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阴阳和五行却有不同的源头，春秋时期两者渗透融合趋势加强，其学说主张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并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到战国时代阴阳五行说被引申到社会政治方面，对从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阴阳； 五行； 春秋战国； 社会政治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57-02
一、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衍生
阴阳五行学说在我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其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国早期历史的上古三代时期。阴阳五行说从一开始并不是一个统一完整的思想，阴阳说和五行说各有其发展源头，呈现的是阴阳自阴阳、五行自五行的状况。到了春秋时期，两者出现互渗、融合的趋势。最初阴阳说之影响大于五行说， 后来五行说被纳入阴阳说， 于是二者结合起来被用于解释世界。
阴阳最初指日光的向背， 《说文》：“阳，高明也。”“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向日为阳， 背日为阴， 这种阴阳观念是古人观察自然获得的朴素认识，是后来阴阳说的渊源。后来被思想家们借用来表示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力量及相应的现象， 进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两面构成的， 并由阴阳的对立斗争而形成事物的运动变化。形成先民对天地百象、日月轮转、昼夜交接、寒暑更替、水火相抵、阴晴变换、男女雌雄等等对立统一现象的最朴素、最直观的认知。这个认知的形成无疑需要一个漫长过程。这种阴阳相分、一分为二的学说不断深入人心，诸如，天地、男女、生死、上下、黑白、内外、有无、冷热、干湿、吉凶等相辅相成的概念，渐成国人认识世界的根本出发点，并长期积淀在民族心理结构中。“阴阳”渐成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的过程，也是“阴阳”作为概念用来解释更多从自然到社会现象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气”分“阴阳”观念的出现。《国语·周语》有：“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
阴阳说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这在《庄子》里有较为丰富的体现，《庄子》里阴阳二字用得非常普遍：“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人也“受气于阴阳”（《庄子·秋水》），“阴阳于人，不次于父母”（《庄子·大宗师》）。人应该“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天道》）。人最佳的精神状态应该是“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直且为人，将反于宗”（《庄子·知北游》）。
《管子》还将阴阳思想继续向社会领域引申。在《五行》篇中就有“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记载。《四时》篇更是明确指出：“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阳为德，阴为刑”，“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刑德合于时则生福”，“务时而寄政”。否则，“做事不成，必有大殃”，“诡则生祸”。
关于“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早在甲骨文、金文中已出现。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理论之一， 它大约产生于殷商之际， 又为后来的著作家进一步阐释。《尚书·洪范》中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一理论把自然界的五种物质性的东西， 即金、木、水、火、土看成是世界的本原， 认为这5 种基本元素按照相生相克的变化规律， 制约着自然现象和社会运动的过程。“ 五行” 最早人们理解为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国语·郑语》云：“以土与金木水火二杂以成百物。”
春秋时代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激化、宗法制度破坏， 导致宗教世界观动摇。统治阶级上层集团的某终人， 存寻求解决现实矛盾时， 在自然科学的推动下， 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从《左传》、《国语》中可以看到许多卿士、大夫以至国君都具有阴阳、五行思想。也正因为春秋时代阴阳、五行思想的代表是这样一批统治阶级当权人物， 不是战国诸子那样的私家学者，所以阴阳、五行学说仍属于“ 官府之学” ， 尚不能完全摆脱传统宗教世界观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形成融合渗透的趋势，最早是阴阳家较多的吸收了“五行”说逐步形成阴阳五行理论。由于阴阳五行理论重在研究事物的联系， 而关于事物联系的思想又是人们所最为关切和需要的， 于是对于当时各式各样的思想流派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各派都或多或少借用了阴阳五行观念去说明事物的联系， 谈论阴阳五行成为当时思想和学术界的一种普遍风气。比如“十三经”、“四书” 这些儒学家的经典， 许多都受了阴阳五行理论的影响， 有些甚至本身也是阴阳五行的著作， 如《周易》、《尚书· 洪范》。《春秋》的经纬也深受阴阳五行的影响。最突出地表现是在与医学的结合中发展。秦医和为晋平公诊病时， 有一段关于病理的议论。他说： “天有六气， 降生五味，发为五色， 微为五声， 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色。过则为苗， 阴淫寒疾， 阳淫热疾，风淫末疾， 雨淫腹疾， 晦淫惑病， 明淫心疾（《左传· 昭公元年》）。”其他的墨家、道家、法家等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流派均受其影响。
至到了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的概念被大而化之。阴、阳被应用到自然和社会一切领域，而邹衍则是将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到政治领域的关键人物。
二、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完善的政治需要
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齐人邹衍，他把阴阳五行观念引申到历史领域中，与政治结合创造了“五德终始说”。邹衍认为五行的排列顺序为木、火、土、金、水，五行运行的原则是间相胜，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邹衍认为，五行便是五德，人类历史是按五行相胜的原则循环前进的，每个帝王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上天降下相应的符应表示对政权的承认，当这一帝王的德衰了，便由五德中胜过它的那一德来代替。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循环论，它对秦汉时期的历史观产生了极大影响。
《史记》载：“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 作怪遇之变， 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宏大不经， 必先小物， 推而大之， 至于无垠。其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述， 大并世盛衰， 因载其磺祥制度， 推而远之， 至天地未生， 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然要其归， 必止乎仁义节俭， 君臣上下，六亲之施， 始也滥耳。”邹衍看到战国国君对于儒家王道仁， 道德说教已不感兴趣， 于是寻找另一种思想武器， 尽管讲得神秘，但落脚点还是君臣父子、仁义节俭的政治伦理的维护。从历史的角度看， 经过长期的战乱和分裂， 人民渴求统一，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 实质上是一种鼓吹统一的理论， 是顺应历史潮流而产生的。
阴阳五行理论本来就是把自然、社会结合于一的。《管子》已把五行与社会政治相结合。邹衍要做的就是把五行与四时配合这个时间距离再扩大，变为一个朝代。把五行理论原来就有的天人感应改造为受天命的符瑞。
邹衍历史兴衰出发， 把宗教神话再加上“截祥”制度， 作为历史事实与五行理论联系的中介，把它改造为天道必然的天命或者说规律， “虞土， 夏木， 殷金， 周火”，继火之后的就是水德， 是按五行相胜的次序来排列的。阴阳五行论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在秦国阴阳五行说也被统治者所接受，秦相吕不韦在其门下招集了一大批具有阴阳家思想的门客， 让他们与其他学者一道著其所闻，编纂了《吕氏春秋》。它用阴阳五行理论搭起了一个庞大的理论框架， 把季节、生产、政事、祭祀、生活都放置进去，形成了一个既包含科学成分， 又笼罩了神秘气氛的世界图式， 阴阳五行理论的系统性在此显得极其完备。吕不韦当时以“仲父”的身份辅政，他组织编写《吕氏春秋》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更有利于秦国强盛，实现兼并六国的目的。他吸收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神秘的形式，为即将统一全国的秦找到神圣的合法地位。秦在统一之前， 久经战乱， 诸侯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 离妻上》）。” 长期的社会动荡，使人们对前途感到渺茫， 失去信心。而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似乎可给人以启迪， 故很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阴阳家的思想本身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特别是它宣扬的五德终始说
为新王朝的合法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故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便依照五德终始的循环顺序改正朔，易服色， 定制度，宣布秦为水德。这样给自己的统治政权蒙上一层迷人的神灵光圈。这层光圈固然迷惑了广大劳动人民， 但也约束了统治者自身。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必须符合水德的要求， 如果违背了， 那就将被土德所取而代之。而水属阴， 主刑杀，恰恰与秦始皇推行的法家思想合拍、这样就更加助长了秦始皇的贪欲和残暴。
东方的方士、术生对秦始皇推行阴阳家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秦在用人制度方面。很少受宗法观念的影响自秦穆公时、就已开始引进东方六国的人才。他们中既有文臣武将也有方士术生。在秦的统一战争和统一后的政权建设方面他们大都发挥了重大的作川。但一也有一部分特别是方士、术生借秦始皇的贪欲、迷恋长生不死之药，大肆宣传阴阳五行思想， 如齐国的徐市、燕国的卢生等。他们在秦始皇推行阴阳五行家思想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阴阳五行学说对秦朝社会政治的影响
吕不韦的政治史观直接影响了秦王嬴政，在他统一全国后，便宣布秦以水德代替了周之火德，并建立了水德的各种制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与水德相配的制度主要有：改正朔：以十月为岁首；易服色：衣服、旌旗等为黑色；数用六；改黄河为德水。秦朝统治者极力宣扬水德之治，尤其是代表水德的黑色和“六”这个数目，在秦朝社会生活中几乎无孔不入。由于秦始皇的推崇，所以阴阳五行观念在秦朝一直很盛，燕齐的方士也异常活跃，五德终始说成为秦朝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观。
五德终始说的推行。对秦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服色、制庆均以水德为准。由于水， 北万， 气尚黑， 故“衣服施族节旗上黑” ，由于水数为六故秦“一琦、法冠皆六寸， 舆六尺， 六尺为步， 乘六马。” 其次，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铸金人十二，徙天下豪富十二万于咸阳等等，其数均与六有关。“刊毅庆探，事皆决于法。” 秦刑罚不仅名目繁多， 而且严酷无情。仅死刑就有“弃市”、“腰斩”、“戮”、“剖腹”、“烹”、“车裂” 等十余种。据《秦简· 法律问答》记载：“五人盗脏一钱以上斩左趾， 又黔以为城旦。” “盗人桑叶值不足一钱者， 罚摇役三月。” 严密的法网使得劳动人民动辄触刑， 至秦末已是“储衣载道， 图国成市。”公元前212年， 秦始皇在咸阳一次就坑埋四百六十名儒生方士。公元前211年， 须石坠落东郡护有人在上面刻字说“始皇死而地分”二秦始皇知适后，立即遣御史去查间无人招供就将石旁居住的人全部杀掉。秦二世为了确保其父的尸骨长存，竟将修造骊山墓的工匠全部禁闭在里面。实行严刑酷法是秦王朝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秦推行严刑酷法的依据则是五德终始说。
在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下秦始皇十分迷信神仙。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说海里有三座神山， 名日蓬莱、方丈、浪洲， 上面住有仙人， 于是秦始皇就派徐市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到海上去寻找。始皇三十五年， 燕人卢生劝始皇帝微行以避恶鬼， 然后真人可至， 不死之药可得。于是始皇帝便自谓“真人”， 不称联。并“令咸阳之旁二一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甫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 各案署不移徒（《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平生为求不死之药二、费尽了协机然终无所得。直到重病在身，他仍然讨厌说死字。总认为自己可与世长存故对后事的安排考虑甚少。只是在病危时才草草地给公子扶苏写下“ 与丧会咸阳而葬”七个字的遗书。然而由于扶苏远在边陲，故遗书后来落到赵高的手中。始皇死后， 赵高即与李斯、胡亥合谋， 诈为遗诏， 立胡亥为太子。并另写一诏书送与扶苏和蒙恬， “数以罪， 赐死。” 胡亥即位，赵高在朝中专横跋启， 指鹿为马， “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 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复灭。
阴阳五行学说， 对中国的封建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邹子一徒， 论著终始五德之运， 及秦帝而齐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 汉兴， 高祖日， 北畴待我而起， 亦自认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咸以为然。… … 故袭秦正朔服色。”自此之后， 中国历代王朝兴起， 总要来一次“ 改正朔， 易服色”的变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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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锐（1989.7—），男，汉族，安徽五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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