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考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本文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为例，通过对建筑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反思，提出建筑艺术在反映社会现实时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的发展历程证明，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中国，植根于社会现实之中的意识形态的开放与专制，极大地影响着建筑艺术的繁荣与衰落。
关键词：建筑美学；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建筑批评；岭南建筑学派
中图分类号：Tu－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0)04－0045－10
一、引 言
发生在美学系统中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和有意识的，这些变化直接与意识形态有关，而意识形态只能在历史的文脉中被理解。——艾伦·科洪
20世纪20年代，苏联先锋派建筑师探索新的建筑形式，通过建筑表达他们的社会理想，开创了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苏联先锋派运动迅速波及欧美各国，极大地推进了现代建筑的发展。苏联先锋派建筑“像磁场般的影响力”一时间在cI-AM(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和包豪斯学校等“现代建筑运动的神话般的组织中”，起着“左右方向的作用”，但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于30年代中期忽然急转直下，被斯大林复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所终结。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例子是，1934年，勒·柯布西耶设计的苏联轻工业部大厦与茹尔托夫斯基设计的莫霍夫大街住宅楼几乎同时竣工，前者采用简洁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试图通过建筑“表达现代技术最先进的力量”，而后者则采用帕拉第奥巨柱式的文艺复兴建筑风格。前者备受抵制与攻击，被批判为“莫斯科的疤痕”，而后者则大受赞美与喜爱。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建筑从先锋建筑走向复古建筑的急剧转变，许多著名建筑史学家曾对此进行了深人的研究，但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其结论也大相径庭。
克鲁克香克认为，这种转变源于“布尔什维克党基于马克思和列宁文化延续理论的美学和文化政策”对“意识形态虚无”的现代主义建筑存在敌意，官方希望通过俄罗斯古典传统对社会主义建筑进行全新的阐释。E·H·卡甚至把这种变化归结为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联领导人缺乏西欧背景，这直接影响到他的政治见解。A，B，利亚布申则认为这种变化源自30年代前后苏联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十月革命后极其紧张的岁月里“忘我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的禁欲主义”社会准则，为简洁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30年代之后，苏联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按照专业逻辑规律构成的、背叛传统的现代建筑形式”，因其不能给予人们积极的文化和历史的联想而遭抵制，古典主义建筑因其与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崇敬。在这种情况下，古典建筑的复兴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指出产生古典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风格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VOPRA(全苏无产阶级建筑师联盟)对构成主义派提出了“教条主义的但不容置辩的挑战”，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其次是在建筑领域举足轻重的院士派对构成主义的排除；最后是“党”认为人民群众无法接受现代建筑的抽象美学。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认为遥远的希腊文化“仍然可以作为苏联建筑的模型”。
曼弗雷多·塔夫里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人文主义的追求和对乌托邦的构想，与先锋派具有一脉相承的特征，而先锋派的民粹主义和纯粹的表现主义意识形态，是孕育斯大林时期苏联建筑向古典主义退化的温床，并与纳粹矫饰的纪念主义建筑具有同源性。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指出，苏联先锋派“绝对主体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创造世界的愿望”，使他们相信要实现其艺术作品“必须给予他们无限的政治权利，即那种极权主义的力量”，先锋艺术对“绝对现代”的追求与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艺术具有相同的思想基础。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并不是古典主义的，它是“极权主义的复古主义”，是“自我力量神化的结果”。
克鲁克香克和弗兰姆普敦揭示了先锋建筑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矛盾性，塔夫里和科斯洛夫斯基则揭示了先锋建筑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之间的同源性。尽管结论迥异，但他们都意识到社会文化现实和意识形态对建筑的强大影响力。艾伦·科洪指出：“发生在美学系统中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和有意识的，这些变化直接与意识形态有关，而意识形态只能在历史的文脉中被理解。塔夫里在《(建筑与乌托邦)序言》中也宣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为建筑批评提供了一个能够进行深层检验的参照体系：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就是去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
受此启发，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唯物主义美学的框架下，通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的产生、发展与变异过程的批判性重读，揭示隐藏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背后受“意识形态偏见污染”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建筑与权力
每一种政治文化对建筑的利用都有其理性而现实的目的，这能够被大众心悦诚服地理解，即使是建筑被用来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时。但一旦突破政治算盘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的界线，建筑就不再仅仅是政治工具，它变成了一种幻想，甚至是一种病态，迷惑着广大的受害者。——迪耶·萨迪奇
1925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发表题为《东方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讲，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无产阶级内容，民族形式”的文艺理论。斯大林在演讲中指出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而形式是民族的，这就为用民族形式来表达社会主义文化的合法性打下了理论基础：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当资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无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苏维埃政权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口号。
斯大林在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基础上，将其演绎为“无产阶级的内容／民族形式”的表述方式，并在文艺领域演变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民族形式”(即“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斯大林模式。在建筑领域，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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