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初中语文教材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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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前期（1904～ 1949年）中小学语文课程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语文教材并非仅仅是语文课程被动的载体，它在被法定的课程标准塑造的同时，也通过教材编写者的种种创造性探索，为语文课程的发展积累知识、贡献智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参与了语文课程的建构。

本文拟通过梳理20世纪前期初中语文教材的演变，从中透视语文课程的发展轨迹，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当前初中语文课程和教材的建设提供借鉴。

一、清末民初时期（1904～1921年）：旧新交织，过渡转型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中学章程》，其中设置的12门中学堂课程中与语文学科相关的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章程规定，中学五年“读经讲经”的学习内容是《春秋左传》和《周礼》，基本沿用过去的儒家经典，没有另编教材的需要，而“中国文学”含读文、作文、习字等项，此实是语文单独设科之始，专门的“中国文学”教材应运而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国学大师刘师培编《中国文学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6年印行）和吴曾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刘师培编《中国文学教科书》共10册，承接国学传统，十分重视“六书之文”的“小学”，先明“小学”大纲，接着分析字类，讨论句法、章法、篇法，及至总论古今文体，然后才编列选文。这种体例打破了传统文选式的陈规，开语文知识编入中学教材之先河。吴曾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分为5册，按文学史逆序选文，由近及远。每个朝代以名家为中心，搜罗其各种体裁代表性作品，以此让学生了解作家创作道路、文学成就与风格。此书特色鲜明，一是选材范围广泛，重视应用之文、经世之文，甚至选入当代针砭社会时弊之作，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问题，如第一册选入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序》、鲁一同的《秦论》等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二是把文学史知识纳入中学教材，每册之首，设例言一篇，总论其时文学之渊源、文章之优劣；三是体例有特色，书眉有细批，题下略述评语，概言命意所在，兼及结构之法，精要而富有启发性。[1]

清末的语文教材内容还是偏重儒家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编写形式还滞留在传统文选型教科书的窠臼里，但开始按照学制分册（每册供一学年或一学期使用）编写，并编入语文知识，设置简略的助学系统，初显现代教材的特征。

1912年（民国初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2]并将中学堂学制改为四年。随后颁布带有临时课程标准性质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国文课程做了明确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之文，兼课习字。”[3]这些涉及选文和语文知识的原则规定对语文教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时出现的中学语文教材，影响较大的当推许国英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全套4册，皆为文言文，按时代逆序选文，在选材上比较注重历史题材，并注意体现每一时代的文学现象，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其编辑大意言：“于文与文之排比次第，不仅用深浅分量为主，且暗含意义比较或事实互相之作用。”[4]前后课文或文体相同，或题材相关，且在思想内容和写作方法上有可比较学习之处。此或可视作语文教材单元编制模式之雏形。此外，还有谢无量主编《新制国文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版）。全书4册，每册分若干编，每编选文属同一体裁，共分“传志之属”“论著之属”“序录之属”“诗赋之属”等13种体裁，开创了按体裁分单元编排文章的先例。[5]

当时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选择偏重浅易文言文，一般采取由近溯远的逆序排列方法。课文仍以文章为中心，略加评点，着重于文学趣味的培养和训练。在选文的组织上，多以体裁为线索，分类更为集中明了，出现了“传志之属”“论著之属”“序录之属”“诗赋之属”这类一般性的体裁概念。这个时期教材的特点是分类分组的趋势更明显，语文知识（文字、文法、修辞、文学史）以简明扼要的形式编进课文中。[6]

清末民初的语文教材基本上还是采用文言文，但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是否进入教材成为争论的热点。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小学国文改为国语，并自秋季起教材一律改用白话文。随后中学语文教材也迅速采用白话文。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洪北平、何仲英编《中等学校白话文范》，全书4册，所选文章大多数是当时报刊发表的文章，也选了一些古代白话小说、诗歌、语录等，并试行新式标点，这成为我国最早的一套专选语体文的中学语文教材。[7]

清末民初，是我国从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在语文教材的建设上也是如此。一方面，文言文还是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经学思想还是语文课本中的主流，传统纯文选型还是教材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新的理念在萌芽，白话文进入课本，新思想在艰难地渗透，关注现实的倾向日益明显，语文知识开始在教材中占有一席之位，单元组合方式也在悄然摸索中。旧与新的交织成为过渡期初中语文教材的基本特点。

二、新学制时期（1922～1928年）：新语言新文学地位确立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宣布实行新学制，改学制为“六·三·三”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同年12月，新学制课程纲要草案公布。《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按学年对初中三年的“教材支配”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教材对应“作业支配”（学习范围），应包含读书（分精读、略读）、作文、写字三方面内容。二是对“精读”选文提出明确的文体要求，初一为“传记，小说，诗歌，兼及杂文”，“取材偏重近代名著”；初二、初三为“记叙文，议论文，小说，诗歌，杂文”，“取材不拘时代”。三是“精读”选文中语体文和文言文并重，按学年则语体文渐减，文言文渐增，各学年的比例依次为3∶1、2∶2、1∶3。四是提出了“略读书目举例”。五是作文要求初一、初二“以语体为主，兼习文言文”，初三则“语体文言并重”。[8]

课程纲要关于教材的这些原则要求改变了初中语文教材的面貌。第一，语体文在教材中取得了和文言文同等地位，且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体现时代新思想的新文学优秀作品大量入选课本，选文内容更贴近时代和现实，有的教材甚至以社会问题为中心线索来组织选文，以培养学生批判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第三，教材的编撰技术日趋成熟，许多教材在书前和书后列置教授大纲或教材支配表，阐明每一篇课文的教学目标、教学任务、教学进程及教学方法指导等。可以说，随着新学制的推行，新语言（语体文）新文学在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立。

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初中语文教材，有孙俍工、沈仲九编《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上海民智书局1923年版），顾颉刚、叶绍钧等编《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沈星一编《中学初级国语读本》（中华书局1924年版）等。

孙俍工、沈仲九编《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初中语文教材的特点。这是一套全部采用白话文的国语教材，一至四册主要是新文学运动以来重要作家作品及部分唐宋以来白话戏曲及小说，第五、六册则全是翻译的国外小说名作。这套教材在选材内容上突出“新”，重在反对封建纲常礼教，传播科学、民主，宣传个性解放，启迪民智。它在书前设置“教授大纲”，规定课程、教材、教法、批评等事项及阅读、写作、说练之目标，在结构上采取文选、注释、各段大纲之提要及批判相结合的形式，试图对教科书在目标、编写结构上做出量化及程序化探索。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它的内容太博杂，太强调社会性、思想性，有些忽略国文本身的训练。[9]

三、课标修订时期（1929～1949年）：走向成熟，基本定型

南京政府成立后，先后于 1929年和1932年颁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和正式标准，并先后在1936年、1940年、1948年进行修订。1929年《初中国文暂行课程标准》继承了1923年课程纲要的基本架构，把“教材支配”发展完善为“教材大纲”，对教材编写提出了更详细具体的规定。首先，在“精读”中增加了“选用教材的标准”：“（1）包含党的主义及策略，或不违背党义的。（2）合于现实生活的；乐于社会生活的。（3）含有改进社会现状的意味的。（4）合于学生身心发育的程序的。（5）叙事明晰，说理透彻，描写真实的。（6）造句自然，音节和谐，能耐讽诵的。”其次，提高了语体文的分量，语体文与文言文三年的比例递次调整为7∶3、6∶4、5∶5。再次，“各种文体编选需错综排列，其中第一年偏重记叙文、抒情文，第二年偏重说明文、抒情文，第三年偏重议论文、应用文”。最后，增加了学习“文法的词性，词位，句式；修辞的组织法，藻饰法和文体的分类等”文法与修辞知识的要求；此外，还在“略读”中提出了具体的“选用读物的标准”。[10]此后的修订略有调整，但变化不大，只是进一步明确了“精读”课文中记叙文、说明文、抒情文、议论文的比例。

这些教材编写标准的提出和完善为教材编写提供了基本依据和指导意见，逐渐塑造了现代初中语文教材的基本面貌。经过二十余年的探索，现代初中语文教材呈现出一些比较稳定的基本特征，标志着初中语文课程走向成熟，已经基本定型。

第一，语体文与文言文并存，语体文成为主流。经过清末民初过渡期的争斗，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语体文在社会上得到推广。新学制课程纲要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规定语体文和文言文并存的格局，其后数次课标修订进一步明确规定语体文与文言文的比例，语体文从此在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总分量最终超过了文言文，初中语文教材的基本面貌因此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第二，初中语文基本教学文体确立。初中语文教材在初期都把选文按古文种类来分类，名目繁多，不利于教学。后来有教材（如中华书局1914年出版的谢无量主编的《新制国文教本》）把这些选文种类再作归并，形成一些较大的文体类型。此后，1923年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明显是借鉴西方文体分类法，在“精读”要求中出现传记、小说、诗歌、杂文、记叙文、议论文等文体名称。1929年《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则进一步明确初一“偏重记叙文、抒情文”，初二“偏重说明文、抒情文”，初三“偏重议论文、应用文”。1936年《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进一步量化了“精读”中各种体裁选文的比例。1940年《修订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对这一比例再次调整（见下表）。[11]

此表下“附注一”明确：“第一学年以记叙文为中心，第二学年以说明文为中心，第三学年以说明文、议论文为主。”至此，初中语文教材中形成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三种基本教学文体，对教材的编写以及教学实施，乃至整个初中语文课程的结构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影响至今未衰。

由于教材审定机制的作用，这种基本教学文体格局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材中得到准确贯彻。笔者根据闫苹、段建宏主编《中国现代中学语文教材研究》（文心出版社2007年版）介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33套初中国文教材资料进行统计，发现其中24套（72.7%）是严格遵照课程标准规定的各年级文体比重来编写的。

第三，初中语文基本知识体系建构成型。现代意义上的语文学科课程从以学习经典为主的传统综合课程中剥离、独立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学科知识体系的创生过程。清末民初过渡时期的语文教材肇始于“中国文学”，基本是按历史线索选择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作为课文，无意识中把文学（史）知识纳入了语文学科知识范畴。接着，为了编排组织选文，编写者尝试着对大量的选文进行归类合并，而且教科书中引导学生阅读的评点文字往往也会从文体角度切入，于是文体知识也成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组成部分。到了新学制时期，受引进的西方文学、文体理论的影响，1923年“课程纲要”把这种教材编者无意识中创生的语文知识转变成为明确的规定，并形成了“读书”“作文（包含口头作文，其中还提出了文法与修辞的要求）”“写字”三线并进的知识结构。此后，有意识的语文知识体系建构开始：1929年“暂行课程标准”把“文法与修辞”的要求位移至“精读”部分，1932年“课程标准”则把“教材大纲”改为“阅读”和“文章作法”两大板块，在“文章作法”中分列“（一）语法文法（句式、词位、词性）”和“（二）文章体制（取材、结构及描写法）”，知识的体系化得到强化。至此，“读写说”“文章文学文体”“语法修辞文法”共同构成了初中语文基本知识体系。这一体系已接近20世纪后期出现的更为全面的中学语文知识体系，唯缺“听”与“逻辑”而已。

这一语文知识体系的成型，汇聚、整理了语文教育研究者和教材编者的各种探索，体现了使语文课程科学化的追求。受其影响，不少教材开始直接在选文之间穿插知识短文。最能体现这种科学化追求的初中语文教材，当推被后人视为语文教材科学化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的《国文百八课》（夏丏尊、叶圣陶等编，开明书店1938年版）。编者提出，“想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它以语文知识为中心线索来编制课文。每“课”（即单元）含“文话”“文选”“文法”“习问”四个部分。“文话”是一篇语文知识短文，集中阐述一个读写知识点，是每课核心，起统摄全课的作用；“文选”则选择两篇作为读写知识点范例的作品；“文法”（或“修辞法”）是语法知识或修辞知识，精心取例，对选文做进一步研究；“习问”则是围绕“文话”和“文法”（或“修辞法”）的知识点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分析文选的作品，巩固知识。全书分6册（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全书只出了4册），每册编制18课，共108课，每课“文话”“文法”（或“修辞法”）分别是一个知识点，全书形成由读写知识和语法修辞知识织成的一张双线知识网络，共有216个语文知识点。每册文话的知识点各有侧重，大体是第一、二册重点为记叙文，兼及总论、应用文；第三册重点为说明文，兼及小说、韵文、散文、诗歌；第四册重点为议论文，兼及宣言、对话等杂文体。总体而言，是按照文章学的系统编排，构成了一个严密有序的文章读写知识体系。[12]

第四，单元编排方式成为主流。经过多年的摸索，按单元编排渐成语文教材的主流。笔者根据闫苹、段建宏主编《中国现代中学语文教材研究》介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33套初中国文教材资料进行统计，发现其中26套（78.8%）是以单元形式来组织编制的。

组织单元的线索多种多样，按体裁、题材、主题等组织单元成为普遍模式，而且产生了不少创新模式。如前述《国文百八课》以语文知识点（“文话”）为线索来组织单元，完全颠覆了传统教材的文选模式；傅东华编《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把两篇精读选文与一篇习作结合起来组织单元，形成读写结合单元；北平崇慈女子中学校1934年出版的《国文初级中学教科书》则以比较阅读来组织单元，每单元由两篇从某个角度构成对比的课文组成。[13]

而且，有些教材每个单元都有集中明确的单元教学目标，全册教材之首还有“教材支配表”，详细罗列各单元各课的教学目的、体裁、内容简介。可以看出，教材的单元编制已经由表及里，涉及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具备单元教学法之本质。

值得一提的是，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中等国文》（新华书店1946年版）也是一套典型的单元编制教材。全套共6册，供初中三年使用。它提出了“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概念，以此为核心来整体构思全书。“每册30课……每5课为一组（一个教学的单元），每组的前4课（第一册是3课）是读文，末一课（第一册是2课）是语文规律的说明。每册每组都大致有一个中心……”选文分文艺文和实用文两大类，侧重于实用文，均着眼于语文规律、政治内容和一般文化知识价值。[14]这套由胡乔木主持编写的初中语文教材成为新中国第一套统编初中语文教材的蓝本，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

纵观20世纪前期初中语文教材的演变历史，可以归结出初中语文教材演进的一些特征：从内容取向上看，由传统的崇尚儒家经典教育转向经典文化与现实问题并重；从功能取向上看，从传统的重视思想教育转向注重语文的工具性、实用性；从选材上看，语体文与文言文并存，语体文从无到有，比重逐渐增加，并最后超过了文言文；从文体看，由含混无序到形成基本教学文体，并确立由偏重形象思维的记叙文逐步转向偏重抽象思维的议论文的学年发展路向；从编制结构上看，从以单篇文章为中心，以时代与体裁为经纬的文选型过渡到以一组文章为范例，辅以严密的助学系统和作业系统，并具有教学法功能的单元编制型。可以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初中语文教材逐渐走向了成熟。

参考文献

[1][2]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38，39，40.

[3]课程教材研究所.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69.

[4][5][9][13]闫苹，段建宏.中国现代中学语文教材研究[M].郑州：文心出版社，2007：14，26，43～46，222、231、233.

[6]刘正伟. 1901～1949年语文教科书发展研究（上）[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7（8-9）.

[7]郑国民.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0.

[8][10][11]课程教材研究所.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75，283，305.

[12]赖瑞云.混沌阅读[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88～89.

[14]课程教材研究所.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中学语文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12～13.