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发展

一、解读“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笔法”，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通过字词的选择，语句的构设及叙述的取舍而对写作对象暗寓褒贬之意，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这就回避了明确的褒贬之词，而在“微言”之中流露出“大义”(《汉书·艺文志》)，“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以一字为褒贬(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让人们自己去揣摩、体会作者的倾向性。《左传·成公十四年》对“春秋笔法”进行了阐释，其文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又《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载：“《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傅道彬先生在《诗可以观》里说：“‘微而显’是历史的情感之度，尤其是情感隐藏在历史的叙述中，所谓‘以一字为褒贬’。‘志而晦’是记载之法，历史事实记载清晰而叙事倾向又有所隐蔽。”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解释：“所谓‘晦’，在《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谓‘隐’，‘余味曲包’，‘情在词外’。”

通常理解的“春秋笔法”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常事不书”，属于选材类型；二是“讳书”，它特指一件不得不载录的事实被部分或全部隐藏；三是表述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的句法和用词方法。

“常事不书”一词出于《公羊传》，被认为是“春秋笔法”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体例，《公羊传》在三处指出《春秋》的这一书例，它们都是关于祭祀礼仪的记载。除此之外，别无四时礼仪的记载，可见“常事不书”是一般的史官载录原则。而一旦被载录，就不能不引起“此何以书”的疑问。所载之事或因违背了时令顺序，或因无视神的警诫，读史者从中可以推断出主事者对天人秩序已经懈怠了，史官借以表达自己对这种懈怠的不满。

所谓“讳书”即所谓“隐”，“隐”就是言外之意，“隐”的特点是有文外的意思。“隐”的出现，绝大部分是因为史官为了表达对事实的褒贬态度，而故意隐而不书的，其中许多的“隐”被后世儒者看作是避讳。按照《公羊传》的理解，《春秋》所谓“诸所避讳”的基本原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描述：一是“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

二、《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

在近世的《史记》研究中，风行着一种“微言大义”的说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由于有诸多忌讳，就借鉴继承了“春秋笔法”，于是《史记》中存在着大量的“微言大义”，需要我们离开字面意思去另求“深意”，否则便不能算真正认识了《史记》的伟大价值。

以下就《史记》分析其对“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春秋笔法”的继承。

(一)对《史记》之“微言大义”的多方位阐释

“春秋笔法”中“微言大义”的叙述方式在《史记》的“太史公日”中有很多明显的体现。如《匈奴列传》：“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r唯在择任将相哉!”司马迁对汉武帝穷兵黩武，当时将帅单为一己私名、利禄而主张战争极其反感，但这些都是司马迁生活时代的人与事，司马迁不可能对其直接褒贬，所以，司马迁先点明《春秋》的写作方法是对前代之事褒贬明显，对当代之事则褒贬隐约，接着便言辞闪烁地议论对匈奴的战争，让读者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虽然司马迁仍然没有在指出《春秋》的写法后直接点明自己也是运用了这种方法，但毕竟他把它与对匈奴战争的议论直接组接在一起，让读者一看便能明白其用意。

同时，凡是《史记》中牵涉到“微言大义”之事，司马迁总是首先在。态度上予以赞扬，并且尽可能地对其进行揭示和描绘，增加读者对“微言大义”的感性认识，使读史者更透彻地理解“春秋笔法”。如在《屈原列传》中揭示屈原以“微言”达“大义”的境界：“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赞叹其“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滑稽列传》中则展示了淳于髡之隐言及其“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的情状，优孟如何“谈笑讽谏”，优旃之“善为笑言，然合乎大道”，使读者从中充分领略到“微言”以达“大义”的艺术魅力。并且，司马迁还在此传的开头直接肯定“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文末又再一次对传中人物行事进行议论，指出他们的“微言”取得的巨大功效：“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楣得以半更。”并表示由衷的赞叹：“岂不亦伟哉!”

就这样，司马迁以与“微言大义”有关的故事来引导读者对此的艺术感觉，以“旁敲侧击法”来让读者明白《史记》与《春秋》一样使用了“微言大义”的表达方法，并通过谈论《春秋》此法的具体表现、巨大作用来引导读者对《史记》做相关联想，在此基础上，又暗示《史记》也运用了这种方法。通过这些，司马迁使读者明白《史记》也使用了“微言大义”的目的便达到了。这就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继承方式。

(二)借历史叙述来寄托“微意”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他“序帝王”，“记侯国”，“系时事”，“详制度”，“志人物”，全都是叙事；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他要在记叙中阐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表明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就是理。它往往不是先发一套议论再讲事实，也不是把事情说完再来一个架空的分析，而是把作者的论点熔铸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不言而评论自见，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叙事说理，交融关合，天衣无缝。清顾炎武首发此论，《日知录》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者，唯太史公能之。”

试以《魏其武安侯列传》作一分析。李景星说：此传，虽日《魏淇武安侯列传》，实则窦、田、灌三人合传也。两个贵戚，一个酒徒，惹出无限风波。本传只有三千余字，涉及西汉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二十七人。传中三个主人公窦婴、田蚧、灌夫都是平庸的官僚，正如李景星所说，两个外戚，一个酒徒，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殊勋，但司马迁却捕捉住他们各自具有的典型个性特征，在实录中塑造了生动的形象，蕴蓄了使后人深思的事理。司马迁以三人为主线，联络穿插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编织了一幅寓意深微的政治风云画卷，用以揭示西汉盛世下的宫廷内外的矛盾斗争，通过叙写贵族们互相倾轧、横暴自恣的丑恶形象，有力地抨击了当时专制政治的黑暗和腐朽。

《史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在篇中借他人之语来表达作者的评论的地方。例如，《叔孙通列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与时进退、以谄谀得势的小人。文章一开始，传主

叔孙通就以一个马屁精的形象登场。那时正当陈涉起义，攻势凌厉，秦二世问博士儒臣如何是好，有三十多人主张发兵平叛，二世恼了，叔孙通却上前说天下太平，不必用兵，因为上有明君，下有法令，谁敢造反?陈涉不过一伙偷鸡摸狗的小毛贼，何足挂齿。于是二世龙颜大悦，当场赏给他帛20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叔孙通回到宿舍，诸生问他：“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於虎口!”不久叔孙通就投降了起义军。他喜欢穿儒服，刘邦非常讨厌儒生。叔孙通便改穿短衣，刘邦很高兴。刘邦当皇帝后，叔孙通替他制定朝廷礼仪，到鲁国一带寻找儒生，有两位儒生不肯跟他走，当面骂道：“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在《叔孙通列传》中，对叔孙通的批评，有秦博士诸生之言，有汉初鲁生之言，有高帝之言，有弟子之言，这些批评贯穿于全篇始终。秦博士之言与两鲁生之言是正面批评，高帝之言是褒奖，弟子之言是恭维，形式多样，其旨则一，都是讥刺叔孙通的面谀

再如《白起王翦列传》中，武安君白起死的时候，太史公给他的安置的临死独白是：“秦昭王与应侯髃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白起乱杀了那么多人的，但是司马迁并不直接地批评，而是让白起自己说了这么一通话，这样做褒贬并不显眼，却因是当事人自己的悔过而更为有力。

还有，《平准书》末载卜式语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这是借卜式的话来批评桑弘羊“兴利”害民。《王翦传》末记客语：“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以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这是借客语来批评王氏祖孙三代唯知阿意兴功，残虐人民，终于败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暴虐之吏的憎恶感情。《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云云，表达了作者对荆轲剑术不精，行刺不成的惋惜，以及对荆轲勇于涉险的赞叹。《晁错传》末载邓公语云：“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地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邓公的话批评景帝处事不当，并以表彰晁错为国家树长画的忠君精神，为其蒙冤表示不平。《魏其武安侯列传》末载武帝语：“使武安侯在者，族矣!”这是借武帝的话来声讨卑劣小人田蚧的罪不容诛。

语言的借用，也不限于人物的直说，如《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遗文种书，《乐毅列传》载乐毅遗燕惠王书，以及许多篇章的歌谣诗赋，俚语俗谚，如《晋世家》载《士之歌》，《孔子世家》载《去鲁之歌》，《曹相国世家》载百姓《萧曹之歌》，《齐悼惠王世家》载朱虚侯刘彰《耕田歌》，《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采薇之歌》，《魏其武安侯列传》载颖川儿歌等等，都具有表达议论的作用。司马迁还把许多谚语直接化人“太史公日”的评论中。再进一步探讨，我们发现，司马迁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就鲜明地表达了爱恨和褒贬，这才是寓论断于序事的最基本形式。

(三)以多种修辞手法来传达“微意”

为恰切地显示自己的“微意”，司马迁还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段。如对比手法。司马迁运用对比的方式有多种，有于一段之中，直接进行对比。如《张耳陈馀列传》把张耳陈馀以势利相交，因利益而交恶与吴太伯、季札之清廉高尚相比，褒贬自见。有时虽把两者放在一段或一篇之中，但并没有明显把它们对比，而对比之意蕴含其中。

在《史记·列传》中有诸多合传，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两人为一传，中复附赵奢，已而复缀李牧，合为四人传”，其中又夹杂着一些小人物，“结撰之微密，摹画之精彩，令人游赏不尽也”。而更值得人品味的是，在人物的分分合合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存在着对比与衬托，体现着司马迁对人物的情感寄托，清代陈仁锡在《陈评史记》(卷八)中评价：“《廉蔺传》或分或合，或详或略，真得奇正错综之法，而四人优劣自显。”

这种对比手法，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自身，通过人自身前后言行的对比，让读者明白蕴含其中的善恶美丑等评价。如《苏秦列传》中，苏秦初“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然而，当苏秦游说取得一定成效时，“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王，乃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拟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使人效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日‘见季子位高金多也。”’在这一列传中，有很多事件，但这一件则不可不谓全篇之妙笔所在、讽刺之极。苏秦兄弟妻嫂由“窃笑”到“侧目”、“俯伏”、“委蛇”、“以面掩地而谢”，前倨而后恭的行为反差，正如苏秦随之而来的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司马迁以苏秦这一人物的诘问式语言微婉地传达出其对那样的封建社会道德与制度的怀疑与拷问，也在嫂“见季子位高而多金也”的回答中加以丑化与批判，引起读者共鸣。

《春秋》严格选择动词是为体现道德礼法评判，《史记》精炼词语则为鞭辟人里地刻画真实情形，其所选择的词表面看并没有情感倾向，但嵌入句子、句群之中，所构造的意境则褒贬、讽刺溢于言表。从《史记》来看，司马迁在正文中更多的是用看似平实的白描手法，通过营造某种场景，以达到讽刺效果，如《万石张叔列传》中写万石君的长子石建：“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寥寥几笔白描，把石建“恭谨”后藏着的虚伪嘴脸刻画得人木三分。由是观之，用特别的词语以见褒贬，虽然《史记》已不如《春秋》那样严格和注意章法，但其神韵还是被很好地继承下来。在“太史公曰”中也能寻找到《春秋》精炼词语的印痕，主要表现在句末语气词的选择上。司马迁常借“焉”、“云”、“矣”等来精确传达讽刺之意，收到言约意丰的艺术效果。

“互见法”，也是司马迁比较钟爱的一种手法，比如讲项羽，有些事要放到刘邦或韩信的传记里去，以含其深意。再如讲秦始皇迷神仙，则暗示汉武帝想登天。他对汉武帝的批评，表现在人物的选择上，好官都在其他朝代，而鱼肉百姓的酷吏则集中于当朝。单凭这一项，武帝要弄死他就不愁罪名了。他把没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本纪”，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并且加以赞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

难怪受正统思想毒害的学者，称《史记》为“谤书”、“秽史”。

司马迁也常用反问的修辞手法以达到“微而显”的表达效果，例子很多，如《伯夷列传》后的“太史公日”则有一系列的反问，司马迁对天道不公的诘问似乎隐含着一层相对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叙述要有一种与天道、与历史抗争的批判性。也许这才是他所说的发愤著书的真义所在。

司马迁还常利用语言的歧义来制造模糊效果，传达自己的微意。如于《万石张叔列传》末论道：“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处谄，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其文中三处使用了“君子”一词，前两处的“君子”是传统的含义，即指具有高尚品德的人，而后一处“君子”则是指司马迁所处的当代人，此“君子”的当代含义已经变成为指能与时进退、不固守一操的人。这样，表面还是赞扬他们为“君子”，实际已经利用其歧义微妙地传达出作者的讽刺。

(四)通过材料的取舍来彰显“微意”

在我国史学史上，自从有了文字记录的历史，褒贬人物便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史官也因此而获得了“褒贬”的权利。梁玉绳在《汉书人表考序》中说：“褒贬进退，史官之职。”

这一点，“春秋笔法”已有了明确的表现。无论是“常事不书”、“讳书”，还是特殊的表达规则或用词规则，均含有“褒贬”之意。

虽然司马迁写《史记》，被班固等称为“实录”，但这一“实录”，并不是说“太史公笔法”不含褒贬。在《史记》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些传记中，司马迁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和同时代人物有着自己的爱憎好恶，他往往采用“明无臧否，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在叙述情节时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褒贬倾向。

《史记》常常捕捉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琐事细节，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甚至一个时代的风气。《李斯列传》开篇说：“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样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著名政治家的传记上，似乎有点浪费笔墨，但我们在看完全篇之后，便会明白，李斯一生都在为活在好的环境里而钻营，老鼠的故事实际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和他的全部人生观。

再如《佞幸列传》中，邓通是个重要的人物，但全篇只写了邓通替汉文帝吸吮毒疮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把他鄙劣龌龊的人格暴露得淋漓尽致了。试想，连皇帝的毒疮都肯用嘴去吸吮，还有什么下作的事干不出来呢?

《史记·项羽本纪》刻画了西楚霸王项羽这样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但如果从司马迁《史记》的字里行间，只要不带偏见地仔细寻觅，我们就完全可以还原出另一种真相。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这样4个与霸王别姬有关的场景：首先是四面楚歌，然后是霸王别姬，第三是项羽突围，最后是乌江自刎。这些史料表面上看起来跟我们所熟知的霸王别姬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分别。但是，有一个细节，却被司马迁成功的隐藏了、同时也被后人们视而不见达2000多年之久。在场景一和场景二中，项羽身在楚军垓下大营，虽说“兵少”，但也只是相对汉军的重兵而言。《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垓下之战时“项羽之卒可十万”，而整场垓下战役中，汉军“斩首八万”。然而，到了场景三和场景四，项羽“直夜溃围南出”时，身边却只带了“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那么其他在垓下大营的几万楚军到哪里去了呢?就在司马迁浓墨重彩、绘声绘色的描绘项羽和他那几百亲信如何在汉军重围之中杀人杀出，“斩将刈旗”，“汉军皆披靡……人马俱惊”的时候，对于这几万楚军被统帅遗弃后的遭遇，却耐人寻味的缄口不语。10万楚军竟然死了8万，而又没有任何刘邦杀俘的记载(刘邦一直把坑杀秦俘20万作为项羽的一大罪状，以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因而自己自然是不能擅杀俘虏的)，足见楚军战斗之英勇顽强。与英勇的楚军官兵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表现得如此怯懦的项羽。项羽一生纵横疆场、所向无敌，然而垓下兵败被围，这对他肯定会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一曲《垓下歌》充分反映出了他绝望的内心世界。一向偏爱感情用事的西楚霸王，终于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勇气，做出了弃军而逃的决定。而项羽最终“不肯过江东”的决定，其实很可能就是针对自己弃军而逃这一行径的悔恨与自责。分析到这里，霸王别姬，简而言之就是一场项羽在战事不利、汉军心理攻势面前，精神崩溃，弃军而逃，最终自刎谢罪的丑剧。然而，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之下，通过材料的取舍却装裱成了一曲壮丽的英雄史诗。

再比如《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在《史记》中几乎是篇幅最长的。《封禅书》那么长，而讲述汉武帝的《孝武本纪》却那样短，涉及武帝平生功业，仅六十来个字，其他几页都选自《封禅书》。当是马迁别含深意。《史记》一百三十篇，这一篇是最奇怪的。也许针对当朝皇帝，很多事都不好讲，包括皇帝的伟业在内。司马迁的风格，是方方面面都要讲，比如讲汉高祖刘邦。对汉武帝，既然不能按他一贯的风格讲，他就干脆不讲。其实，不讲也是一种讲，如同沉默常常是一种表达。司马迁写《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把它比喻为一幅国画，那么它留白的地方是非常多的，这和他长期学习《春秋》有密切关系。

三、《史记》对“春秋笔法”的发展

中国传统史学笔法有曲笔和直笔之分，这不单纯是撰史方法、文字表达形式的问题，更是作史态度和目的的问题。它涉及治史思想、治史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笔法问题是受历史家的历史观决定的。

中国史学家历来公认“据事直书”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而“隐恶扬善”的曲笔则是由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春秋》所开的例子，“春秋笔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实乃一种政治化、伦理化的解读之法，孔子用春秋笔法来写史书主要目的在于寓褒贬，别善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秉笔直书、书法不隐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封建社会里虽然很难做到真正直书不隐，但多数统治者为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限制个别统治者的过分腐败而在表面上提倡直书，并对那坚持直书而“身膏斧钺、取笑当时”的良史表示敬意，《史通·直书》上的那些良史均以直书不阿而名垂于史册，但却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真实。

虽然“太史公笔法”是“寓褒贬于记事”，但司马迁以“实录”为宗旨，改变了《春秋》为了隐讳甚至不惜歪曲历史的写法。同时，采用了一定的表达技巧，既有所避讳又表述了历史真实及作者的思想态度。

特别是在《封禅书》、《平准书》、《酷吏列传》、《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中揭露了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和横征暴敛等违背民意之事，坚持了善恶并书的良史之风，堪为史家之楷模。

比如说在《史记》中的“太史公日”部分，《春秋》“志而晦”的手法就发展成为故意留出空白，做无声之讽。这当说是司马迁对“志而晦”的一种新的艺术表达。

总之，《史记》不但继承和发展了《春秋》笔法，以自己的具体实践使古老的“《春秋》笔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魅力无穷的叙述范式，并赋予它在时间流逝中生生不息的自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