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重归北约的思考

今年四月三日至四日,北约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成立六十周年庆祝峰会。作为东道主的法国已提前送上贺礼:当地时间三月十一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法国将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这不仅使人回想起一九六六年,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致信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指挥系统的往事。戴高乐在信中给出的理由是:他的国家需要在其境内完全行使自己的主权。之后,法国关闭了北约在巴黎的总部,并让美国撤出了其在法国的军事基地。就这样,戴高乐将“独立法国”的理念牢牢印在了法国人心中。而萨科齐今日的决定,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显然与戴高乐的理念背道而驰。

更令人关注的是,法国重返北约的决定,得到了法国民意的支持。最新民调显示,半数以上法国人支持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舆论研究所三月公布的民调中,58%受访者表态支持。换言之,这并非萨科齐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法兰西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达成共识的产物。法国本是北约创始国之一,一九六六年,戴高乐担心美国对北约的控制有损法国的军事独立性,宣布退出军事一体化机构,但保留北约政治成员身份。“冷战”结束以来,法国逐步重新参与到北约军事体系,但仍置身于最核心的军事一体化机构以外。因此,法国重返北约绝非国际政坛上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件,其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如果放弃了对这些细枝末叶的关注,很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一些世界格局走向的误判。

应该说,法国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不仅在欧洲历史上,而且在全球化的时代,法国在国际事务中都发挥着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这些作用还往往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发挥的,却依然不能否认其对于世界局势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对目前法国重返北约的决定,就值得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详细的解读了。

法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然是欧洲的重要国家之一,现代法国的崛起是与英国进行了著名的百年战争和宗教战争以后开始的。在此之后,法国开始成为欧洲大陆上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法国的政治结构和法兰西民族精神,经受了剧烈的动荡和重新振兴,而在中世纪英国王位的继承战争中,英法两国则结下了世代的仇恨,在此之后的两个世纪,这两个国家都处于战争对峙的状态。英国对法国的战略是,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对手结盟,迫使法国为此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最终使国家精疲力竭,民不聊生,从而导致法国社会动乱,政府虚弱。而在海上,英国竭力阻止法国的两支舰队(地中海舰队与大西洋舰队)汇合,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占据着直布罗陀,并在那里保持着兵力和舰队以分割法国海军,在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为了打破这种被动局面,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人再一次与英国人进行了殊死的抗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英国,作为一个现代资产阶级主政的国家,它并没有本能地“援助”同为资产阶级执政的法国,反而领导了当时欧洲的各封建君主国前后组成了七次反法同盟,最终打败了法国才肯罢休。这种现象再次显示了隐藏在各种漂亮词汇下的英国国家战略目的。英国公开宣称其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拯救欧洲的文明,即“破除法国的革命事业,重建贵族的统治”;另一个就是英国主张的一场政治战,其目的就是要“重建国际法和恢复欧洲的均势”(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254—255页)。但其实质就是要打败这个潜在的强劲市场竞争对手,让英国的工商业在世界上再也不会受到威胁。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英国进入了著名的工业革命阶段,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积极利用新技术、新发明,掀起了一股经济革新的浪潮。到一八四○年前后,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已基本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工业革命的任务大体完成,英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处于“世界工厂”的垄断地位。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很快成为世界霸主,为了不断满足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英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强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抢夺原料产地,拓展商品市场,英国俨然成为世界工商业界的“老大”。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当然不会让法国这样一个潜在的竞争者轻易进入自己独占的领地。而法国由于缺乏“充足的经济实力、高度发达的信贷、活跃的商业往来、积累的资金、大量的海军,总之,支持长期繁荣的手段和实力”(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征》(一),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版,270页),最终在与英国争夺现代经济头等舱的较量中失败。

法国失败了。但法国人的这一次抗争对于世界和自身的发展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关于法国革命政治层面的内容有太多的研究,这里不再重复。我们想强调的是其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影响。正是由于与英国的长期对抗,法国独立的工商业体系和科研体系开始建立起来。在大革命中公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贵族特权,为个人凭自己的努力上升到社会上层提供了条件。新制度以财产的不平等代替出身的不平等,财富与实业的地位提高,成为人们的首要追求目标,促使有才能的人投身于实业界。革命政府宣布人们可以自由择业,自由经营种植;废除一切行会制残余,企业组织的扩大和技术革新不再受到阻碍。法兰西被宣布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废除国内关卡,统一度量衡,扫清封建割据的残余,使全国成为一个畅通无阻的统一市场。法国革命政府还改革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机构与区划,提高了行政效率。国民公会还为发明革新者制定了专利制度,同时创办一家矿业学院和一家工业学校以训练政府工作人员。拿破仑掌权时继续执行了这一国策,他实行中央集权,加强对各省的控制,有计划地建筑良好的公路网;制定国家法典保护私有财产和产权所有人;建立法兰西银行,巩固金融制度。一八○七年,在政府扶持下组成奖励创造发明的法国全国工业促进总会。拿破仑还着手建立大陆封锁体系,严禁英国工业品向大陆出口,以便使法国资本家独占大陆市场。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法国的独立工业经济发展的势头并不理想。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发展总是高低起伏、时断时续,而没有做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然而,这并不掩饰其应有的光辉。那就是,通过这一次激烈的抗争,法国使英国独占世界工业市场的奢望落空。在工业化的世界出现了另一种标准,使世界各国的用户有了另一种选择,并在客观上给德国和美国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存在竞争的外部环境。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国人是多极化世界的开创者之一 ——尽管法国是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完成这一使命的。

当然,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经济需求依然促进了法国独立的科技进步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生物学家巴斯德在动物学和植物学之外还首先开辟了新领域——微生物学,发现了狂犬病疫苗并创办了巴斯德学院; 化学方面圣克莱尔·德维尔以及贝特洛的研究为轻工业的发展和有机化学的进步分别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法国在生理科学和医学上的发展也很显著,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还有工程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平炉炼钢法,转炉炼钢法,内燃机的发明与完善,冷冻机的发明等都为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他方面的发明创造也被迅速而广泛地应用到工业、交通等建设中去了。

因此,尽管法国自十九世纪中叶就丧失了科技处于世界顶尖的地位,而为美国、德国所超过,但这种差距绝不是“目前先进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它仍处在世界一流水平之列。目前,据估计,法国完成的研究工作占全世界研究工作的5%,而美国占37%,英国占8%,日本占7%,联邦德国占6%。也就是说,法国的这一次抗争,不仅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影响,就是对法国本身能够坚持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也是至关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长期的艰苦抗争,法国人牢牢树立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的理想。尽管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法国吞下了普法战争的苦果,经历了“一战”与“二战”的灾难,但法兰西民族的雄心依旧。在“二战”后的一九五二年,让·莫内提出的“莫内计划”,让法国人重新认识到了国家计划对相对落后的法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大革命后民主的实现所带来的国家干预的有效性。到戴高乐重新上台成立第五共和国后,由于他本人就是强调国家统一权力的,再加上他已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了现代化发展与国家整体实力的关系,于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外“国有化运动”此时也进行到一个高潮。它不仅包含了大多数的能源工业(如煤炭、电力和天然气),还将主要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囊括在内。加上战前就有的铁路、航空和烟草的统一控制以及“法国银行”,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公共部门。这场运动为产业结构的通盘改造奠定了基础。从一九四七年法国开始了第一个计划起,法国政府前后共制定了十个计划。虽然各个计划的内容随着时间的不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从总体来看,他们对法国克服危机,重振经济,恢复法国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九年的二十年间,法国在建立和改造法国计划体系时期其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7%。一九五九年可以看成是法国经济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九年这段时期,法国在国际收支方面每年都有赤字,但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五年,法国却变成了在国际收支方面每年都有盈余的国家。“随着从战争刚结束的那些年中出现的瓶颈的消除,随着政治不稳定情况和国际收支赤字的消除,出现了一个极为出色的、年度增长率连续十年达到5.7%的阶段,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类似国家(即使是西德)比得上的纪录。”到七十年代初,法国终于完成了产业结构的改造,曾经居统治地位的小公司、小企业纷纷合并或被大企业收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业集团;大银行的储蓄额也占了绝对主导地位。

而戴高乐主政期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决策,就是要始终让法国处于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不能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边缘化。为此,戴高乐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就是稳定法国的政权,建立良好的发展秩序。法国固然是世界上第一个具备成文宪法形式的国家,但大革命以后的制宪,是依赖人为演绎出的原理制定出来的。思想的流动多变,使法国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返国为止,竟先后制订了五部宪法。其后又不断修宪。根据一般看法,直至戴高乐执政的第五共和时期即一九五八年,通过新的共和国宪法,方才使法国的宪制稳定下来。但这已经是一七九一年大革命以来的第十三部宪法了。但戴高乐毕竟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使法国可以在国际舞台上集中精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了。

戴高乐执政期间做过很多事,但最为重要的是奉行了一系列使法国能够独立于世界的政策,其中,就包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退出北约。中法建交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件大事,法国顶住美国压力,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其意义自然非同凡响。这里有必要重提风行一时的“戴高乐主义”,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戴高乐的基本思想,即以改变法国对美从属地位为目标,以对抗美国霸权为主线,来捍卫法国的国家利益和争取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其中最具象征性的一幕出现在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一日,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机构。在欧洲联盟主倡“欧洲主义”和美英所谓“大西洋主义”包围下,“戴高乐主义”使法国保持“特立独行”,并在当年东西两大阵营对抗中左右逢源。当然,代价之一是法国游离于大西洋两岸安全事务决策圈外。奉行戴高乐主义的法国,主要采取了以下的主要措施:一、撤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改变法国在联盟中对美国的从属地位,维护民族独立;二、建立法国独立的核威慑力量,打破美国的核垄断;三、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缓和、谅解、合作的关系,在东西方关系中发挥作用,积极推动中法建交;四、建立一个摆脱美苏控制,以法国为中心的、法德联合为支柱的,由欧洲主权国家联合起来的大欧洲联合;五、实行非殖民化,在第三世界推行积极存在的政策,以求保持和增进法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和影响。戴高乐主义的实施对于维护法国的主权和独立,提高法国国际地位,推动欧洲联合和世界多极化发展显然有着积极的作用。

换言之,法国在世界历史上两次重要的“搅局”,都破坏了当时世界实力最强的国家“一统天下”的企图。如果没有法国的这种搅局,当今世界的面貌肯定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尽管法国从综合实力上看在两次搅局中都不占有优势,但法国的行动却都产生了远远超过法国本身实力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在于法国的努力合乎某种世界的潮流:现代世界应该是多极和多元的。法国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而其他相对弱小的国家显然也能分享到额外的好处。因此,法国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重。

但是这样的局面只能在法国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的时候才能维持,而特立独行的本质就是敢于向最强大的国家说“不”。事实上,法国是欧盟中唯一的敢和美国直接对着干的国家,现在新上台的总统萨科齐曾直率地宣布愿和美国改善关系,多少使人们担心,这是不是意味着向美国低头,在军事方面对美国亦步亦趋?但萨科齐则宣称,“法国愿意和美国友好,但是美国也应该接受不同的意见”。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在国际上行使一言堂、单边主义,是行不通的。

然而,法国重返北约的决定却使人们对萨科齐的这一表态产生了怀疑。因为,北约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组织。无论法国有多少小九九,但要想通过重返北约并发挥主导作用,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并不在于从实力的角度看,法国根本没有向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还在于美国人本身就是将北约视为自己军事机构的另一种称谓。实际上,“冷战”结束后,希拉克曾经试图以平等伙伴的身份重返北约,但遭到了美国的断然拒绝。而萨科齐这次重返北约,显然已经默认了自己小伙伴的身份。所以,有这样的新成员要加入组织听从指挥,当然是一件好事,美国人有百得而无一失,何乐而不为呢。同样,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中,不仅对北约和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有着自己的看法,而且对“全球化”的解读也与学术界有很大差别,他们的理解是:全球化就是由美国来安排世界经济秩序,划分经济势力范围。这是因为旧的秩序是西方列强通过“二战”和“冷战”建立的,这个秩序被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主导并且为西方服务,其他的国家民族都是西方主宰和压榨的对象,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北约也好,联合国也好,都是美国达到自己战略目的的一种可资利用的机构。因此,要美国放弃在其中的主导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戴高乐当时为何要坚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退出北约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萨科齐今日的这一决定,却意味着法国的再次“华丽转身”。这次的转身,也同样意义重大,它关系到欧洲今后的发展方向,也关系到世界国际形势的走向。只是,对于法国而言,这次转身却相当于签订了某种“卖身契”。因为,在当今世界,法国已经没有能力坚持其特立独行的传统了。前两次法国的行为,都是在向世界的强者叫板,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法兰西民族的智慧和勇气。而这一次,却是法国在向世界的强者俯首称臣。因此,这一次行为的含义是,法国不仅没有实力,而且也没有勇气再坚持自己独立的主张了。

法国重返北约意味着西方国家再度完成了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军事组织上的整合。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当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政治层面上无法缓和的时候,往往通过战争来解决。而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之间由于彼此制度、人种和信仰上的相似性,以及即存军事制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有效性,可能会迅速团结起来。这就意味着,法国重返北约对中国而言绝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它在未来会给国际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变化,值得我们密切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