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

发布时间: 2022-08-26 11:30:11 浏览：次

摘要中国学者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已不再沉默，特别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是，近十年来，我国青年学者研究现当代西方史学的论著相继出版，更是一种“中国好声音”。他们以自己的话语，有力地回应了国际史学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这是我国史学界多年来的夙愿和梦想。这个未来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在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实现。在这一进程中，我国青年史学家更应当拿出能体现中国史学特色的优秀成果，成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急先锋，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20世纪西方史学青年学者中国史学梦

作者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研究”（07JJD770119）

往事如烟，人类文明进程中的20世纪如今已成了历史，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是的，无论是中外学界，对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都有研究成果见世，在此不赘①。这里说的是历史I，即人们对20世纪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至于说到历史II，即对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进程的研究，则远逊于前者。我曾在新世纪伊始的一次笔谈中，说过这样的话：倘若要对20世纪作一番整体性的回顾，不仅要对它的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作出考察，而且也要对它的历史学的发展自身进行思考，所以对20世纪历史学而主要是西方史学的研究，很可能会成为今后若干年内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1 ]。所幸的是，这个“预测”被个人言中了。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展开深入的研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再研究，这是学科发展与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固然需要创新，但创新的前提必须传承。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这门学科的文脉与构架，并成了后人新的研究的出发点。此理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尤其于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亦然。

据此，本文是对中国学者关于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成果的探讨、评论，聚焦在近十年来我国青年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种研究的研究，疏漏与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教正为盼。

鸟瞰东传之回应

摄影家在聚焦之前，必须先有一个对拍摄对象周边的整体浏览。同样，为了集中探讨近十年来我国青年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必须对中国的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作一番整体性的观察。

在20世纪世界史学史上，纵观史坛，在20世纪前期，西方传统史学仍有实力与影响，但已日渐式微。此后，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曾一度“叫板”西方史学，但也无力与之持续抗衡。因此，从总体来看，西方史学沿着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路数成长壮大，并在不断地“蝶变”中前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研究20世纪的历史学，应当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史上。这大体反映出西方史学在国际史学界的主流地位与引领作用。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证明，无论是新思潮的萌发、新学派的诞生还是新思想的出现、新方法的运用，无不与域外（主要是西方）的思潮、学派、思想和方法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了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晚近30多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就为当代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研究的研究（即西方史学史之史）创造了前提。

在这里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中国自新时期以来我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回应，这种回应有力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回响反映在30多年来中国学者所著的通贯性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中。1983年，自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一书问世以来，这类著作大约出版了十多种，各书都有适量篇幅介绍20世纪的西方史学，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其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写出了对20世纪西方史学进行整体性思考的著作，标志着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这些著作按时序，就个人所见，大体可罗列如下：庞卓恒主编的《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张广智、张广勇合著的《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兆武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姜芃主编的《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于沛主编的《20世纪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另有对现当代西方史学思潮和流派作出整体研究的作品，如罗凤礼主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社，1996年版）、徐浩、侯建新合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近又有新版）等。

最后，中国学者对20世纪西方史学作出的有力回应，最为充分地体现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这些成果，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对此，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曾作了持续不断的关注，考察的视野有从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写的关于近代西方史学的论述开始，也有从1949年说起，更有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引进西方史学而主要是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述评。对此有兴趣的同志，或可找来一阅②。于沛在其新著《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一书中[2 ]，专设“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一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材料周全，评价公允，从中可以窥见20世纪西方史学在中国的回响，颇可参考。

此外，新近出版的彭刚的《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陈新的《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两书均是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后现代史学挑战的一次正面回应。两书前期成果又多为（尤以陈著）单篇论文，辑入专著时使个体有机地融入全局，符合书题，浑然一体，令人赞叹。基于此，彭、陈两书归在这里谈及，庶几可矣。

总之，为了开拓和创新包括20世纪西方史学在内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我们需要对我国西方史学史学科90余年的历史进行盘点与总结，回顾与反思；进而言之，这种研究的研究，不仅为了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是我们史学史工作者进行自觉教育与不断提升史学素养的必修课，这与20世纪西方史学史之史的研究，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尤为非凡。

雏凤新声谱新篇

整体考察既毕，就当进入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心，那就是以近十年来中国青年学者关于20世纪西方史学的相关论著作为分析对象，兼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对象需具备下列三项元素：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西方史学，已出版③。据此，就我所知，暂列如下几种：

张涛：《美国战后“和谐”思潮研究》。（以下简称张书，下同。）张书是对二战后美国“和谐论”史学的深入研究，在理论探讨、材料运用和论证分析等方面并不亚于同类的美国学者的著作[3 ]，它是新世纪这方面著作的先声，犹如一枝春梅，预报当代中国青年学者对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春天的到来。

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乃20世纪前期美国新史学派的一代宗师和代表人物。李书材料翔实，论证有力，是对以鲁滨逊为首的现代美国新史学派研究的深化。又，李书视野开拓，并不局限于这一学派的自身，还十分关注该学派输入中国及其在我国学界所激起的回响，考察了鲁滨逊新史学派输入中国的历史，这就为史学史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学术空间[4 ]。

江华：《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杰出的实践者。江书以沃勒斯坦为中心，疏凿源流，反思重建，对现代西方学界的世界体系理论作出了透彻的研究，在当代中国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新进展[5 ]。

程群：《论战后美国史学：以〈美国历史评论〉为讨论中心》。《美国历史评论》创刊于1895年，是美国史学职业化的产物，也是西方史学发展的产物。程书视角独特，以这本在西方学界具有权威地位的杂志为中心展开，藉以透析二战后美国史学的全景。正如作者所言，它是我们观察二战后美国史学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让人们观察到了美国史学的风云变幻，这足以成为我国史学发展的一种借鉴[6 ]。

梁民愫：《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是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梁书是当今国内学界对这位历史学家史学思想进行全面的与深入的探讨，是当今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探索和新进展[7 ]。

曲升：《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曲书以丰富的材料，观照现代美国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的外交史学，以对威廉斯等四位历史学家及其论见的评说为线索，逐一展开，显现出这一学派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以此可以窥探整个美国外交史学史。曲书内容丰富，分析细致，是一本专题性很强的个案研究之作[8 ]。

蔡玉辉：《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彼得·伯克（Peter Burke， 1937—），当代西方新文化史名家。蔡书是当代中国学界关于这位历史学家文化史观的集中展示和卓越成果，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现当代西方史学的新走向以及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④。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周书将发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新文化史潮流，置于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进程乃至西方史学史的长河中加以探究，放在西方史学不断新陈代谢的流变中加以考察，这种研究颇具开创性，由此填补了晚近30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段西方史学研究的不足[9 ]。

陈茂华：《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1916—1970）是现当代美国历史学家。陈书从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入手，探幽析微，阐发霍夫施塔特之高远的史学思想，以揭示霍氏的多重面相，屡发洞见，令人耳目一新。

此外，李孝迁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一书，在此需要提及。其书虽与上列各书取向不同，不以研究西方史学为出发点，但正如作者所言，它是“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学史的交叉边缘史研究”[10 ]，取材广泛，梳理精微，是这一时段西方史学的东传史，颇与本文旨趣相近，当是中国新世纪西方史学东传史的“前史”，可资参考。

上述著作，就我视野所及，难免挂一漏万，也许符合前面所说三项元素的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还有不少，未曾为我所知。倘如是，这就有遗珠之憾了，期望得到识者的补正。

沿着上述“点评”之语，对近十年来中国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为此我需要补白的是：

应当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认识西方史学，此其一。纵观上述论著，其研究对象都生活在20世纪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的大变革时代，面对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不论是史学思潮的蔓延、学术流派的嬗变，还是历史学家史学思想的革新，无不受到这个变革时代的深刻影响，被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时代洗礼。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霍布斯鲍姆是这样，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沃勒斯坦、霍夫施塔特等都是这样。以前者为例，霍布斯鲍姆所生活的年代，二战前后，风云激荡，时代巨变，尤其是在二战后，国际政治形势大变，两大对立阵营对峙，冷战格局的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的动荡，引发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反思。于是，“马克思热”以及寻求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便应运产生。其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端者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思想和他们的著作在西方广泛流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与哲学思潮的泛滥，对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思想及其史学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时代因素成了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思想转变的契机，于是他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现时代出现的种种新问题，显示出了一种张扬个性的时代品格和新的发展趋势。以霍布斯鲍姆（当然还有E·P·汤普森）为代表的现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正是这一变革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梁书紧扣这一点，于是对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评析便做出了新文章，李书对鲁滨逊史学的剖析，陈书对霍夫施塔特史学的研究等，其成功之处也在于此。

应当在西方史学转折的进程中认识西方史学，此其二。上列诸书，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多聚焦于现当代美国史学。回顾西方史学史，自近代以来，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中心：文艺复兴时代在意大利，18世纪在法国，19世纪转移到德国。进入20世纪，从表面看来，在国际史坛上呈现出的是群雄角逐的多元格局。倘硬是要问：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中心在哪里，我的回答是：试看今日之史坛，竟是谁家之天下？美国。这听了似乎让我们有点不爽，但平心而论，这却是不争的事实[11 ]。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再来分析上述青年学者的这些论著，就可切中肯綮了。从总体来看，20世纪西方史学是新史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历了一次“重新定向”，我把它称之为西方史学史上的第五次转折⑤。周书将西方新文化史的勃兴，置于整个西方史学发展的进程和新陈代谢的流变中加以考量，将其兴起作为西方史学史上的第六次转折，此说自然可成一家之言。不管怎样，周兵的研究思路与途径是可取的。倘孤立地来看，而今西方新文化史的发生与发展，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吗？倘以此来认识现当代西方史学，那只能是雾里看花，若明若暗，更谈不上接近西方史学的本相了。蔡书的新文化史研究，以彼得·伯克为个案作为研究对象，与周书可谓是相映成辉，相得益彰。当然，这种研究思路，也体现在上列其他各书中，尤其是对二战后美国史学研究的上列各个论著中。

应当在多重视野中认识西方史学，此其三。以“多重视野”（或不同角度）来分析史学思潮、索解学术流派、阐发史家思想，这很重要。倘在过去，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像紧箍咒一样，桎梏着人们的思想，非此即彼，非好即坏，严肃的学术研究似同儿戏，如此一来，像鲁滨逊之类，不给他们戴上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才怪呢。

拨乱反正，世风日移，这种乱戴“帽子”、乱打“棍子”的时代过去了。对20世纪的西方史学的研究，或全盘否定，或照单全收，都为我们所不取。我们可以一种更加求实的与理性的态度来面对西方史学，面对西方历史学家。比如，陈书对霍夫施塔特的多重视野的考察可作显例。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本书著者十分细微而又十分谨慎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指出“共识”史学的合理性。作者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说到，她不能因为自己的知识结构而无法“追踪”霍氏，就“误解”了他。陈茂华博士说，我们只能不断地走近这位历史学家，即使如此，也可能只在浅层次上了解其人其书，倘如是，她就会有一种“真实的兴奋”！说得多好。其实这种“真实的兴奋”，也体现在张涛对“和谐”思潮的研究中、江华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中，曲升对威斯康星学派的研究中，程群对《美国历史评论》的研究等书中。

由此想到，学术研究之进展，多以新材料之发现为首途，其次是新方法之运用。这两者固然重要，但我以为新视角之转换也很重要。同样的一份材料，倘随着研究者视角的转换，就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比如人们从正门进入会场，首先看到的是主席台上的嘉宾，倘从边门进入会场，看到的却是黑压压的与会者，与入正门时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为什么？这是因为看问题的视角发生了转换。如此说来，我们在对错综复杂的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中，更应“多重视野”，方能显示“多重面相”，进而才能寻求到史学发展的真谛。

总之，中国学者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已不再沉默，适时地、不断地发出了东方学者的声音，而近十年来上列诸多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是一种缩影，在我看来更是发出的一种“中国好声音”。正是“雏凤朝阳鸣新声，世界倾听中华音”。倘假以时日，持之以恒，中国史学将会在国际史坛上发出“最强音”。

寄语青年史学家

雏凤新声。本文所列出的八本专著，自然会有许多不足。倘说不足，就我个人来看，考察视界还应开拓，理论深度还应加强，材料运用还应丰富，各位作者在我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虽显示出了才华，但还可做得更好，因为在那里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的来说，诸书新论，各有千秋，又各有长短，进一步揭示这些，不是本文的任务，还是留待书评家们去逐一细加分析吧。

有道是，未来是属于青年的。同样，中国史学的希望也寄托在他们身上。我看好这些年轻人的“处女作”（大概都是他们的第一本问世的著作吧），因为这些著作都是建立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之上。稍知高校博士论文的运作流程，就可知道其间所经历的艰辛。且看，它需要历经选题—开题—写作—预答辩—盲审—正式答辩，倘要成为公开出版物，还得经历修改—再修改—定稿。我曾经指导与见证了上列李书、江书、程书、梁书、周书、陈书诸位作品出版的流程，那要付出何等的辛劳，“真文章在孤灯下”，以他们的著作可为之作注。有学者看好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认为也许他（她）一生中最好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个时候做出来的。此言不虚，我以自己亲身指导多名博士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的经历，信然。当然，这些年轻人的学术旅程还很长，经过博士毕业后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可能会写出超出博士生时代的研究论文，对此我也信然。

当下，中国梦不绝于耳。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这是中国史学界多年的夙愿和梦想，如何实现这个“梦”？那也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

倘以此说开去，寄语我国的年轻一代史学家，我想要着重强调的是：

1.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应该为彰显中国史学的个性特色而努力。众所周知，我国拥有丰赡的史学遗产，具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对于先贤的遗产与传统，需要有年轻人的锐气，发扬批判精神，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在传承中超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希望青年史学工作者，在彰显中国史学特色，快步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竭尽心力，走在前列，不时地向国际史学界传递出中国史学的最新声音，以消解西方学界对中国史学的种种偏见，还一个真实的中国史学形象。

2.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应该成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急先锋。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世界处在一个多元化与多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跨文化的对话已成为可能，于是不同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跨文化的对话就显得十分必要。具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倘都以对方为“他者”以反观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或民族的史学传统，并尽可能汲取他国的经验与智慧，来克服自身的问题，那就可以不断开拓史学的新天地。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应当理所当然地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中外史学交流与互动中，起到“马前卒”和“急先锋”的作用，这是时代赋予你们的使命，也是实现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历史责任，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担当。

3.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应该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给力。这是一个未来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实现在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然而，反观现状，现实与未来的目标，总是不尽如人意，中国史学被边缘化，其地位与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很不相称。为此，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应当率先拿出自己的卓越成果，在中国史坛上冒尖，以此再登上国际史坛。事实证明，正如前面所说，只有拿出自己有分量的能体现中国史学个性特色的东西，并能不失时机地与域外史学进行沟通与交流，如此方能在世界史学上占有一席之地。倘若这样，我们就能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取得中国史学应有的重要位置，并为世界史学做出我们的贡献。对于这种形势，我们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看清方向，不断前行，决不止步，舍此别无选择。

任重而道远。肩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任，实现中国史学梦的召唤，给未来的包括西方史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希望。汹涌澎湃的新思潮，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日新月异的新方法，吸引与激励着我们奋发有为，攻坚克难，中国史学梦的理想更瞩望于年轻一代。时代正走在新的跑道上，且看中国史学新时代的曙光已升起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让我们共同为之而努力奋斗吧。

注释：

①略举两例，以资佐证：国外学者如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年》（上、下两册），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国内学者如金重远主编：《20世纪的世界——百年历史回溯》（上、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为便于学界同仁参考，我列出本人撰写的西方史学史之史的主要篇目：《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四十年（1949—1989）》，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近2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2期；《当代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研究》，载张广智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西方史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述要》，载《福建论坛》，2010年第1期；《再出发：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传承与展望》，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等。

③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陈茂华的《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该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见蔡玉辉：《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一书封底张广智、杨豫的语录，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⑤西方史学史上的“五次转折说”初见张广智、张广勇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一书本人执笔的“结语”部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422页。后又在本人的多种论著中加以阐发。

参考文献：

[1]张广智. 对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预测”.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0 （3）.

[2]于沛. 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何顺果、张涛. 美国战后“和谐”思潮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序言.

[4]张广智、李勇. 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序言.

[5]张广智、江华. 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序言.

[6]程群. 论战后美国史学：以《美国历史评论》为讨论中心.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248.

[7]张广智、梁民愫.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序言.

[8]王玮、曲升. 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