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爵与元代史学

摘要：苏天爵是元代颇有文史之才的杰出史家，在当代史撰著和历史文献整理与编纂方面成就卓著；在历史编纂理论与思想方面卓有见识。他所纂《国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两部著述至今仍在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系统考察其史学实践与思想，对于探讨元代史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苏天爵；元代；历史编纂学；《国朝名臣事略》；《元文类》

元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正史和国史纂修、典志体史书编撰以及传记、史注、地志、行记等史著的编纂方面，可谓成就卓著，且出现了不少良史名家，苏天爵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长期以来，学界对苏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史学著述和史学活动的简要评介与梳理。本文试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详细探讨其历史撰著的主要宗旨与方法，分析其史学著述的成书历程与史料价值，总结其历史编纂思想与理论，以求进一步推动对苏天爵的个案研究及对元代史学成就与特点的认识。

一、苏氏生平经历与治学特色

苏天爵，字伯修，世称滋溪先生，元代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生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卒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真定苏氏家族在元代一直是名门望族，诗书传家。苏天爵的曾祖父苏诚，自宋元之际由汴州迁往真定后，即十分留意搜集和保存历代典籍文献，曾“作屋三楹，置书数十卷”；至其祖父苏荣祖时，家中藏书已累至数百卷，且终日“手录雠校不倦”，并专置一藏书处，名日“滋溪堂”。苏天爵“滋溪先生”之名号即来源于此，概其年少时经常在此读书受业。至其父辈苏志道时，苏家一跃成为官宦之家。志道曾先后历官宪府史、中书椽、刑部主事、岭北行省郎中，其利用职务之便，从江南购得藏书万余卷，藏书日丰的“滋溪堂”已是当时北方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私家藏书楼。浓厚的书香门第之风和藏书丰实的家境条件，对少时的苏天爵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自幼喜读诗书，后受业于元代理学大家刘因的私淑弟子安熙门下，研习六经孔孟之学。延佑元年(1314)，进入国子学。后入试国子生，因文风“雅驯美丽，考究详实”而深得当时担任御史监考官的一代文宗马祖常的赏识，被擢为第一，得入仕途，先后出任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等职。除马氏之外，苏天爵因才华出众还有幸得到虞集、袁桷等大都名彦硕儒的指点、栽培，学识和修养得以更上一层。虞集为元代文坛巨匠、理学名家，位高名重，他非常欣赏苏天爵“力学修行，推于实用”的品行，对其多所提携。虞集受诏主持编纂《经世大典》时，即将苏氏招入史馆，授予编修之职。

袁桷为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之高徒，亦为元代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苏天爵得以结识袁桷，拜其为师，很重要一点在于他对浙东学术经世致用特色的肯定与向慕。这一点，我们从苏氏对元初理学大家许衡的一段评价中可见一斑。许衡是元初北方理学的主要传播者，他注意总结宋末理学空谈虚辞、脱离实际的弊病，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主张，强调躬行践履，不仅给元代理学注入了鲜明的务实内容，而且对于扭转宋末以来流于空疏的学风，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对此，苏天爵评价道：“我国家兴隆之初，覃怀许文正公始得先生诸书读之，起敬起畏，乃帅学者尽弃旧学而学焉。既相世庙，遂以其学推行天下。迄今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者，皆文正公辅相之力也。”可见，对许衡笃实践履思想之推崇，乃是其从学袁桷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经由袁桷的指导与点拨，苏天爵得以进一步了解浙东学术“以多识为主，贯穿经史，考核百家”的特点，并最终奠定了其一生“措诸实用，不为空言”的治学宗旨。苏氏后来积极从事本朝文献典籍的网罗整理，投身于修史之业，实为对这一学术思想的积极贯彻。

袁桷对苏天爵的影响，尚不止于学术上的引导，苏氏后“三为史氏，在职八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袁氏的引荐。泰定元年(1324)，长期任职于史馆的袁桷辞官南归，推荐时任功德使司照磨的苏天爵入翰林国史院参修《英宗实录》，苏天爵藉此步入史局，不久即被征为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后又先后出任应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等职，开始了近十载的史官生涯。在此期间，他不仅恪尽职责，积极襄助史局完成了《经世大典》、《英宗实录》等重要官修史书的编纂，而且借助史馆得天独厚的藏书条件，不断积累史料，日夜耕耘于史坛，相继写成《国朝名臣事略》和《辽金纪年》两部私修史著，并积极筹划《元文类》的编纂。时人称其：“手抄近世诸名公及当代闻人逸士述作，日无倦容。”足见其用心之专、着力之勤。

至顺二年(1331)，苏天爵离开史馆，出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自此于宦海中辗转沉浮近二十载，就任过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重要行政职务，并曾一度官居吏部尚书。然无论身居何职，中年以后的苏天爵自始至终心系国家之安危、黎民之生计，为已然危机四伏的元王朝殚精竭虑、献计献策，最终卒于军旅之中。除忙于政事外，他还非常留心个人文集的整理，辑录了任职期间的诸多重要奏疏，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墓铭、碑志和行状，对于后人编修和研治元史，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二、《国朝名臣事略》的史学价值

《国朝名臣事略》，又名《元朝名臣事略》，是苏天爵在史学上的佳作，也是集中代表元代史学成就的重要私修史著。关于此书的成书过程，时任翰林待制的欧阳玄于《序》中有一定的交代，称苏氏“初为胄子，时科目未行，馆下士善言词章讲诵，既有余暇月，笔本书札又富，君独博取中朝钜公文集而日钞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传，往往见诸编帙中。及夫闲居，纪录师友诵说，于国初以来，文献有足徵者，汇而萃之。始疏其人若干，属以其事，中更校雠，栉去而导存，抉隐而蔸逸，久而成书”。可见，延佑四年(1317)以前，苏天爵尚为国子生时，即十分留心采辑元朝开国以来“巨公世卿”之文集、墓表、家传等材料，已然开始为是书的编纂作前期史料准备。欧阳玄《序》作于天历二年(1329)四月，是书撰成时间应距此不远。据此推算，全书从构思、取材到纂修，前后历时十余年之久。

至于全书的编纂宗旨，苏氏本人于书中并无明确交代，但我们却可以从其文集《滋溪文稿》中找到一些与此书编纂相关的材料。如前所述，苏氏自泰定元年至至顺二年曾于国史院供职八载，尽职尽责，卸任后仍十分关注国史编修之事，更曾专门上书论及撰著本朝功臣列传事宜。其言曰：

古者史官所以论著君臣善恶得失，以为监戒者也。钦惟圣朝龙兴朔方，灭金平宋，遂一华夏，而阀阅勋旧之臣，谋猷才能之士，苟不栽之简册，何以垂示方来。夫祖宗大典既严金匮石室之藏，而功臣列传独无片简只字之纪，诚为阙典。然自大德以来，史臣屡请采辑，有司视为泛常，迄今未尽送官。卑职昔尝备员史官。谨具四事，以备采择。

苏氏于文中言“昔尝备员史官”，可知此奏疏所上时间应在其卸任史官之后，此时《国朝名臣事略》一书已经撰成。但从中可以看出，苏氏对此并不满意，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集合史馆之群力，修纂一部翔实的国朝功臣列传。据此可以推测，其于史馆任职期间，已有这样的想法，《国朝名臣事略》所收录大多为元朝开国功臣，其成书可称得上苏氏为筹划和编纂“国朝功臣列传”而做的前期努力，目的即在于

为当朝统治者提供鉴戒，“垂示方来”。

关于《国朝名臣事略》的编纂体例与方法，清人评论指出：“盖仿朱子《名臣言行录》例，而始末较详；又兼仿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例，但有所弃取，不尽录全篇。”此评价可谓允当。此书在编纂上成功吸收了语录体之优点而又有所突破，在注意采撷诸家“嘉言懿行”的同时，将纪传体善于记述历史人物全貌的优点融汇其中，叙事完整详备；在辑录传主之墓志、家传、行状等材料时，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而是合理地剪裁去取，作深一步的锤炼加工。

全书史料征引极为繁富，且多为时人所写各种行录、碑传、墓志、墓表、行传、家传、文集、笔录等第一手材料，价值颇高。从规模上看，全书计十五卷，共记载元初四十七位人物，但所据史料引文却达一百二十余篇，并一一注明出处。《国朝名臣事略》一书史料功夫扎实的特点，一方面得益于苏天爵长期的史官经历，令其容易接触到各种珍贵的官藏史料；另一方面则与其个人品行、学术渊源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苏氏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学训练，为人耿直，处事谨严，年轻时遍访名师，学识渊博，对元代浙东学术颇为赏识，注重贯通经史，强调笃实践履，这一治学特点反映在著史方面，便是重视史料之广征博引。

至于在史料考辨方面，苏氏更是极为认真，不拘于成说，不盲信他言，更不妄下定论，对于有疑问的史料，多以注文的形式附录于正文之下，存疑思考。

如书中关于国初太师木华黎率师南下灭金途中蠡州一役，其据太常元公元永贞所撰《东平王世家》中史料记载道：“王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诸城，皆下之。蠡之役，萧阿先中流矢卒，以其子查剌代领其众。”至于蠡州一役之具体经过，诸书记载则差异颇大，一说源自《招抚使王兴秀碑》，认为元军兵至蠡州城下，招抚使王兴秀以金朝统治者弃民南逃、改都大梁为由，动员蠡州辖下三十余村村民降元，但由于蠡州守军殊死抵抗，“礟死萧大夫，两军奋厉，一鼓屠其城无噍类遗，而三十村无毫毛伤者”；另一说源于《按察使赵瑨碑》，记载时任蠡州按察使赵瑨“度形势不支，倡县民以城下之，从太师、国王徇地至蠡，其刺(赵瑨之兄赵珪，时任蠡州刺史)犹城守，砲杀王悍将萧大夫。王恚欲院城，公请以身赎母兄死，王哀之，并全蠡民。”更令人疑惑的是，两处材料竟然均出自元人姚燧之手，由于没有其他史料提供佐证以辨真伪，苏氏惟将此两则史料并载于正文之下，以俟后人考辨。雖然蠡州一役具体经过难下定论，但通过注文中的两则史料，却可基本得出一个重要事实：即当时元朝一统天下已是大势所趋，蠡州部分金军将领确有投降元军、迎其入城之事。

另有诸多注文所载史料与正文所据史料各有详略，因而可以起到互相配合、互为补充的作用。如全书卷五对耶律楚材事迹之记载，基本依据宋子贞《神道碑》中的史料，但对于耶律楚材之死，由于《神道碑》中并无明确记载，故篇末正文中仅以一“薨”字带过。考之《元史》，亦是简单地记载道：“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并不具其死因。在这种情况下，苏氏又详查他书，将元代郝经文集中所记耶律楚材因受小人排挤诬陷愤懑而死的说法附录于正文之后，以作补充。这一处理方法无疑是非常妥当的，既与正文形成呼应，又可从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史记载之阙略。

另如记载元初大臣王鹗事迹，书中完整录入其任翰林学士承旨时所上一重要奏疏：“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此段奏疏，对于了解元初史馆建置、宋辽金三史及国史之纂修情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亦是元初统治者“以夏变夷”，积极推行汉法的重要证据。而且，正是在王鹗之强烈建议下，忽必烈“命修国史，附修辽、金二史”。正文之下，苏氏又采辑李愷所撰《言行录》中相关史料，指出王鹗早在忽必烈未称帝之前，即曾向其举荐杨奂、元好问、李冶诸人秉笔修史。忽必烈即位后，他复申前请，并建议成立翰林国史院，“又举李冶及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高鸣为学士，杨恕、孟攀麟为待制，王恽、雷膺为修撰，周砥、胡祗通、孟祺、阎复、刘元为应奉”。从中可以看出，王鹗不仅是元初倡议建立史局之首要功臣，而且知人善任，元初国史院诸史官亦大多为其所荐，其于元初官方修史可谓贡献卓著。而这些材料进一步补充了正文所据墓碑资料之不足。

《国朝名臣事略》采摭浩博、取舍精审的编撰特点，决定了此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即以明修《元史》而言，其中列传部分无论是在体例编排还是史料取舍方面，均深受《国朝名臣事略》一书影响。从体例编排上看，由于元朝为蒙古少数民族所建立，实行民族等级制度，因此如何安排各民族人物之顺序、比重，是元史编纂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国朝名臣事略》而言，全书所载四十七位人物，除前四卷为蒙古人、色目人外，余下诸卷皆为汉人，这一安排无疑是符合有元一代重视和仿效“汉法”的基本历史特点的。至明修《元史》，列传人物之比重安排亦与《国朝名臣事略》相仿，前三十二卷为蒙古人、色目人，后六十五卷为汉人、南人，其中汉人比例尤重。

在史料采择方面，《元史》更是取材《国朝名臣事略》之处甚多，对此以往学者已有论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某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国朝名臣事略》甚至较之《元史》要详尽得多。如对于元初大臣王鹗，对比两书可以发现：关于其生平经历，《元史》与《国朝名臣事略》之记载颇为相似，如上文所提及王鹗上书世祖倡言设立国史院及纂修国史和前朝史事宜，所录奏疏几乎完全一致，仅有个别遣词用字之别；另《元史》对王鹗在世祖即位之前于王府府邸所上同类奏疏，只字未提，《国朝名臣事略》则予完整录入；至于王鹗所荐史官，《元史》亦只是提及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数位学士而已，《国朝名臣事略》则于其他待制、修撰、应奉诸官员一一介绍。另如王鹗上书谏言兴办学校、储备人才一事，《元史》仅以“复奏立十道提举学校官”一语带过，而《事略》则依据王鹗碑铭材料，将其就此事所上奏疏一并收入。②诸如此类情况，尚有多处，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国朝名臣事略》确为《元史》纂修之重要史料来源，而且某些史事记载方面，《国朝名臣事略》可补《元史》之阙略。

不过，《国朝名臣事略》亦并非无瑕可陈，苏氏本人毕竟时间精力有限，其于国史院任职期间，公务繁忙，除编纂是书外，尚忙于《经世大典》、《元实录》之编纂，且《元文类》这一文献荟萃工程的启动与施行，也是集中于这段时间，再加上此前尚无一部元代人物列传可供资鉴，因此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尤其是在人物收录方面，全书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仅以元初世祖以前之开国功臣而冠之于“国朝”之名，确实有些以偏概全、名不符实。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其在元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三、《元文类》的编纂与成就

苏天爵草创《国朝名臣事略》期间，即已开始着手《元文类》的编纂。此书雖然只是文献汇编，但却是又一部集中反映苏氏卓越史识和史才的代表性著述，更是后人研治元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来源。

《国朝名臣事略》的成书主要是出于“以史经世”的目的，此书的编纂则旨在保存当世文献，二者从根本上都集中体现出苏氏“措诸实用、不为空言”的学术宗旨。

关于《元文类》的成书经过，时任将佐仕郎、国子助教的陈旅于全书序言中有明确交代，指出苏天爵年轻时即“慨然有志于”当世文献之搜罗，“以为秦汉魏晋之文，则收于《文选》；唐宋之文，则载于《文粹》、《文鉴》。国家文章之盛，不采而汇之，将遂散轶沉泯，赫然休光，弗耀于将来，非当务之大缺者欤?乃蔸摭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积二十年，凡得若干首，为七十卷，名日《国朝文类》”。此序文写于元统二年(1334)，文中称苏天爵编纂是书前后近二十年，可知苏氏早年为国子生员时即有仿效《昭明文选》、《唐文类》、《宋文鉴》之例，汇辑有元一代典章文献的想法，并十分留心采辑资料，及其进入史局之后，更是借助职务之便进行集中编纂。可见，时人称其“年弱冠，即有志著书”，诚非虚言。

苏天爵自觉肩负荟萃一代典章文献之重任的良史风范以及“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毅力，着实令人钦佩，而其在史料采撰去取方面所体现出的卓识，更令人折服。综观《元文类》所收录文献，共计二百三十余篇，分作赋、骚、诗、诏赦、册文、制、奏议、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书、说、题跋、杂著、策问、启、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辞、谥议、行状、墓志铭、墓碣、墓表、神道碑、传三十三类，眉目清晰，脉络分明。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苏氏在文献收录方面，遵行明确的原则标准，进行严格的删选去取，重内容而不重形式，所录诸文，“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切实体现典制沿革、风俗教化、历史时事等重要内容，不属此范围者，“雖好不取”。其“经世致用”的撰述宗旨，于此可见一斑。这一取材标准，也决定了全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试举几例予以分析。

如书中所选“诗赋”，均出自元代著名学人之手，不乏即景抒怀、托物言志之佳句，更包含许多内容丰富的咏史纪事诗，对了解元代史事及撰者学术思想，颇有价值。其中刘因之《读史评》，便是集中反映其史学思想的一段重要材料。其诗云：“纪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此诗摘自刘因《静修先生文集》，雖然短短数语，却论及古代修史者“心术”这一重要问题。在刘氏看来，古史记载纷纭，褒贬不一，失实失真现象屡有发生，词臣作为执笔修史者，对此应负直接责任。其心术是否端正，直接影响到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与历史人物评价的客观公正性。刘因雖为元代理学名臣，但对史学兴趣浓厚，长于史实考订，在历史编纂思想方面，更是颇具见识，此诗便反映出其对史家史德的高度重视。对此，他还曾以北魏史官高允事迹为例，论述史官应恪尽职责，秉笔直书，不可因外界压力或主观好恶，任作删削褒贬。苏天爵将此诗收入《元文类》一书，可谓慧眼独具，它对于考察元代的历史编纂理论与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苏氏曾长期担任史官，对修史问题颇为敏感，且其本人亦曾对史德问题做过重要论述，这或许也是其选录此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如“杂著”一类所收录《经世大典序录》，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由于《经世大典》一书已亡佚，明《永乐大典》所存亦属残篇，因而此《序录》便成为了解此书撰述宗旨、编撰分工、编次结构和基本内容的第一手材料。从中可以看出，是书之编撰始于天历二年(1329)冬，其目的在于“辑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则”。原由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参酌唐、宋《会要》之体共同负责编纂，后以“国史自有著述”为由，改由学士院专属其事。具体分工为：太师丞相苔刺罕、太平王燕帖木儿为总监；翰林学士承旨兼大司徒阿鄰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尔弥实、奎章阁大学士兼中书右丞撒迪、奎章阁大学士兼太禧宗禋使阿荣、奎章阁承制学士兼枢密院佥事朵来为提调；中书左丞张友谅、御史中丞赵世安等则“以省台之重，表率百司，简牍具来，供给无匮”，负责采撰史料；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与虞集率同学士院艺文监官属执笔纂修。天历三年四月，正式开局纂修，用国史之例，取材“有司之掌故而修饰润色之，通国语于《尔雅》，去吏牍之繁辞”，分作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等君事四篇，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臣事六篇，至至顺二年(1331)五月，草具成书。此外，各篇之《序录》亦详陈立目旨意，对于了解元初以来的历史进程及典制因革，也颇具参考价值。而且，由于赵世延因疾早退，《经世大典》实由虞集一人主纂，序录亦基本出于其手，从中可窥探其主要史学思想。

当然，《元文类》之重要史料价值远不止上述所举几处，它如书中所具祭文、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等，是研究元代历史人物的重要材料，有些甚至较之《元史》为详，可补其疏漏，正其错谬。至于各种诏赦、册文、奏议、制、表，则有助于了解元代时事变化和制度因革。这些都决定了《元文类》是元史研究者足可资鉴的文献宝库。诚如时人所评，有元一代“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

四、历史编纂思想与理论上的卓识

苏天爵不仅勤于修史，著述等身，而且注意总结修史经验，在历史编纂思想与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系统的有价值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元代史学的发展，对于后世修史，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是大胆揭露史馆积弊，强调史官职责。

古往今来，史学“经世”之用一直是史家关注的重点，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等早期带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历史鉴戒思想，此后历代史家对史学“经世”功用的论述和阐释，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视作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和衍化。苏天爵作为一位有见识的史家，同样非常重视史学“论著君臣善恶得失，以为监戒”，“垂示方来”的功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苏氏的这一见解是他站在一个正直史官的立场上，面对当时元代史馆人浮于事、无所作为的现状有感而发，因此便显得极具针对性和感染力。其言曰：“夫祖宗大典既严金匮石室之藏，而功臣列传独无片简只字之纪，诚为阙典。然自大德以来，史臣屡请采辑，有司视为泛常，迄今未尽送官。”它如《经世大典》之编修，“臣事之见于简册者，十居二三”而已。此段话不仅饱含着苏氏对当时元代史官对本朝修史大事置若罔闻、互相推诿之劣习的严重不满与批评，更反衬出其自觉而坚定的修史意识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满怀忧虑地指出：“今翰林职专笔削，若复旷日引年，不复纪载，将见勋旧盛烈泯没无闻，为史官者无所逃其责矣。”强调秉笔直书，自觉肩负修史重任，乃史官无可推卸之天职。

有趣的是，苏氏的这一观点，实与唐代刘知畿以“十羊九牧，其令难行”来批评当时史馆因建置臃肿导致效率低下的思想非常相近，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正直史家对其所处时代史学积弊的大胆揭露与批评，对时人和后世均有深刻启发和警示作用。

二是重视史料采撰，广辑博采，不拘常规。

史料乃修史之基石，史料采撰的方法及用心程度，直接关乎史书价值之高下。作为一名在史馆供职

多年且卓有见识的史家，苏天爵自然深知史料之重要性，而其对史料采撰方法的认识，更是颇具参考价值。在其看来，“史固欲其核实，事尤贵乎网罗”。司马迁之《史记》之所以能流传千古，为后世历代史家所称道，最关键的一点即在于其不遗余力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遗文古事”，以至史料丰实，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无愧之实录。

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搜采和考辨史料的方法，以供史馆修史之用：“今史馆修书，不过行之有司，俾之采录。或功臣子孙衰替，而无人供报；或有司惮烦，而不尽施行。事之卒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当先取其国初以来至于某年中问功臣当立传者若干人，各具姓名，或即其子孙宗族，或即其亲旧故吏，或即其居官之所，指名取索，其人自当具报，不许有司因而烦扰。又诸公遗文，各处或已刊行，开具模印；未刊板者，令有司即其家抄录，校雠无讹，申达史馆。”严立程限，违者罪及提调官吏。指出有司(主要指史馆之中负责采撰史料的部门)要尽心尽责，不厌其烦、不辞辛苦地设法扩大史料来源；史官宜先草拟好修史所应立传人物之名单，并实地访查其宗族子孙、门生故吏、居官之所等情况，尽量充实其生平事迹；仔细搜集立传人物之文集著述，或模印，或抄录，校对无误后报送史馆；设定工作期限，逾期未成或施行不力者，依法严处。如此则“事无所遗，汗青有日”。

如对于辽、金二史之撰修，苏氏便明确强调要积极访求现存各种碑传材料，模印京畿两朝大族之墓志碑文，以备采择，补实录之缺略。至于宋史之纂修，所存实录、国史等材料尚丰，但多有谬误，忌讳颇多，且南宋理宗、度宗诸朝实录或残缺不完，或未及编修，应对比宗藩图谱及别集、小说等野史材料，详加考辨，补其疏漏，正其错谬。这些建议对元修前代诸史，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是呼吁史家要有“直道”之行，提高史德修养。

唐代刘知畿论及古之良史时，常常提到“正直”、“良直”、“直道”等概念，倡言史家应“仗义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容阿”，“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这既是对中国古代史学“书法无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所言“直道”，已逐渐成为衡量后世史家著史心术的一个重要标准，主要指史家在修史过程中能否做到客观公正，据事直书。在苏天爵看来，修史之难，莫过于此。“欲尽书之，则有当回护者；欲尽削之，则没其实”。惟有做到既不作虚美夸饰，又不避权势忌讳，详略得当，方成信史。苏氏继承和发展了刘知畿的“直道”思想，并将其作为指导史官修史的一项重要原则。具体来讲：

其一，抛却自金朝以来以官品高下作为立传取材标准的陈规陋俗，而改以考核其事迹、政绩、著述、品行为主。他指出：“官品固有高低，人材则无贵贱。……岂别其贵贱而辄以为等差。……近自金源以来，始以官至三品者行事得等于史，是使忠烈隐逸之士凡在下位者皆不得书，又何以劝善乎?其法之谬，以至如此。今二品以上，雖有官封，别无事迹，自可删去。三品以下，或守令之贤，政绩可纪；或隐逸之善，著述可传；或人子之事亲，若王祥之孝感；或义士之赴难，若南霁云之杀身；并宜登载于编，以为将来之劝。”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纪载贤能，以为后世之法”。

其二，修史要学习《春秋》笔法，“善恶并载，善者所以为劝，恶者所以为戒”。若只采“嘉言善行”，而“奸臣贼子之事不复登于书”，其结果必将“使奸计暴行得快于一时，无所垂鉴于后世”。史书从而也就失去了警醒后人的重要功用而变成了死板的歌功颂德书。而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除了史官自己要保持客观公正的心态外，还要广泛查阅史料，“参以刑曹之过簿，吏部之行止”，而不是仅以孝子慈孙、门人故吏所具事迹为主。

要之，苏天爵确为元代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其致力于当代史的编撰和当世文献的保存，且注意总结修史经验，于史官任内尽职尽责，积极襄助《经世大典》、《实录》等国史之编纂，并对宋、辽、金三史撰修提出重要建议，极大地推动了元代历史编纂学的新进展。其身上所体现出的自觉肩负修史重任的历史责任感，勇于秉笔直书的信史精神，以及注重史料采择和史实考辨的著史态度与方法，值得学习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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