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应运而生。三是厚基础教学。学生入学头两年一律不分专业，一起学习数、理、化等公共基础课，这些基础课并不针对学生将来可能的专业，而纯粹以提高知识水平为目的，为学生今后各种发展打好基础，两年后再根据学生兴趣分不同专业。由于巴黎综合工业学校改革效果很好，后来世界许多理工科大学都照搬它的教学计划，引用它的教材。有一种说法，认为巴黎综合工业大学是现代大学之母。
世界上现代工科教育大致也是从巴黎综合工业学校开始的。特别是1811年出版的泊松两卷本《理论力学》和1826年出版的纳维《力学及其在结构与机械中的应用》对后来工科教育影响很大。后来世界各国的工科基础课《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的基本教学内容就是在这两本教材基础上形成的。
由于巴黎综合工业学校的成功，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世界一流学术大师，如柯西、拉格朗日、庞加莱、纳维、菲涅尔、卡诺、圣维南、泊松、科里奥利、埃菲尔、居里夫妇等。近代力学特别是连续介质力学、数学分析的严格化和波动光学的复活等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第二所是成立于1810年的柏林洪堡大学，这所国家资助、男女合校的高等学府是当时普鲁士教育大臣、德国著名学者、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Wilhem von Humboldt）创办的。
虽然巴黎综合工业学校主张平民可以入学，但它当初禁止招收女生，而柏林大学则去除这条限制，主张男女合校。巴黎综合工业学校虽然主张教学厚基础，但不管是它还是以前各种学校，都或多或少以培养针对社会某种行业需要或就业为其最终教学目的。而柏林大学提出办学宗旨是以求知和研究为主，大学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要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即教授治校。它包含3层含义，一是大学独立于政府管理系统，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组织形式”；二是大学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科学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和真理，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三是寂寞是从事学问的重要条件，大学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潜心于科学。这是近代脱离政治和社会俗务的一所真正自由的大学，也是第一所新制的教授治校大学。由于这种办学精神对于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都相当深远，所以柏林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父。
高度自治、高度学术自由的氛围下，培育了德国一代名流——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普朗克、海涅、黑格尔、玻恩、赫兹、费尔巴哈、舒曼、冯·诺依曼，他们都出自柏林大学，出自该大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29位。20世纪初这里在科学上成为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发源地。
第三所大学是成立于1876年的霍普金斯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并且是一所世界顶级著名私立大学。柏林大学在世界上首开大学脱离政治和俗务、专心搞研究之风气，霍普金斯大学一开始便效法柏林大学，专门招收从事研究的研究生，在世界上首开招收研究生的历史，其招收研究生的办法后来为世界其他大学普遍采用，对科学和教育发展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由于研究生培养的成功，与霍普金斯大学有关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36位，此外，该校还培养出一大批美国政界、军界、企业界名人。
以上3所对世界大学教育影响较大的大学，以及后来以它们为榜样所开办的大学，其主要功能是研究学问，即生产、传播和保留知识。现在一般称为研究型大学，区别于以职业培训为主的专科型大学。
我国大学起步较晚，1895年洋务派主将盛宣怀主持创办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开始建立时只有工程、矿物、机器、律例4门，显然主旨是为洋务服务，很难说是一所研究型大学。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留下的唯一成果，其目的是全面向西方学习。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明确提出大学任务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07年蔡元培40岁的时候，赴德求学4年，深受德国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影响。因此，他将大学任务定位为“研究高深学问”，实际就是柏林大学办学宗旨，要将北大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
蔡元培还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这正是柏林大学办学脱离政治和俗务羁绊、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主张。由于蔡元培身体力行对旧北大进行改造，北京大学在一个阶段出现了一批对中华民族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蔡元培为改造北大，费尽心机，虽然成效卓著，但终因处处掣肘而无法彻底实现自己对新教育的理想，1927年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蔡元培在北大经营11年，他曾经担任中法大学等校校长，对于中国大学教育产生积极影响，蔡元培之后的胡适和蒋梦麟也是按照蔡元培办学方针经营北大的。1937年北大与清华、南开成立西南联大期间，同样是按照蔡元培办学理念办学，实际是按照国际的大学功能理念办事。所以，尽管在极为艰难的抗战期间，西南联大还是集中一批优秀学者，做出世界一流研究成果。如华罗庚在数学、许宝騄在统计、吴大猷在物理、周培源在湍流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2011年，清华大学庆祝建校100周年，列举了在清华历史上出现的29位大师级学者，这29位无一例外都是清华大学从1911年到1949年这38年之间聘请或培养的。从1949年到2011年62年间，竟连一位大师也没有出，所列举大师都出在100年的前三分之一时期。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对大学功能不同认识有关，不同办学方针造成不同结果。前一时期以“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目标，用梅贻琦的话是“大师之谓也”，以追求培养有学问的大师为己任；而后一时期方针变了，对大学功能理解变了，当然结果不同。
1949年之后，我们喊了60多年“教改”，不断改来改去。我们的“教改”离国际主流大学办学理念到底近还是远了？比一比我们历次提出的教改口号和改革措施与蔡元培、梅贻琦当年的提法和做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显而易见。如果再不认真反思，按原来那一套继续走下去，所谓赶超世界一流大学，不过缘木求鱼而已。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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