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吗？

笔者近日翻阅历史教学期刊，阅读了张子辉老师的文章《历史教学需注重通感意识培养》（2011年第6期《历史教学问题》），深为震撼，该文极具创新性，高屋建瓴，对当下的中学历史教学非常有指导性，质量很高。但对该文最后一段（P132）中“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司马迁”一说不敢苟同，意图商榷。笔者认为，司马迁不能称为中国史学的开山祖，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应是《左传》的著述者左丘明。

《左传》成书时间更早，资料翔实、丰富，史学价值极高。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春秋末期鲁国人，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其所著《左传》又称《左氏传》、《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是为解释《春秋》经而作的，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书19万字左右。在十三经中，篇幅最长，唐代称之为《大经》。它以《春秋》为纲，以鲁国国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悼十三公为序，记载了自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54年鲁国的历史，同时记载了当时几个诸侯国的历史。它不仅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大量史事，还记载了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日食、彗星、陨石和地震等多种珍贵资料。《山东通史·先秦卷（左传）》载：“在经学上，《左传》是古文学派的经典，因其以史事讲解《春秋》而著称。它不但比《春秋》多记了17年的历史，而且叙事远比《春秋》详细、完整、生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又据《左氏之武略》载：“《春秋左氏传》一书，实古今兵学之大宗。韬钤得失之左券也……故古来名将，如汉寇恂、冯异、蜀汉关羽、晋杜预、梁王僧辨、宋曹玮、岳飞、明戚继光、清曾国藩等，无不通习《左氏传》……世人皆知善用兵者，出于孙吴，殊不知实出于《左氏传》也。”可见，该书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是研究我国春秋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假若没有这样一部著作保存下来，先秦历史真将是一片混沌。故而，相比《史记》，《左传》成书时间更早，且其史学价值和地位也毫不逊色。无疑，《左传》是一部史学巨著。

一、比照司马迁《史记》开创纪传体，其惊世名著《左传》和《国语》在撰述体例上也有重大创造。

左丘明世代为史官，并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左传》和《国语》。《左传》记事详细、议论精辟，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并且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它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在编年记事的总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弥补了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左传》重记事，《国语》则重记言。《国语》全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述了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约前967～453）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历史文献，偏重记述部分君臣谋议得失的对话。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与《左传》以不同形式记录了大体同时期的史事，相互之间有详略同异。二者有不少可以互相参证的地方，故有后世学者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

《左传》与《国语》，分别真正开创了编年体和国别体两种著述体例，并共同构成了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中外驰名，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其历史地位和影响可窥一斑。左丘明可谓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

二、与《史记》相似，《左传》也是文学巨著，有显著的文学特点和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左传》文字优美，叙事鲜明，在文学上、语言上也有很高的成就。第一，叙事非常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情节，充满悬念。它总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来着重地叙述或描写，而不是毫无选择，平铺直叙。特别是一些内容复杂的事件，好像广厦万间，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达，互有关联。第二，特别善于描写战争，善于刻画人物，其中又多有出色的外交辞令，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战事写得最出色。其特点是对战争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则，写战争并不单写军事行动，常常着眼于政治问题，把军事和政治结合起来。例如长勺之战，鲁弱齐强，曹刿一开口就问鲁庄公凭什么去同齐国作战，直至听到鲁庄公察狱以情的话方说“可以一战”。《左传之文韬》载：“《左传》之作，初不为文学而发，然文学造诣之深，文学内容之富，文学价值之高，又数《左传》称古今卓绝，著述罕闻……其文章义法，自命意、谋篇、安章、锻句、措辞、炼调，无一不精，信翰苑之琼琚，修辞作文之津梁也。”可以说，先秦时期，在散文这个领域里，只有《左传》，才真正称得上是文学性强的写实主义的巨著，具有很重要的文学价值。

三、作为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左传》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左丘明非常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主张礼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要坚决批评。受重礼思想影响，他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冠以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他认为国君尤其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他还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

其思想当属早期的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者在叙述历史事实时，对于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肯定或批判的态度的。其所肯定的是那些符合儒家观点的东西。他肯定“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一类的伦理道德，以及“利民”和“卫社稷”一类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对于许多有作为的著名历史人物，如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管仲、晏婴等的业绩予以赞扬；对于统治者的凶恶残暴、骄奢淫逸的行为与“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之类的“逆德”，则予以批判，主张重人事、轻天命，提出“社稷无常俸，君臣无常位”的进步历史观。另外，他还留下了众多传世名言、名句，诸如“多行不义必自毙”、“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男女同姓，其生不番”、“兄弟睨于墙，外御其悔”、“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等等。这些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四、左丘明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历史地位。

左丘明曾任鲁太史，双目失明，故后人亦称盲左。春秋时有称为瞽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之一。他学识渊博，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意志坚韧，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才最终定稿。唐刘知几论良史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清章学诚加之以德。这才、学、识、德四大要素，左丘明可谓兼备一身。聪颖勤奋，广求博学，养育了他的才；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培植了他的学；任史官的经历，失明后的遭遇，锻炼了他的识；史官世家的传统，先人忠厚的遗风，涵育了他的德。由此，其所以能铸成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与其人品修为相映成趣，更流溢出了他的“君子”风采。他崇高的人格和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杰出贡献，深受时人和后人的尊敬。孔子视其为君子，与其共好恶，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即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其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春秋以后，其“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连司马迁也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尤其是汉代以后，随着五经统治地位的确立，《左传》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除“君子”外，他还获得了不少其他称誉，为彰显其对史学的贡献，公元647年唐太宗封其为“经师”；公元1008年宋真宗追封其为“瑕丘伯”；元学者曾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于目而不盲目于心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封其为“先儒”；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又称其为“先贤”。近代则称他为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军事家，并推其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

笔者认为，虽然《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标志传统史学达到巅峰，但如果因此而称司马迁为“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却也非常不妥；鉴于上述因素，《左传》经、史合一的特征及其一“传”九鼎的重要地位，此美誉非左丘明莫属，历代对他的评价，绝不为过；这也并非是在贬低司马迁和《史记》，而是恰恰相反。左丘明“临渊履冰谱青史，才学识德德为要，鉴往知今功千古，何需缰鞘须品高”的人格魅力，更值得今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