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轩”刘门成都旧学与书画世家

“槐轩”是清代中期大学者刘沅（1768-1855）在成都南门淳化街宅第的称号。因他在此讲学治学四十年，特别是后人选集其学术著作22种刻成《槐轩全书》发行于世，其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槐轩学派”，也称“刘门”。刘沅亦被人称为“川西夫子”“塾师之雄”，未经科举而被清廷授予文职正二品资政大夫，国子监典簿，堪称巴蜀地区一代大儒。

刘沅开创的槐轩学派可谓成都历史上影响十分深远的一个以儒家精神为本，并汇通儒、道、佛诸家学说于一体的学术流派和文化品牌。特别是刘氏一门中连续五代都产生了很多知名学者、乡贤达人和书画名家。这种家学渊源深厚且代代承传的学问书画世家，是成都乃至巴蜀大地少有的文化现象，也是当下弘扬成都历史文化应有的一张品牌。

从有记载的史料看，刘氏一门从刘沅之父刘汝钦起即好读书，精于易学，并有著作《笔记》传世。清嘉庆元年，刘沅之兄刘芳皋中进士出任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刘家以科举扬名的开端。刘沅虽屡次乡试中榜，但因想陪伴形孤体弱的母亲而不愿远离，遂未有科举仕途。但他生而颖悟，沉潜嗜学，一生以书为伴，以治学教书为业，在学问与教育方面都做出了常人难有的大成绩。年轻时刘沅即饱读诗书，但30岁那年，刘沅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回到成都后家中又连遭厄运，一连串的打击使刘沅身心疲惫，身体极度衰弱。一天，他在市场上买药而偶遇卖药老人野云，野云先生为刘沅配药方治病，并闡述圣贤之言“仁者寿，大德必寿”等道理，嘱咐他存心养性。刘沅见老者不凡，顿有所悟，遂拜其为师。野云老人所传“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其实质是道教的内丹术与儒家修身两者的融合。在野云老人的指点下，刘沅养性修炼，儒道兼修，身体日趋强健。后来刘沅曾感慨说：“回思平生辛苦备尝，几如再世，使不遇野云老人，早归大暮。”从青少年时期身体羸弱，几番临死，到拜师野云老人之后，竟然在晚年（从五十九岁到八十多岁）时连得八子，将近九十才逝世，实乃人生奇观。这番经历使刘沅对道家养生的丹道思想至为信从，也决定了他的学术体系中道家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四十多岁时，刘沅在成都南门建槐轩（私宅）开始讲学授徒，并数十年笔耕不辍，写成了鸿篇巨著《槐轩全书》。该书内容涉及儒家经学、道学、佛学、伦理纲常及成都的历史、地理、人文等诸多方面，其学说主张伦常“中正仁义”“正己化人”“亲亲仁民爱物”，强调内外兼修，修身实践与伦常实践并重。近代国学、史学大家南怀瑾、陈寅恪、梁漱溟、蒙文通等及当代学者们都对槐轩学说评价甚高。虽为旧学，但在当下也能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当代社会风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刘沅晚年还开展了大量公益慈善活动，主持修葺武侯祠，重新审定祠内文臣武将塑像，至今武侯祠内25尊人物雕塑都是他修建留下的。此外，他还为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几处名胜古迹题咏碑刻，重修黄忠墓等等。刘氏五代人都关爱武侯祠修缮维护，堪称蜀中佳话。

作为学问世家，槐轩刘门后继有人，英才辈出。他的儿子刘梖文及门人刘芬为弘扬其学问，集资创办守经堂，并选录其著作22种刻成《槐轩全书》流传后世。他的孙子刘咸荥、刘咸炘、刘咸焌均擅长学问与书画，被时人誉为“双流三刘”。他的曾孙刘东父是巴蜀现代著名书法家，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多处名胜之地都留有其墨迹；曾孙刘伯谷也是槐轩学说的继承者，当今学界和相关媒体都有记载和影响。第五代孙刘奇晋是当代成都著名书法家，曾任省、市两级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当今成都书法界很大一批中青年书法家和众多书法爱好者都出自其门下或受其影响。特别还当一说的是他的孙辈“双流三刘”中的刘咸荥、刘咸炘二人，更是少有的智者与贤达。

刘咸荥（1857-1949），字豫波，室名静娱楼，是刘氏家族里的著名学者，民国时期成都著名社会贤达“五老七贤”之一，在老成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清光绪二十年他被选为拔贡，后曾任内阁中书，四川省咨议局议员，成都府中学堂监督等。刘咸荥终身从事文教工作，先后任教于成都尊经书院、游学预备学堂、通省师范学堂、四川高等学堂、成都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校。刘咸荥一生精通经史，尤长于诗词书画，并有著作《静娱楼诗文集》传世。1931年全国十七省发大水灾，成都市各界助赈会发起募集寒衣，刘咸荥作为四川著名乡贤，亲自撰文《成都市各界募集寒衣助赈会公启》，其文情文并茂，催人泪下，一时为人广泛传诵。1948年，同为“五老”之一的诗人、书法家赵熙去世时，刘咸荥亲撰挽联：“五老只余二人，悲君又去；九泉若逢三友，说我就来。”既悲老友前后故去，又很诙谐地把人生死亡看做是一种轻松的状态。这种潇洒旷达，只有具备大智慧与大才情的仁智者才有如此胸怀。他的书法作品遒劲飘逸，并或隐或显地表现出黄庭坚书法的意趣，呈现出一种跌宕而雍雅的风致，亦体现出达观旷逸的人生境界。

刘咸炘（1896-1932）是刘氏家族中最有才华与智慧的一位学者和书画家。可惜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36岁，但他却在文、史、哲、艺术诸多领域留下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果，在其短暂的治学年限十余年中，共成书236部，475卷，总名曰《推十书》。该书内容十分丰富，论历史事件、诸子百家，论文学诗词、理论，论说治学门径；论书法各体以及版本校订和目录之学等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史学及目录学著作多引用刘咸炘先生的论点或书目。据记载，抗战时期著名学者陈寅恪在来成都华西大学讲学时，曾到处搜访购买刘咸炘的著作，认为刘咸炘是四川最有识见的学者。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在《四川方志序》中评论刘咸炘“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1982年日本学者因为治学的需要而专门到四川省图书馆查阅刘咸炘的著作。继其后，有德国学者也托人到省图书馆查询他的相关著述。可见他的学术已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刘咸炘曾先后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师生们都敬佩他的学问。据四川大学一些老教授回忆，刘咸炘在讲课时，听讲的人很多，教室里坐满了，门窗以外还围立着几层人倾听。刘咸炘一生都埋在书堆里读书治学，1930年以前他都没有离开过成都。1931至1932年，这两年他才开始游历青城、峨眉，并在1932年夏天游剑门关。可惜这次游历却使他受了暑热，回成都后便染病不起，不到一月便咯血而逝。其生平经历与成果，在今天读来也莫不让人叹惋。刘咸炘亦善书法，15岁时就以书法教人。他写有一本论书法的专著《弄翰馀渖》，提出“华夏艺术，书画并重，而书之变化尤多”，强调“篆、隶、真并学之法”，主张写书法史来扩大书法艺术的传播与影响，并对大篆、小篆、分书、隶书、真书、草书、行书的发展变化，都有精辟论述。今天武侯祠关羽殿门栏上的“义薄云天”匾额，张飞殿前的“诚贯金石”匾额都是出自刘咸炘之手。其牌匾书法用笔圆润，结体宽博，气魄雄伟。而留存的手札条幅等作品则写得质朴自然，很见功力与性情。他的楷书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