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霍金的量子理论为主导现代宇宙学，人类对自身及生活环境认识越发清晰。随着宇宙学研究的外延越来越大，人类及地球的存在，在人类的自我意识中越来越小。伴随着这个过程在人文思想上的体现便是主体从上帝转变为人，直至后现代语境中福柯提出的“人之死”，这个过程是一个超强主体逐渐瓦解直至消亡的过程。主体的消亡在史学领域产生的影响总体呈相反方向发展：一方面是视野广阔的全球史兴起；另一方面是视野趋小的微观史的出现。从宏大的科学史的视角来看后现代主义在发生学上有其逻辑的合理性，而后人文科学与其倡导的后人文主义为后现代情境下主体隐没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出路。
【关 键 词】科学史 主体 史学理论
历史理论或史学理论的发展从来不只是在其思想系统内的自我因承和变革。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包括哲学思想、文学理论、政治伦理在内的诸种理论思潮作为更大的思想背景皆对其产生影响。而本文旨在从科学史的视角考察有关人类对自己生活环境与主体存在的认识与理解。就人类对生活环境的认识而言，大到宇宙天体以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小到人类自身生活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一而足。至于后者而言，主要在各社会科学领域内已经可见的研究有孟德斯鸠开启的自然环境决定论[1]，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乃至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理论[2]等，皆是着眼于人类与其生活环境的相互关系。在本文中笔者拟以前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探讨在近代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与人类对宇宙认识的深入，地球和人类做为认识论视野中的本体性存在在宇宙中逐渐的缩小，伴随着这种缩小而来的是人类意识中主体的缩小乃至瓦解，直到进入后现代时期的无主体。当然，这种缩小并非物理性缩小，而是指随着宇宙科学认识的外延不断扩大，其在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意识中的逐渐缩小。而哲学思想的发展，基本也是“人”这一主体性存在物从中世纪的上帝为宇宙万物之中心到尼采的“上帝之死”、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再到福柯“人类之死”的发展流变历程，在这个发展历程中，伴随的是主体的不断缩小与消解。我们可能对后现代主义的褒贬不一，但无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使得作为大写的“人”的主体已经隐没。从史学发展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过程则表现为史学学科化的形成、社会科学化取向的史学以及大叙事崩塌后后现代史学的出现。在此过程中曾作为史学撰述的主体的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逐渐坍塌，出现了无主体之后的“多维主体”与“多种主体”，呈现出一种“开放着的将来”[3]与“反传统历史主义的人文主义”[4]。因而笔者认为近代科学特别是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与近代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学理论范式的变革具有紧密关系—科学发现的外延大小和研究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文学术的外延所至、思维模式及其趋向性，呈现出一种“趋同模式”（但这种“趋同模式”并非涵盖律）。本文以霍金的量子力学研究为例，对哲学主体与史学理论的发展进行科学史视角的考察。从这个更宏阔的视角来看史学理论的演变和未来走向，这也是思想理论范畴内“大历史”[5]的一种学术尝试。
一
随着经典物理学时代的结束，理论物理学进入由霍金开启的量子力学的时代。这位被誉为自爱因斯坦以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不仅以个人的人生书写着生命的传奇，更是以其理论建树、丰富想象和科学的思想实验带领人类进入一个“没有王”[6]的时代。
现代宇宙学证明在黑洞和宇宙大爆炸处一定存在奇点，奇点可以被看做时空或宇宙的边缘或边界，而边界条件只能由宇宙外的造物主所给定，所以宇宙的命运就操纵于造物主的手里，这成为自牛顿以来困扰人类智慧的第一推动问题。[7]霍金把广义相对论与量子理论富有创见地结合，并运用“虚时间”概念，彻底解决了在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的奇点处所有物理定律和可预见性都失效的难题。霍金创造的有限无界的宇宙模型理论是一个自足的理论模型，完全可以解决第一推动的问题——“只要宇宙有一个开端，我们就可以设想存在一个造物主，但是，如果宇宙确实是完全自足的、没有边界或边缘，他就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他就是存在。那么，还会有造物主的存身之处吗？”。
霍金更是通过“金鱼缸物理学”提出了有关人类存在和时间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几年前，意大利蒙扎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市民将金鱼养在圆形鱼缸里观赏，提案者解释说因为在圆形鱼缸中金鱼眼中的“现实”世界是扭曲的。而霍金则认为金鱼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与我们看到的不同，那么我们怎么能肯定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人类说不定终其一生也在通过一片扭曲的镜片打量世界。因而他认为不必去评判现实，因为“哥白尼和托勒密就好比我们和金鱼，选择任何一种描述作为宇宙模型都可以，因为无论是假设是地球不动还是太阳不动，我们都能很好地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天象变化”；并且在时间观念上“量子物理还极大地挑战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在经典物理中，所谓的‘过去’就是一系列成为历史的明确事件，而在量子物理中，‘过去’是不确定的，仅仅是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跟‘未来’没什么两样。甚至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过去，或者说历史。”
可以看出，霍金的有限无界的宇宙模型和以量子态进行的宇宙物理研究彻底颠覆了我们在经典物理学体系下形成的关于世界的认识，以及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三维判断。霍金的研究告诉我们自己看到感受到的周遭世界未必是真实的；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时光旅行穿越虫洞回到过去或者未来；现实真实性的表述不是唯一的，所有的真实只是相对于不同视角的观测者而言的，所有的表述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没有统一的容纳一切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无法跳出“鱼缸”从外面观测我们的世界，就像没有人能跳出自己的皮肤。霍金的研究成果使人类的生存具有了一种幻灭感，而这种幻灭感和社会科学领域福柯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所导致的“人之死”以及历史研究在后现代时期的宏大叙事的瓦解、形而上意义的丧失、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质疑、真实与虚构的相对化、历史与文学的逻辑等同、历史诗学的出现是紧密相连的、合一的历史过程。
福柯在其代表作之一的《词与物》中考察了西方的“知识型”（episteme）史，他所谓的“知识型”是一个时期“基本的文化代码”，也可以理解为“无意识的思维模式”。他认为在每个历史阶段各种知识是在一个知识型的支配之下，各个历史时期知识型之间不是连续的发展和进步，而是断裂。而“人”则是晚近的发现，产生于19世纪的现代知识型。词语的秩序不表达真实的事物，而是人对物的表现（该观点无疑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人”从而成为现代时期的知识主体和对象，产生了“人文科学”。但人文科学一定程度上把关于“人”的前批判分析变为有关“人”的经验物的分析，忽视了其中的无意识背景。随着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结构语言学的发展，开始对“人”的无意识结构进行分析，这时是对既是知识主体又是知识对象的“人”的挑战。最后他断言：“人是近期的发明，并正在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沙地边上的一张脸”。随着语言的凸现，“人不再被看做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被当做一种历史性的知识概念”，现代‘人’的概念是现代人文科学的知识建构。”
福柯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导致的结果便是“人”要么成为派生于语言的存在，失去其中心地位；要么人与语言对立起来，语言占据了一直以来人的地位，人无立身之所。福柯对人的解构导致了作为现代人文科学主体和对象的“人”之死。
现在我们来反观“后”思潮影响下的历史学领域。总的来看，在后现代影响下的的历史研究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小写历史的发展（包括微观史、黑人史、妇女史、儿童史、身体史、私人生活史等）。初看之下，这两个发展方向似乎是相反的，一方面其学术视野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其视野则趋于偏狭。但本质上看，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合一的：随着对现代性和理性的反思，历史研究中的大写历史和宏大叙事逐渐崩塌，“民族——国家”的书写主体和先验的、至高无上的、超历史的意义追寻一去不返；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开始退潮，反中心和多元性成为人类认识模式和历史研究的主题。在这个背景下，不论是视野较大的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或者是视野趋于偏狭的小写历史的研究，都是力图超越以前写史的“民族——国家”的范畴及其先验的意义构成和意识形态的倾向性，都是力图改变欧州中心主义对近代世界史的规训与限制，脱离单一主体占据中心的状况，进而对20世纪的残酷历史进行反思与人类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我们以海登·怀特的理论创见来看，怀特的理论是在当代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杂糅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最显著特征便是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是以语言学为中心的思考。怀特认为“在每一种历史表现之中，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相对性。表现的相对性是用来描述并因而将过去的事件当做可能的解释和理解对象加以建构的语言的功能。”所以，“认识到表现的相对性是语言的功能，而过去的事件是语言构建的结果，这就说明了，要想在历史表现的层次上消除相对主义而追求外在于语言的绝对真实是不现实的；同时，它也意味着在要想在历史认识论中避免相对主义也不可能。”
怀特的理论在以语言为中心的基础上彻底地解构了现代史学的经验论，悬置了历史实在，进而思考历史文本在整体上的真实性。这个颠覆性的视角转换使得现代史学以人为主体的关于客观性、真实性、真理等概念的思考全部成为伪命题，一切的理论思考以语言为中心，客观性、真实性的思考也仅限于文本层面；真理符合论从怀特的理论视野中消失，其理论范畴中也彻底摒弃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思考，从而达到“文本之外无一物”（德里达语）的境地。毋庸置疑，怀特在理论层面的视角转换所带来的突破为史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疆域，从而使科学与艺术之争这个永恒辩难失去了其理论基础。
可见，随着霍金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突破，彻底改变了人类思想意识中先前关于真实性和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判断和划界。他所有的这些理论突破是异常剧烈的，这也深深地冲击了人类的思想世界。在这个科学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再考察并理解福柯的“人之死”和怀特的理论的出现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不论是福柯还是怀特其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元”（meta）的层面，是对本领域先前的研究所进行的反省与话语分析，具有很强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甚至，他们分别对哲学视域的“人”和作为史学学科基础的真实性也加以解构，从而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再也难以寻到“人”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物。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以幻灭感为特征的思想趋向与霍金等前沿宇宙学的研究是息息相关的。“人”作为主体在后现代时期的消失，使得价值判断标准相对化、文本解读的自由化、形而上意义的虚无化。就像《圣经·士师记》结尾时的那句经典表述：“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二
科学哲学与人文心灵哲学的交叉及相互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本文从霍金为例并对其与现代哲学和史学思想关系作出诠释，试图开辟一个人文思想研究的更广阔的视角。科学史的视角为我们研究近代人类思想变迁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近代哲学、史学思想的变迁更加清晰，更能把握其方向，更具反思性；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和历史研究，相对于二十世纪曾出现过的世界战争、大屠杀和种族屠戮等人类酿造的自我浩劫，使我们更能清晰地把握人类历史的走向，对于人类未来发展更具警示作用。
下面，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全文加以总结。
（一）科学史与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性及必要性
科学史的思想基础本质上是历史科学而非科学哲学，但长期以来科学史与历史研究两者却处于分离状态，这种分离限制了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科学的发展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所以考虑科学发展就要尽可能考虑影响其发展的所有因素，乔治·萨顿甚至认为科学史的研究背景应该扩展到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广度。而历史学由于其对社会背景的宏观和微观研究的学科特性，在为科学史探寻其学术社会背景时具有先天的优势。反观之，科学发展对历史研究和社会发展也具有巨大影响，比如杰尔拉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就认为爱因斯坦所取得的科学成果对当代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表现在从科学领域到哲学、社会思潮、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吴怀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发展表明科学发展对史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史料收集、研究方法、史学类型尤其表现在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上。
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现今成为史学理论的研究范畴，而科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史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吸收借鉴科学研究的经验基础，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构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科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异同关系这个永恒辩难的可能的理论出路，这有利于我们看到两者中更多同质性而非异质性的东西，在更深层次的研究中寻求一条可行的解决之道。
（二）从主体流变的视角来看后现代主义的出现
从主体流变的角度来看，主体“人”从“人为自然界立法”到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人的消亡，近代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是主体性逐渐弱化、“多种主体”出现的过程。随着近代历史发展特别是20世纪的残酷史实，学者开始对人的主体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可以说，近代以来人的主体性逐渐削弱乃至在学理上的消亡是人类对自己的历史反思的结果。这种成长与反思是必需的更是必要的，因为人类对自己的主体位置的把握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与未来走向。由此看来，在后现代语境中主体人的消亡和确定性的终结并非是用反叛和聒噪来吸引眼球，而是历史发展和人类思想因承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思想层面上，我们再来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研究和历史学科性的冲击和影响就毫无意义，其成为一个假命题。因为我们错将发生学概念上的后现代主义理解为起源学概念：在发生学上，后现代主义是知识结构的逻辑推理，是人类思想史上自我因承推演的自然结果；而当我们把其错以起源学来看的话，后现代主义成为一个凭空出现者，因而研究者往往将其与思想传统割裂开来而看做一个独立主体来研究其影响，所以将逻辑推理层面的研究误解为历史时间概念层面的研究。以主体变化的视角去看待后现代主义或许我们能够看到在以前的批判视野中所不曾看见的一面，从而能更深刻地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渊源与价值取向。
史学理论未来的发展更是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可能和以未来为导向的伦理思考。作为研究者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理论坚持，但在心态上和理论视野上应该开放。拘泥于任何一种理论的学术态度除了局限当事人的眼界之外毫无益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综合性已成为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应以开放的学术态度迎接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未知的未来。
参考文献：
[1]见其《论法的精神》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发展，认为不同的气候对不同民族的身心塑造、政治制度、气质秉性、宗教信仰具有决定作用，“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
[2]David Ha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asil Blackwood（1989）.
[3]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之后的历史哲学[C].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5.
[4]Josh Tosh，ed.Historians on History，Longman（2000）.Introduction，p.12.
[5]“大历史”（big history）首先由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于1991年在《为“大历史”辩护》一文中提出，更多的是一种适合于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研究模式，国内研究详见刘耀辉.大历史与历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11（4）.
[6]《圣经》中《士师记》21：25节中“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指当时的以色列人拜外邦神，以自我为中心，各自做自以为对的事情的时代。恰似后现代时期非中心、无权威、多视角等特征表现。
[7]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M].许明贤，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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