是建造同步辐射加速器。这是一种能够产生带电粒子同步辐射的大型科研设施，当接近光速的带电粒子在圆形轨道中运动并受电磁场作用发生偏转时会发出同步电磁辐射，可以用来研究物质的原子和分子结构，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艺学等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例如用同步辐射衍射光对物质表面晶体生长过程中产生的纳米级量子阱的体积进行分析测量，以了解其光电特性，用于研发新型半导体器件；通过X射线小角散射研究在常温、常压下合成具有溶水性和极好韧性及强度的蜘蛛网丝组成结构，以制造更坚固耐用的防弹织物；用同步辐射的高亮度光束研究酵母功能蛋白质的结晶体结构，以更好地了解导致人类克雅氏病、疯牛病的神经作用过程和发病机理，用于诊断和治疗。
在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已有很多国家和地区拥有这种大型科研设备。大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已建有北京同步辐射装置，1984年11月又开始建造新一代同步辐射光源，即坐落在安徽合肥中国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内的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
建造同步辐射加速器这类大型科研装置和设施与研制普通科学仪器有很大不同，也有别于一般的科研项目，其特点是科学技术意义重大、影响面广，同时建设规模大、耗资多、建设时间长，且技术复杂，需要在建设中研制大量非标准设备，其产出是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而不是直接的经济效益，建成后要通过长时间稳定的运行、不断发展和持续的科学活动才能实现预定目标，从立项、建设到利用的全过程，都表现出很强的开放性和国际化的特色。
当代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科技竞争主要表现在若干前沿领域的突破能力，因而都离不开大型科研装置和设施的辅助与支撑。这类重大科学工程既是开展基础研究的重要手段，也是基础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是其综合科技实力的体现，而且是其他学科和工程技术发展的带动力量，同时还是凝聚精干科研群体和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基地，以及进行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窗口，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外，大型科研装置和设施还是众多高新技术的源泉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是大量高技术的集成，在装置的建造和利用过程中，往往需要发展新型技术或把已有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
要建设这样大型的科学工程，其大型关键科研装备的性能和工艺水准不仅要能够适应科学发展前沿的需要，而且要在今后10～15年之间，仍然能够在世界同类装备中处于先进水平，并且具有特色。由于大型关键科研装备前瞻性的需要，其实施必然是高起点的。但是这种高起点装备又不可能全部引进，必须结合自己的优势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因此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是一项跨学科、跨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
早在1978年9月，时任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自然科学发展处处长”林尔康和台湾物理学会理事长郑伯昆共同参加在瑞典举办的国际物理与应用物理学会大会（IUPAP），听到外国科学家解释利用同步辐射加速器取得的科研成果时，就曾合计推动此类大型先进设备的计划，以此提升台湾的科技水准。当时吴大猷对台湾科学发展进度缓慢相当不满，认为应该投资更多的经费。他反覆说：“现在政府很有钱”，并指示郑伯昆撰写申请设立同步辐射研究中心的建议书。
但当时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及岛内科技界普遍认为，建造这类大型科技装置不仅费钱，而且只能让少数人占用，不会真正促进台湾科技进步。
直到1981年1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召集岛内专家学者讨论未来物理学可能的大规模研究方向时，有人重新提出将同步辐射研究作为选项之一，成立同步辐射兴建可行性研究小组，开始进行调研，了解到建造同步辐射装置费用至少需要2500多万美元。而当时台湾一整年的科研经费加起来也不过约十几亿元新台币，分给研究设施建设方面的不过3亿多元，仅约合700余万美元（当时1美元约合44元新台币），根本不够。
尽管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很多人在讨论该怎么推动，是否可行？但是，台湾从未有如此大型的计划，经费又庞大，推行的难度可想而知。
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顾问组召集人李国鼎直接了当地表示反对，认为当时岛内科技在质及量上尚没有达到急切需要如此高科技设施的这一步，不如发展较为实用的应用科学，用小额的预算充实现有的研究设备如电子显微镜等，一样得到好结果。甚至外籍科技顾问也写了不少理由说“NO！”不同意拿出如此多的经费来建造这么贵、且很少人会用到的设施，赞成者只是极小的少数派。
积极推动此事的旅美物理学家浦大邦教授找到刚回台湾不久，正在忙着筹建中研院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的李远哲，共同拜访岛内“大佬”，商讨推动建设同步辐射装置的对策。他们先找到核能主管部门负责人阎振兴。但他说，这么大的计划，不是单靠我们科学家就能推动的，一定要时任台湾领导人的蒋经国点头同意才行。
其后，经浦大邦居中协调，邀请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建雄夫妇于1983年3月访问台湾，希望藉由他们二人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来说服蒋经国。袁、吴二人也认为建造同步辐射加速器对台湾科技发展很重要，于是在拜会蒋经国时，向他讲起同步辐射加速器的种种好处，包括能因此吸引旅居海外的科学家回台湾工作，使岛内学生受到一流学者的指导，可以借此快速提升台湾的科技水准，在岛内培养出一流的年轻学者，使他们能和欧美发达国家竞争；到了下一代，台湾不必再靠“进口”来自海外的科学家，也不用再“出口”年轻学者到欧美日“加工”成博士。
袁、吴两位还特别提及大陆方面正在酝酿建造的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等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及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雄心，再加上吴大猷、李远哲等人的游说，终于让蒋经国点了头，下定决心，建！李远哲后来说当时台湾科技界是“强人政治”，就是指此事。
1983年7月，时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孙运璇宣布设立同步辐射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直接受行政主管部门领导，聘用袁家骝任负责人，吴健雄、邓昌黎、丁肇中、李远哲、吴大猷、李国鼎、陈履安、蒋彦士、阎振兴等担任委员，负责指导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兴建工程的进行与组织的建立。1986年3月，同步辐射研究中心筹建处正式成立，负责建造同步辐射加速器和土木建筑，同时进行相关人才的培训。
夏汉民接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后，理所当然地兼任起筹建处主任一职，为此花了不少时间进行研究，参访外国的科技重镇进行观摩考察，推动兴建同步辐射设施的相关计划，同时延揽七、八位有经验的海外科学家来台湾，以及派人到外国学习受训。
该设施地址选定在新竹科学园区内，占地15公顷，于1986年8月破土动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小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加速器，包括注射器、传输线、储存环及光束线四部分，注射器部分包括电子枪、5000万电子伏特的线型加速器及13亿电子伏特的增能同步加速器。一期工程于1989年上半年完工，二期工程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1992年完工。1993年4月，加速器试车成功，成为亚洲第一座第三代同步辐射设施，同年10月举行光源启用典礼，次年4月开放三条光束线，供一般研究人员从事科学实验。截至1998年底，共有8条正常运转的光束线，来自岛内外学术研究单位2272人次使用该光源，开展538个物理、化学、材料、生物、微机械等领域的相关实验。
不过，由于设计建造多极增频磁铁和增频磁铁时技术经验不足及为了省钱，该加速器使用了永磁铁而非超导体，电子储存环的磁场能量最高也只达到15亿电子伏特，因此实际上该设施只达到比普通第二代同步辐射加速器略高的水平，X光亮度大幅落后国际先进设施。尽管后来极力弥补，仍留下诸多遗憾。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台湾不得不借用日本第三代大型设施Spring-8的光束线来进行X光领域同步辐射实验的原因。
制定太空科技计划
航天设施也属于大型科研装置，不仅包括航天器（如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包括地面卫星信号接收站、卫星管控系统、卫星图像或资料分析解读，以及卫星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等技术研发。
由于夏汉民本人过去曾研究过热传导、对流及辐射理论与实验问题，包括阳光照射在航天器上的温度分布等，故对发展台湾的太空科技计划很感兴趣。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有外国学者向台当局建议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但一直遭到立法机构的搁置，因为当时台湾全年的科研预算也仅够制造两颗小型卫星，但不可能别的什么事都不干，专门发展航天。
到80年代，由蒋经国发动的“政治革新”运动在岛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澜，1987年7月，台当局宣布解除从1949年5月开始实行的戒严，实施“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许多长久以来政治上的禁忌开始被突破。1988年蒋经国去世，引起岛内人心不安。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希望提振士气。岛内各界也提出不少建议，其中一项便是发展卫星。
1989年夏天，正在美国TRW航天与电子系统公司工作的美籍华裔工程师戴广勋从报纸上看到李登辉希望台湾发展太空科技，便建议TRW公司太空技术部总裁戈尔登（Dan Goldin，后任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亲自到台参访，并拜会相关官员，认为TRW公司应争取协助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发展太空科技的机会。
夏汉民接下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一职后，随即受到各界敦促，期望他能做一两件鼓舞民心的大事。因此他在1989年底完成制定为期15年的“台湾太空科技发展长程计划”。
不久之后，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组成台湾太空科技规划委员会，慎重审查此项计划。从1990年到1991年夏天，规划委员会举行多次会议，决定以6年的时间完成第1颗卫星的研发，在计划初期仅研制一颗简单的小型科学实验卫星，不涉及运载火箭研发及发射，故经费只占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当时全年预算的十分之一左右，奠定技术基础后再发展实用型卫星。此选择的考虑系基于，一则可结合那时在岛内已开始的科学研究计划，二则可与国际太空科学研究接轨，以减低对外合作的阻力。1991年秋天，该机构向行政主管部门呈报“国家太空科技发展长程计划”并获通过。
然而不久，新上任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郝柏村即对前任李焕核定的该项计划予以否定。接着，夏汉民又面临立法机构的强烈质询，学术界的正反意见也激辩不休。但夏汉民认定，太空科技计划有其必要性。当时全世界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开始研发太空卫星，而台湾也正面临建立大型高科技研究装置和设施的好时机，若是发展太空卫星计划，会有9倍的衍生效益产业，更有3万多项太空衍生产品可落实于民生用途，并提升高科技的研发能量，因而极力主张推动太空科技计划。
不过他也认为，台湾发展太空科技应注重实用而非规模，并以有限资源做最有效的运用。经过夏汉民等人的不断游说，化解阻力，甚至以辞职相抗争，最后终获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卫星研制计划自此展开。
为落实太空科技计划，夏汉民于1992年邀请美籍华裔科学家戴广勋及戎凯来台湾担任太空计划室筹备处的正、副主任。后来考虑到戴广勋是外籍，又临时换上台湾科学家徐佳铭为太空计划室主任，戴广勋改聘为高级顾问。在德国普朗克研究所工作的叶永烜也受邀回台担任太空计划室的首席科学家，主持第一枚卫星的设计工作，并陆续聘请20余位海外航天专业人才，分别在该筹备处担任总工程师及总系统工程师等职务，充实台湾太空科技的研究基础，培养未来参与卫星系统设计及研制的人才。
1994年12月，太空计划室筹备处迁入新竹科学园区展业一路新址。1996年10月，卫星整测厂房建设完工，开始设计研制“中华卫星1号”，同时选拔多名优秀年轻科技人才，送到美、法太空科技机构进行培训。
台湾太空计划是以卫星系统及其应用技术研发制造为主，“中华卫星1号”为低轨道科学实验卫星，以地表遥测与高层大气科学研究为主。“中华卫星2号”将以气象及太空大气观测为主。根据叶永烜的意见，卫星除了担负太阳物理科学探测任务外，也肩负海洋水色的探测以及卫星通信的实验任务。在研发制造的过程中，太空计划室与海外有经验的人造卫星厂商合作，共同研制，并进行组装测试，而岛内厂商也参与研制其中部分元件。
1994年4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与美国TRW公司签订“中华卫星1号”本体（也称仪器平台）制造协议；同年12月，与美国联合讯号工程公司签订地面系统协议；1995年5月，与岛内厂商签订5项台湾自产元件协议。1997年5月，“中华卫星1号”本体自洛杉矶运抵岛内进行整体测试，同年10月完成卫星本体与三项载荷性能测试，1998年1月完成卫星系统整合测试。1999年11月27日，台湾参与设计、制造和测试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美国运载火箭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代表台湾正式踏入太空科技的新纪元。
打造世界级的重点实验室
夏汉民任内的另一得意之作是打造台湾世界级的所谓重点“国家实验室”。
台湾的这类重点实验室，有别于普通的实验室，而是符合国际水准、具高质量及特殊功能、可以共同使用的大型公共实验研究设施，主要从事一般大学、研究所或企业无力开展的世界尖端或前沿科技领域，以及与岛内民生有关的重点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全社会提供研发平台，达到研究资源共享。通过这类重点实验室，可顺利推动岛内特殊的科技任务或长期发展的科技计划，许多靠个别研究人员无法解决的研究课题，也可藉由这类实验室，集合众多相关领域的不同领域的研究学者共同努力、寻求突破。
此外，这些重点实验室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重视创新文化环境建设，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新型管理体制，从发展初期就坚持规范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实验室主任公开聘任制度、开放研究课题制度、定期评估制度等，实现实验室的科学管理和运行开放，为社会各界培育所需的专业科技人才，引导新技术产品开发，为岛内高科技产业发展铺路搭桥，力争取得突破性创新研究成果，引领台湾科技的未来。
这些实验室完全由台当局投资建设和出资运营，其研究人员初期皆隶属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公务员体系，2003年后转型为财团法人组织型态，即可通过承接企业委托的研究和实验分析，以及人员培训服务，获得一定的盈利收入。
1988年12月，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核准了台湾次微米元件实验室和台湾实验动物繁殖及研究中心的建设计划；1989年10月，又核准了筹建台湾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方案；1991年10月和1992年5月，先后批准了台湾高速电脑中心”和台湾晶片设计制作中心筹设专案。再加上先前的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和太空计划室，一共7个。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微电子技术一直引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让电子计算机变得体积更小、性能更强大、运行速度更快，让其他消费性电子产品功能更多、价钱更便宜、应用服务更广。也因此，使得微电子技术的研发工作更讲求时效，世界各国和地区都在相互竞争，台湾在这方面也一直努力追赶，岛内半导体晶圆和集成电路设计制造产业已初具规模。但由于研发成本昂贵，各个厂家难以单独承受，整合与分享研究资源成为学术界与企业界的迫切呼声。成立台湾次微米元件实验室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岛内适用的研究环境，希望能够结合全台湾微电子领域的所有专家学者，共同研发先进的半导体制程技术，并藉由对各大专院校硕、博士研究生的培训，培育学术界及产业界所需的微电子技术尖端人才，使他们一出校门即可投入生产行列，提升台湾微电子领域的研究水准，增加岛内集成电路产业的竞争力。
该实验室地址位于新竹市大学路。1988年开始建设，到1992年，共建成总面积为2245平方米无尘室（含10级无尘室、1000级无尘室和1万级无尘室等三种）建造，安装有80多部制程机台，提供学术界与产业界进行半导体材料及元件的前瞻性研发工作。1993年6月更名为台湾毫微米元件实验室，研究重点以硅基半导体元件及材料技术为主，侧重纳米级集成电路元件和纳米科技相关的制程。实验室以6英寸硅芯片的完整CMOS集成电路制程模组技术为基础，包括电子束直写技术、光学微影制程技术、前段与后段制程技术、材料分析及高频测量与电脑模拟等，并执行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研究与技术服务工作。
台当局1982年修订的《科学技术发展方案》，把生物技术增列为八大重点科技之一，还成立行政主管部门生物技术产业指导小组，1985年2月成立行政主管部门下属生物技术与制药产业发展推动小组，提出《发展台湾生物技术及生物工业方案》，牵头组织实施跨部门的大型生物技术研发计划，开展遗传工程、基因重组、融合瘤、组织培养、生物化学工程、血液科技、肝炎疫苗、农业生物科技方面的科研实验，也取得一定成果，然而由于缺乏基因遗传方面的实验科研设备及高素质的相关人才，导致生物科技一直发展缓慢。
早在1984年12月台湾中研院院士会议及1986年“第三次全台科技会议”上，与会人员均建议设立实验动物繁殖中心，因为实验动物在生物、医学及农学研究领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发达国家为确保科学研究及测试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对实验动物的饲养、繁殖及应用均有一定严格标准与要求。而当时岛内附设有供应实验动物的教学及研究机构非常分散，且因欠缺专业饲养条件，所供应的实验动物在质与量上均无法满足岛内研究人员的需求。1987年1月，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指示由科技主管部门主办，中研院与卫生主管部门协办该计划。
1988年10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将相关规划草案上报行政主管部门，同年12月获正式核准并下拨经费1亿元新台币。科技主管部门立即聘请旅美实验动物专家洪昭竹回台湾，主持该项计划及中心建成后的日常运营工作。
该中心建于台北市南港区中研院内，设计为两层共约7000多平方米的研究大楼，原定1989年6月动工，两年半内完工。然而，大楼刚开始兴建就遭到周围居民的抗议，担心饲养实验动物会产生异味或造成环境污染，加上多数人反对用动物进行实验，因此大楼地基才刚挖好，就被附近居民团团包围，要求停工迁址，这一下就停工了1年多，差点就建不成。
最终，由该中心副主任翁聪标亲自率人与附近居民进行耐心解释，让他们了解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制度经过重重把关，饲养环境甚至比一般人的居住空间更干净，才勉强化解民众的不满，让大楼顺利落成。1994年夏开始正式运营，最初每年生产小鼠162，750只、大鼠27，900只、仓鼠6375只、天竺鼠6，800只。自1995年至1998年，已供应全台湾各研究机构18万只无特定病原且遗传性纯正的鼠类实验动物。
由于台湾是地震多发地区，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提出建立一个综合性抗震研究机构，结合地质、地震预防、道路交通、土木建筑工程及社会科学等专家、学者工程师一道，共同开展相关研究。1989年终获台当局批准。
台湾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始建于1990年3月，最初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以专案委托方式，请台湾大学代为管理。筹备处位于台大应用力学馆二馆2楼，研究大楼及实验室的建筑由台大编列经费筹建，而强力地板与反力墙的建置、振动台、油压管路系统以及制动器等设备的购置则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提供经费支持。
1992年4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与宜兰农工专校签约，无偿使用该校土地，设立宜兰现地实验园区，设置地震工程现地实验工作站，在园区内兴建实尺模型供研究人员进行实验，分析结构物受震情况与抗震能力。
1993年8月，位于台北市辛亥路三段的研究大楼暨大型结构实验室开工建设；1997年7月，建成并启用三轴向地震模拟振动台；1998年11月，研究大楼暨大型结构实验室正式启用。
该中心的任务是开展有关地震工程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试验应用研究，提供实验室给建筑部门从事有关试验，进行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模拟，开展震灾勘查与国际合作研究，从而解决岛内工程界的抗震问题，并带动大型结构实验技术的提升，推动抗震工程设计技术的本土化及耐震工法的创新。
1991年1月，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了科技主管部门与教育主管部门共同规划的《建设台湾高速电脑中心五年计划书》；同年9月，该中心成立并进驻新竹科学园区研发六路新址；1993年2月，中心大楼完工启用，开始正式运营。
该中心的主要任务从事岛内高速计算科技研究、网络应用推广与人才培育，同时也是台湾与国际间高速计算与网络应用科技交流合作的窗口。中心拥有岛内计算能力最强的超级电脑IBM SP2 SMP，2000年经过升级扩充及系统环境建设，计算能量达到1710亿次浮点运算，居当时全球计算资源能量排行第76名。全中心总计算能量约为3500亿次浮点运算，可提供不同研究领域约500件研究计划使用。
该中心成立后，不仅成为全台湾高速计算应用的网络枢纽，也是岛内首个注重专业应用领域的服务机构，主要工作包括：建立宽带网络应用与技术研发环境，将台湾学术研究网（TANet）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高速研究网络连线，规划建立台湾实验网（NBEN），举办各类高速计算推广与应用服务研讨会与培训课程，接受产业界委托，为汽车、电子、资讯及半导体等企业从事电脑模拟技术研发，以及执行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与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重点科技研究计划，研发防灾与环保生态、计算生命科学、高效能计算核心软件平台、微系统电脑辅助设计与模拟、个人电脑丛集及网络技术等。
台湾晶片设计制作中心成立于1993年1月，位于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展业一路，紧邻太空计划室厂房大楼。1997年7月，鉴于科技发展趋势，更名为台湾晶片系统设计中心。其任务为培育集成电路芯片及系统设计人才，提升集成电路芯片及系统设计技术，强化台湾集成电路芯片及系统设计能力。
该中心的主要工作为协助岛内企业建立集成电路芯片及系统设计环境，提供各界集成电路芯片及系统设计雏型品的实验与测试服务，推动集成电路芯片及系统设计的产学研合作研究，并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推广至产业界，推动岛内外集成电路芯片及系统设计相关技术的合作与交流。
此外，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在1989年还启动了高温超导体研究计划，由于当时岛内没有这方面的科技人才，希望聘请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朱经武来台湾主持该项计划，但朱经武已接受美国政府拨发的巨额经费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夏汉民赶紧通过其他渠道，联系另一位极负盛名的超导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物理系教授吴茂昆来台湾。通过多次盛情恳切邀请，最终获得吴茂昆的首肯，不仅于1989年8月到台湾，同时还邀请多位海外知名专家共同参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的研究计划，对推动岛内高温超导体的研究产生极大帮助。吴茂昆2000年任台湾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2004年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
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1991年夏汉民又聘请大陆著名高温超导体专家、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到台湾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为岛内培育出更多这方面的研究人才。
夏汉民（1932年—）
生于福建闽侯，家境贫寒。1954年毕业于台湾海军军官学校航轮系，1962年获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研究所硕士学位，1965年获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机械工程系博士学位。回台后历任成功大学工程科学系主任、高雄工业专科学校校长，1977年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技术及职业教育司司长”，1979年任教育主管部门“常务次长”，1980年任成功大学校长，1988年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1993年任行政主管部门“政务委员”，1997年后历任财团法人信息基本建设产业发展协进会董事长、台湾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董事长等职。他长期从事科研工作，在辐射、热传导、粘性流体力学等领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曾发表多篇有关宇宙飞船防热设计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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